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民主不应该成为有争议的问题——由“苏唐辩”引发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4-11-2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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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  

 

10月21日,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同学组织了“星空锋汇”的一场活动。组织者邀请我担任该场活动的嘉宾主持,演讲者分别是苏长和教授和唐亚林教授。

学生组织这一次活动的背景是:苏长和教授日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一文而备受社会关注,也因此而引发了一些讨论,其中质疑者居多。唐亚林教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今年第六期发表了《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一文,主张从人民的需求观出发来认识民主问题,也有一些反响。因为唐教授通常表现出的直率以及说话不留情面的性格,而且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已经在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倾向性问题上与苏教授的对冲,所以这次活动事先被很多人认为是一场双方正面的观点交锋,是面向四百多听众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苏唐之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场活动的海报一出,便引来众多关注,向外发放的三百多张入场券很快被一抢而空。

作为嘉宾主持,我一开始就申明,作为主持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掌握讨论节奏,力主用民主的原则讨论民主”。据此,我设计的程序是:苏唐每人分别演讲15分钟,然后是互评5分钟,接着就进入提问和讨论环节。正是因为这样的程序设计,所以“苏唐之辩”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争辩,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平和、有秩序。

苏教授在他的演讲中,主要阐述了他提出“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的出发点。他说,由于他从事外交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经常有一些与国外学者交流研讨的机会。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印度学者称,说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说法使苏教授大受刺激,有那种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这样的刺激也引发了苏教授的思考,并直接影响到其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基本理路。苏教授认为,民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因此对于民主的解释,对于民主标准的确立,不能仅仅具有“西方话语”。各国都有各自的传统,各有其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各有其治国绩效。因此,苏教授认为,民主应该是一种“地方价值”,各国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对于治国理政的方式等等,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大国,沉淀着符合自己历史传统的政治文化,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因而完全可以弘扬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西方国家的民主也越来越暴露出了其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走向衰落的趋势。

唐教授在其演讲中主要阐述了他的三个基本观点:第一,民主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民主的转型方式和实现方式是个问题;第二,西方民主有问题,但西方民主在限制公权、保障民权方面的基本价值没有问题;第三,中国式民主没有问题,但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是个问题。

在接着的互评环节,除了唐亚林教授指出苏长和教授的观点回避了两大根本性问题外,即回避了民主是干什么用的,回避了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目的是什么,两位教授没有形成明显的争锋,主要还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现场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微信平台针对两位教授的演讲和互评,提出了一些问题,苏唐两位分别就相关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整个的过程气氛热烈,但秩序良好。

作为该场活动的嘉宾主持,甚感这种活动以及活动的主题非常有意思,事后梳理并思考了一下,获得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一,民主不应该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这是最最重要的启示,所以也把它作为本文的题目。在人类的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比民主更具有共识基础的了。从人类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民主是人类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政治生活理想,也是人类用于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难题和困境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告,称“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邓小平同志经过对我国文革的反思,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近些年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也都强调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一向以民主为己任;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八大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在十八大提出的“双百愿景”中,指出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近些年来,思想界却莫名地产生了一些误读民主、玷污民主的种种思潮,其主要的表现,一是给民主“泼污水”,只要一谈到民主,便想着法儿给民主找点污水泼泼,先把民主玷污了再说。另一种是,把民主与西式民主划等号,即只要谈及民主,便说你是西方的话语,而“西方”在我们这里往往是被人定性为一个“敌对”的概念,并由此而找到了把你推到西方敌对势力那一边的理由。

可以认为,这种有意挑起民主争端的思潮,与党中央一贯强调的政治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也对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有百害而无一利。民主固然有其不足或缺陷,民主也肯定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但是如前所述,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也是追求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理想,因而也同样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致力于达成的政治发展目标,更是近代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梦寐以求想真正当家作主的期盼和追求。更何况,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也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内涵和定义。我想我们在街上任意找上十个八人过路成年人,不问他们的文化程度,不论他们的学缘背景,也不管他们的岗位职业,请他们各自谈谈如何来理解民主,一定也会八九不离十地说到点子上。因此,民主绝不是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启示二,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之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从而构成了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苏长和教授关于民主的论述之出发点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提出我们需要拥有对于民主的解释权或者说话语权,一个直接的缘由,是因为有印度学者提出了关于印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说法。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对国家富有情感的中华儿女,顿时觉得有失公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这样的一个情节可以看出,民主,现在也毫无疑问成为了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体面。一个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国家,在当今这个国际社会往往被人另眼相看,其人民也因此而直不起腰来;同样,一个非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程度不高的国家,往往也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其人民也因此而觉得有失体面。

