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民国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是种天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23: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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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进入专栏)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智效民先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作者简介:智效民,1964生,任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等。

  

   胡适如不关心时政就不会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凤凰历史:在民国大学的课堂上,教授们会不会议论时政、臧否政治人物?

   智效民: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民国是一个教育独立、思想自由的时代,教授所思所想,自然要在课堂上表达出来。

   当然,这也与当事人的个性、担当有关。在我看来,所谓学者大致有两种:一种人往往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学问方面,对学问以外的事不大过问;另一种人既做学问,又特别关心时政。这些人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上承古代士人的传统,下启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做学问的同时也要关心社会,议论政治。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在研究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中比较多见。这也与他们研究的对象有关。如果不关心政治、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他们所做的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做学问的过程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种追求真理的事业,那是非常幸福的一种人生安排。因为是追求真理,所以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良心,有是非心。至于有些人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愿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愿意拿出一部分精力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那也无可非议。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把学问当作逃离现实的乌龟壳,把课堂当作回避是非的避风港。

   凤凰历史:在关心公共事务的这些民国教授中,谁最具有代表性呢?

   智效民: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胡适吧。当然,在他的朋友圈里,大部分人都是我说的那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集中在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的大学当教授。因为时间关系,再加上资料有限,我想不起直接回忆他们在课堂上议论时政的材料。但是胡适他们关心社会、议论政治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他刚刚留学归来到了北大,就和李大钊之间爆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假如他不关心时政,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他俩又都是北大的教授,他的学生对这件事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民国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是一种天性

  

   智效民:胡适这个人很有意思,本来他回国的时候立下誓言: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誓言呢?他认为中国社会落后、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导致的,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精力用到整理国故,引进西方文明的事业上来。然而,究竟是文化落后导致政治腐败,还是政治腐败导致文化落后?用蒋梦麟的话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胡适总是不能实践自己的誓言,在遇上腐败政治的时候,他往往会忍不住要议论时政、臧否人物。

   胡适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主要方式是办报纸办杂志。前面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在《每周评论》上展开的。一两年后,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发表《争自由宣言》,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随后,他又和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一开始他们本来是想把它办一份文艺性刊物,但是半路上又不由得就转到议论政治上来。转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一方面神化孙中山,大搞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排除异己,侵犯人权。所以胡适等人便利用《新月》这个平台,发起了“人权与约法”大讨论。进入30年代以后,胡适回到北平,又准备创办《平论》。当时他已经写好发刊词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刊物没有办成。但是不久,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杂志虽然是几个朋友自己花钱办的,但因为他们敢于直面现实,抨击时弊,所以很快就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教授能否在课堂上议论时政,而是能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

   其实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关心政治是人的天性。用胡适的话来说,他本来是打算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但就是忍不住要关心政治。当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程度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在一个以言获罪的时代,知识分子只能三缄其口以求自保,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凤凰历史:所以民国时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评论时政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局限于课堂上,他们往往是通过办报,直接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

   智效民:需要补充一点,胡适从不谈政治到大谈政治,与丁文江有很大关系。丁曾经对胡适说:你那不谈政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当今社会,“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是留英归来的地质学家,他对干预政治、参与政事有极大的热情。为此,他曾经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过“淞沪商埠总办”。当时上海还没有建市,淞沪商埠总办相当于后来的上海市市长。他虽然只干了八九个月,但我还是非常钦佩他这种精神的。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就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民国学者兼具传统士人风骨和现代批判精神

  

   凤凰历史:民国大学里很多教授都是留学英美归来,他们不仅思想很西化,穿着打扮也挺西化,让人明显感觉和中国人不太一样,那会遭到报纸的批评吗?

   智效民:民国时代学者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之外,还希望努力创造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多样化、多元化与大一统的体制是完全对立的,它的存在有利于避免专制独裁统治,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报纸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所以负责任的报纸是不会单纯拿服饰来说事的。据我所知,民国的大学教授基本上有两种服饰,一种是西装革履,一种是长袍马褂。比如胡适穿西服时候多,穿长衫时候少;冯友兰正好相反。这正好象征着对现代文明的学习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当然,在这方面,除了个人的习惯和爱好之外,恐怕还与他们的专业有关。因为胡适在北大教的是英文,冯友兰教的是中国哲学。如果教英文时穿一身长袍马褂,那就会像辜鸿铭一样,成为大家的笑谈。当然,辜鸿铭的存在,也说明了民国大学的兼收并蓄、宽容大度。

   我注意到,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好像很少穿中山装,这显然与中山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

   凤凰历史:民国的教授对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切身体会,对照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经济、法治方面的落后之处?

   智效民: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强调的是,民国的教授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里士人的风骨,而且还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体认,所以他们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化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但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正当五四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与此同时,新生的苏维埃也派代表来到中国,这里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所以,究竟是走西方文明之路还是走俄国革命之路,就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前面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为了了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在上世纪20年代都到过苏联,有的是进行考察,有的干脆投入其怀抱。但是因为苏联不可能让外人看到它的真相,所以考察者只是了解些皮毛;而投怀送抱者则遇上了上船容易下船难的问题。

   前面提到,为了推动社会文明和政治进步,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20年代初就签署了“争自由宣言”,并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法治的基本看法。

   到了3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德、意法西斯的崛起和苏联的存在,所以中国知识界还有一次关于“民主和独裁”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分歧是: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依靠强人政治来实现呢,还是要通过民主来实现?当时的知识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分歧。很多人,包括丁文江、钱端升和蒋廷黻等人在内,都主张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以便引领我们奔向现代化之路。刚才已经说过,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但他非常关心政治;钱端升是政治学家,专门研究各国宪政;蒋廷黻是历史学家,后来弃学从政,担任过行政院的政务处长。连这样的人都认为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必须先找一个独裁者,等到实现了现代化,才搞什么宪政。

   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反。他明确指出:千万不要把宪政看得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幼儿园的政治。在正常情况下,普通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他在投票选举的时候能够投出一票就可以了。有人担心竞选者说的天花乱坠会让老百姓上当受骗,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便上当受骗也只有四年,到下次换届时不投他的票不就行了?所以民主政治是幼儿园的政治。

   胡适的这些见解与他在美国经历过两次大选有关。当时胡适的政治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到竞选现场寻找真切的感受,所以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钱端升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从书本上来的。1948年他们在去留问题上之所以分道扬镳,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一点答案。

  

   胡适认为思想独立比自由更重要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课堂上只能传授知识,教授们议论时政,是不务正业,会误人子弟,您怎么看?

   智效民:这就涉及到学习的目的和教育本质了。

   不懂教育的人总觉得教授在课堂上只要传授知识就可以了,干嘛要议论时政呢?有些人甚至认为教授在课堂上议论时政会误人子弟。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没有必要。要知道青少年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们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总是把他们放在玻璃罩里保护起来,即便能够做到也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什么是知识?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做一个“两脚书橱”呢,还是把知识当作思考的材料?教育的目的究竟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呢?还是要把学生塑造成人云亦云的、会说话的机器?这都是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事实上,想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让他们开阔眼界、明辨是非、了解真相--包括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在这方面,教授在课堂上议论时政,师生之间无保留的思想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众所周知,教育的目的无非是要让我们的学生具有健全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假如仅仅把传授书本知识当成唯一目的,那就会剥夺学生思考的权利。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有知识没有思想,他就是一只会说话的狗,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应该营造一种百家争鸣的景象。把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摆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去比较、判断、思考、鉴别、欣赏……这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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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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