莫砺锋:重读《古诗今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7 次 更新时间:2014-12-10 1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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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古诗今选》是程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作编撰的古典诗歌选本,此书的属稿始于1956年,二位先生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对选目和注解皆反复推敲,几经损益。此后适值多事之秋,二先生身罹祸难,更延缓了工作的进度。所以直到1977年沈先生去世时,全书尚未完稿。其后由程先生独力从事,终于在1979年完成全稿,并于次年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印行了征求意见稿。读者对这部征求意见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也对它的一些疏误提出了很好的改正意见。在此基础上,程先生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并于1983年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版便印行了6万余册,且很快销售一空,其后多次加印。到了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为程先生出版全集,程先生把编辑全集的事情交付给我,并让我乘机对《古诗今选》进行一次校订。校订的主要原因是此书正式出版后陆续发现了一些疏误,例如陈师道的《九日寄秦觏》一诗,书中原系于元符二年(1099),有读者指出实作于元祐二年(1087),校订时便予以改正。也有一些地方由于原稿撰写的年代较早,难免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例如《前言》中关于古代诗人的阶级分析等内容,时过境迁,已显得不再合宜,便予以删除。无论是修订还是删改,全都是遵照程先生的指示而进行的。有些修改意见虽然是由我提出的,但也得到了程先生的首肯。例如元稹《连昌宫词》中的“二十五郎吹管逐”一句,原书中作“吹管笛”。我检索了各种版本的元稹诗集,此句大多作“吹管逐”,且有元稹自注云:“玄宗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两者可以互相印证。只有少数版本在“逐”字后注称有异文“一作篴”。程先生当初认为当作“篴”,也即“笛”字。但我觉得“逐”字有“追随”之义,在此句中可解作“伴奏”,句意颇顺。如作“吹管笛”,反而语意拖沓。而且此句的前后两联的韵脚是“束”和“续”,皆属“沃”韵,“逐”字属“屋”韵,在古诗中“屋”、“沃”两个韵部是相通的。如作“笛”,则属于“锡”韵,与“沃”韵不相通。经过一番商讨,程先生便同意将“笛”字改成“逐”字。总而言之,《程千帆全集》虽是在程先生逝世半年以后出版的,但收进《全集》的《古诗今选》的全稿都曾经程先生亲自审定,可以视为定本。现在凤凰出版社以《全集》版作为重版《古诗今选》的工作底本,是非常妥当的。

   文学作品的选本,不但是让普通读者进入文学殿堂的方便通道,而且是反映选者的文学观念的重要文本。鲁迅先生说得好:“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他又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以古典诗歌为例,专治诗学的学者也许需要通读许多总集,一般的读者则往往是通过阅读历代诗歌的选本而了解古诗的。凡是在选本中入选较为频繁、入选作品较多的古代诗人,便在后人心目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由于时代风气不断演变,同时代的选家也各有手眼,历代的诗歌选本的标准往往大相径庭。比如在唐人所选的唐诗选本中,杜甫的地位便相当低下。除了早已亡佚的中唐顾陶所选的《唐诗类选》曾选入较多的杜诗之外,唐代出现的其他唐诗选本对杜甫相当漠视。在现存的13种“唐人选唐诗”中,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中选了杜诗,其余的12种中竟然不见杜诗的踪影。可是自宋代以后,杜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地位便扶摇直上,到了清人所选的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中,杜诗的分量便超过李白、王维而独占鳌头了。正因如此,普通读者在阅读古诗时一定要选取一种或几种较好的选本,才能获得关于古代诗歌的较全面、较准确的知识。也正因如此,尽管我们早已拥有多种多样的古诗选本,但仍然需要不断地推出更符合现代读者需要的新选本。