当着一个国家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之后,人们猛然发现,这个所谓的世界体系除了具有共通性的经济制度以及物质生活方式之外,同时也具有共通性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生活方式,而这个价值的基础和共同特点就是民主,尽管不同的国家具体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也有所区别甚至是重大的区别。在当代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其宪法体系中承认并宣告“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正是由于如此,一个非民主的国家,一个在价值层面以及在制度层面背离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往往也就在很多方面不能融入这样的世界体系之中。

启示三,对公民尤其是青年人进行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的培育迫在眉睫。

复旦学子对于学术问题的热忱和激情非常值得赞赏。据组织这次活动的同学反映,在这一次锋汇海报发出之后,即获得非常火爆的反响,对外发放的300多张入场券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发光。在活动的现场,确实座无虚席;微信微博直播也有不少人关注。

但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学生们的提问环节,无论是现场提问还是微信平台提问,却少有真正谈得上有质量、有水平的问题。作为嘉宾主持,我深切地体会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提问题质量不高的情况,与现在的青年学子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的严重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国民知识和素养的不足是直接影响政治发展目标和进程的重要因素,政治的发展需要有国民知识和素养的提升,所以孙中山当初就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的构想。

问题在于,在政治发展的特定时期内,一方面存在着国民民主知识和素养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主知识与素养供应不足的问题。必须注意到,民主知识和素养需要社会的积极传播和参与,特别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有必要通过这种积极传播和参与,影响青年学子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努力将年轻的一代培养成具有现代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的社会中坚力量,从而为他们走向社会并主导社会发展的时候,能够将国家的政治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仅从时间节点来看,当下的青年学生对于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有着直接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正是需要当下这一代青年学子积极投身于其间,用他们的民主知识和素养来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

但是值得令人担忧的是,就他们的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的总体状况来说,我们发现似乎也有一种每况愈下的走向。现在的青年学子,首先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带有先天性的集体主义合作精神缺乏的特性,更缺乏宽容妥协的基本品格;其次,这一代的学生都自认为是通过其“个人潜质”和“个人奋斗”的途径,在社会角色分化过程中夺得先机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具有这样背景和特点的年轻一代,当着他们走向社会主导社会发展的时候,显然会面临到非常严峻的“组织化”困境。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我们的教育结构以及社会实践过程中,严重缺乏现代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的教育和培育,使得上述的问题更显严峻。从现在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来看,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一代在他们走向社会、主导社会的时候,他们能够具有起码的大众情怀,能够具有良好的民主意识,能够具有坚定的法治信仰。

启示四,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有政治学说和政治学人的积极作为和贡献。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需要“补课”。之所以需要“补课”,一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对这类学科的忽略,使得对很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空白,这也可能是当初发生文革的一种文化性根源;另一方面,当时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还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甚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视为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因此,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多少年来,当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有所谓“经济学的春天来了”的说法。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整个经济改革进程中,经济学一直成为备受关注的显学。前几年提出要加强社会管理、注重社会建设的时候,社会学界又大受鼓舞。如今,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战略,法学界也因此而受到推崇。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社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科”独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你脱离经济而谈政治,或者脱离政治而谈经济,那你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其中任何一个的真谛和奥秘。第二,就其社会实践来说,现在社会的很多问题,恰恰正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公平公正的问题、党内的“四风”问题、腐败问题、法治建设问题,集中到一点,完全可以归结到政治发展滞后的问题。

经济学致力于推进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而政治学理应担当起推进政治发展和优良政治生活之构建的重任。而现在的一些政治学者,忽略了社会的基本现实,背离了作为一种学术的基本理想和价值,提出了一些背离发展取向的观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共识的达成,也影响到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的高度重视。

学术研究从来就具有现实的批判性和价值的引领性之功能。正是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种品格,才使得人类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吸取教训,不断地获得教益,不断地走向进步和文明。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尤其需要有这个担当和使命,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知识、用人类的知识传承、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来思考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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