   那么,《古诗今选》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呢?换句话说,程先生和沈先生历经几十个春秋来编选这本诗选,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首先,《古诗今选》是一本通代的古诗选本。所谓“通代”,就是贯穿几个朝代。对于《古诗今选》来说,便是贯穿了汉魏六朝(书中称为“八代”)、唐代和宋代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古诗今选》之前,类似性质的古诗选本主要有三部:一是宋末元初方回所选的《瀛奎律髓》,它是一部唐、宋两代的律诗选本;二是清代王士禛所选的《古诗选》,它专选历代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五古部分上起汉代,下迄唐代,七古部分则上起汉代,下迄元代;三是清代曾国藩所选的《十八家诗钞》,它上起汉末的曹植,下迄金代的元好问,所包括的时段略同于《古诗选》。应该说,这三部古诗选本都是程先生、沈先生烂熟于胸的,也肯定是他们编选《古诗今选》时曾经参考过的范本。然而《古诗今选》毕竟有很强的独创性,它所体现的选家眼光已经超越了前人。在诗体上,《瀛奎律髓》专选五、七言律诗而不选古体诗和绝句,《古诗选》则专选古体诗而不及律诗和绝句,《十八家诗钞》虽然不限诗体,但它于王维、孟浩然只选五律,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则不取五古,仍然多有局限。《古诗今选》则各体皆收,而且在五、七言诸体之外选入了少量优秀的六言诗、杂言诗以示在五、七言诗成为诗体主流后仍有其他诗体的存在。这样就能让读者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有比较完整的把握。在时代上,《瀛奎律髓》限于律诗而只取唐、宋两代,读者虽可从此窥见律诗艺术之精妙,但难以理解其渊源。《古诗今选》则选取多首六朝诗歌中近于律体的作品,并在沈约《别范安成》的按语中指明其对后代律诗的影响:“齐梁时代,声律说渐兴,为律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先是五言古诗开始律化,然后是七言律诗和绝句诗。在完全律化以前的过渡形态,称为‘新变体’,本诗就是其中之一。以下所选的诗,如何逊《与胡兴安夜别》、王籍《入若耶溪》、徐陵《关山月》、庾信《咏怀》、薛道衡《昔昔盐》也都是由五古过渡到五律的‘新变体’。到了唐代,就出现了完整的律诗和律化了的绝句。”我相信,此类作品及其按语对读者深入理解律诗艺术的来龙去脉是大有好处的。

   《古诗今选》为什么以五、七言诗为主?又为什么上起汉代而下迄于宋代?其《前言》中有简明的交代:“由于四言诗的盛行时期远在周代,汉魏以下很少有人写四言诗,所以五、七言诗是诗歌中流行的最悠久和最广泛、作品最丰富的样式。从汉代到现代,它们一直为广大作家所喜爱和熟习,经常加以运用。从汉到宋这一千多年当中,更是其最盛行的时代。祖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诗人基本上都是用五、七言诗这种形式来写作的。”五、七言诗在元代以后并没有停止发展,事实上程先生在日常的谈话中也经常说起明清时代的诗人及作品,他对元代以后的诗歌史并不轻视。但是就整体成就而言,唐宋诗歌达到的辉煌程度确是后代无法企及的。《古诗今选》将选择范围定于自汉迄宋的五、七言诗歌,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一部诗选最重要的内涵是入选的诗人及作品。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古诗今选》有着非同寻常的特点和价值。在八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陶渊明12首,鲍照8首,曹植7首,庾信6首,阮籍、左思、谢灵运、谢朓皆为4首。如果说陶渊明高踞八代诗史的首席是从苏轼以来的传统看法,那么将鲍照列于第二位,以及将庾信列于大谢之上,显然是独到的选家眼光。此外,入选的汉代无名氏“古诗”多达24首,仅出于《古诗十九首》的便有8首,体现出对五、七言诗源头的高度重视,也是相当独特的选法。在唐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杜甫33首,李白27首,王维16首,白居易15首,韩愈11首,刘禹锡、李商隐皆为10首,李颀、王昌龄、元稹、杜牧皆为7首,孟浩然、岑参、柳宗元、李贺、温庭筠皆为6首,陈子昂、张九龄、高适、李益、韩偓皆为5首。在这份名单中,韩愈、刘禹锡、李颀、柳宗元、韩偓的地位都比一般的唐诗选本有所提升,像李颀超过孟浩然与岑参、高适,显然是相当独特的观点。而入选杜诗超过王维诗的一倍,也是非常独特的选法。在我读过的唐诗选本中,只有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修订版(1999年版)与之相近。在宋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苏轼22首,王安石17首,黄庭坚、陆游皆为15首,陈师道、陈与义皆为10首,欧阳修、范成大皆为7首,杨万里、林景熙皆为6首,梅尧臣、刘克庄、谢翱皆为5首。其中王安石之位居第二,黄庭坚之与陆游平起平坐,二陈之超过欧公与范成大,还有林景熙与谢翱之列为宋诗大家,都是不同寻常的选法。如果从通代的角度来看,《古诗今选》所体现的独特见解就更为清晰。比如把唐、宋两代打通,那么《古诗今选》中入选作品较多的大诗人名单中的前五位分别是:杜甫、李白、苏轼、王安石、王维,然后是白居易、黄庭坚、陆游三人并列第六位。显然,这对于那种崇唐黜宋的传统诗学观念有着摧陷廓清之功,体现出宏通的视野和深远的眼光。此外,《古诗今选》的选择并不只盯着大诗人,例如南朝的萧衍,宋代的杨亿,都曾在现代的文学史著作中受到严厉批评,也在各种诗歌选本中受到长期冷落,但在本书中都有作品入选,以存其一体。

   从入选的作品来看,《古诗今选》也有鲜明的特点。此书对各种诗体无所轩轾,但对于各家在诗体上的特点则非常关注,比如王昌龄的7首诗全是七绝,充分显示出这位“七绝圣手”的特长。又如韩愈的11首诗全是古体,充分显示出其雄奇古奥的风格。此外如李商隐的10首中选律诗8首、绝句2首,陆游的15首中选五言诗1首、七言诗14首,都充分体现出他们在诗体上的特点和优点。对于一些比较罕见的特殊诗体,《古诗今选》也给予充分的关注。比如联句诗是由多人合作而成的特殊诗体,限于篇幅,本书当然不能多选。但它选了南朝范云、何逊的《范广州宅联句》,中唐韩愈、孟郊的《斗鸡联句》和晚唐陆龟蒙、皮日休的《开元寺楼看雨联句》三首,并在前二首的解说中分别说明联句诗这种形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读者把三首诗互相对照,即可对联句诗的来龙去脉有较清楚的了解。又如六言诗的数量非常少,但也代有作者,《古诗今选》先选了庾信的六言八句的《怨歌行》,并在按语中说:“六言诗在古代诗歌中不很发达,唐宋以来的作家也偶然有写六言诗的,但一般都是六言绝句。”然后又在唐、宋两代各选一人为例:王维的《田园乐》二首和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由于四首诗都是六言绝句,这就充分印证了前面的论断。又由于这四首诗确实是历代六言绝句中罕见的精品,就能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地方貌似不甚经意,其实都渗透着选家的良苦用心。对于常见的各种五七言诗体,《古诗今选》也尽量在选目中体现其渊源和脉络。比如庾信的《乌夜啼》,按语说:“这篇诗形象不够集中,不能算是一篇好作品。但它却是七言诗律化过程中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篇七言新变体。它证明:在五言诗开始律化不久,诗人们也就注意到七言诗的律化并从事实践。就这一点来说,它是重要的。”又如庾信的《寄王琳》和《秋夜望单飞雁》二首,后者的按语中说:“从以上两篇中,可以看到存在于五、七言的四言小诗中的律化痕迹,当然还不彻底,它们可以算是绝句诗中的新变体。虽然自来谈新变体的,多着眼于五言古诗到五言律诗的变化,但在七言古诗以及五、七言小诗中,这种逐渐律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否则初唐的七言律诗以及律化了的绝句的出现就显得太突然了。”读者先读这种尚未成熟但已显露出新变征兆的作品,再读后代比较成熟的同体作品,然后结合上述按语,就肯定会对相关诗体的发展脉络获得深刻而清晰的理解。

《古诗今选》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注释和按语。本书作为一本普及性读物,不像传统的注本那样广征博引,而只取一种最稳妥的释义,以求简明。但是对于旧注未及而现代读者可能难得确解的地方则尽量出注,例如诗人刘长卿的姓名,未见旧注为其注音,但本书则在“长”字下注音(zhǎng)。又如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中“树杪百重泉”一句,旧注未注。本书则注云:“百重(chóng),犹言百道。”这种注释虽然细微,但对读者大有裨益。本书也不像传统注本那样只引古籍原文,而改以浅近的语体文来予以解说。例如《送梓州李使君》的末联“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中即详引《汉书》、《三国志》原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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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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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南京)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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