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2 次 更新时间:2005-08-07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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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  

一 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1],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辩,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2],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二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缘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梁、赵、陈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3]。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然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20年代中叶,终于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年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麟,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4];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生于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5]。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干[6]。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青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8]。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诒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

1924:钱端升、吴宓

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9]

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2]

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汉[15]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 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16]、顾颉刚

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李济[17]

北师大:杨树达[18]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19]、顾毓琇[20]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21]。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华等[24]。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25]。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27]。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数十年后中国政坛的明星,如「二乔」、姚依林、蒋南翔、于光远等。当然,以学-政二分的眼光看,这与规范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已有距离。

紧接此后的是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三强合璧,傲视海内,人才出炉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28]。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连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29],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长期被「改造」,其成长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经过卓绝努力而有所建树,实属至为不易。细言之,此「末代人」有几大特点:

一、在学思境界上,一般都多专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学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学科(与文史哲、语言学),而社会学科则寥寥无几,鲜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而言,作为法学家的肖蔚云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袁方,当为其中有数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联大之培养,而在50年代社会科学的被取消,使年青学人学无所用,久费成荒。作为资深学者的陶孟和、陈达、费孝通(社会学人类学)、钱端升、楼邦彦(法学)、罗隆基、王造时(政治学)、陈序经、陈岱孙(经济学)等人(多为清华人),大都处境不佳,或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沦为「右派」)。这与出身延安的红色文化人的境遇适成反差[30]。相反,虽为民主人士却转事左翼的马寅初(经济学)则境域颇佳。

三、此代学人中留在大陆者与留学海外者差别甚大,如王浩、邹谠,以及此前的杨联升、何炳棣等,大都较多地发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和专长,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则一度困于时势。同是主事哲学的联大人,殷海光与何兆武、黄楠森就差别甚大;极具诗才、颇具气象的穆旦也沧桑历尽,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学人中为以后培养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如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等。这为三十多年后中国西语人才的培养保存了火种。

三 源流与变迁

如人所言,老清华的美化程度甚高,海归派占相当比重[31]。清华学派确乎深有西学背景,但与国内其它名校关系亦颇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开及东大南高(中央大学)及私立的无锡国专。清华与北大、南开关系之深自不必说;与东大亦较有瓜葛,领导如罗家伦、顾毓琇、吴有训,教授如吴宓、梁实秋、浦江清、陈梦家等均结缘二者。清华与中山大学也关系甚密,如王力兼长中大文学院,从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后来陈寅恪亦南下转事中大。

因此,所谓「清华学派」,就不只是「清华的学派」,而是中国大学体系(知识界)中的「清华学派」。

既然「清华学派」不完全是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这要对其谱系做一细察。从其谱系来看,该派成员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华的文人学者。此中多为「老清华」,少数是在他校读完本科(或同等学力)后转考清华研究院(特别是东大、北大和无锡国专的毕业生),[32] 但这为数甚少,因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年仅七十多名毕业生[33],仅半数于其时清华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极少者为他校转学到清华读本科的(如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清华)。

二、在清华(含联大)供职的文人学者。事实上,这一批教师约有半数出身于清华;另有一些是他校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如北大、南开、东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可跻身此列,如吴可读(Pollard)温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与清华学人私交较密、因缘较深的其它学者。此一部分只占极少数。

因此,「清华学派」成员的主体仍是清华学生与教师,易言之,清华本身即是「清华学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开、东大、无锡国专等则构成其基本的预流。如是一来,「清华学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战以后,三校虽言北还,但局势日乱,1949年大批人员南下,多少削弱了清华的力量。三年后,局势骤变。院系大调整中,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渐告终结。地处京师的名校首当其冲:燕大、辅仁等被撤并;清华、燕京的文科被归并至北大;燕京、辅仁已付阕如,清华成为巨型的纯工科大学,北大则为老牌的文理大学。外界强力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击了文化生态,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是时,颇有渊源的「中国人民大学」已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圣地[34]。京城高校出现了「人北清师」的格局[35]。

文科编制的撤销,基本消除了「清华学派」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华学派」气脉大乱,乱相频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华文科凋零殆尽,面临着重生之大任。

四 内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谱系梳理,可以见出「清华学派」之内在实质与精髓乃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颂王国维之语,但又何尝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呢?第一代掌门人开创的学风在此后得到了贯彻,清华学派由是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1 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

这与老清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36],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37]。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38],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39]。

当然,该特点的深层原因乃是老清华的体制优势。一是选拔机制上,常规与破格相结合。老清华素以择才极严著称,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选人才」。如钱钟书数学仅得十五分,而中英文特优,清华予以破格录取;华罗庚亦无正规学历,但熊庆来慨然允其入学;吴晗也被胡适推荐至清华;钱伟长英语考试不佳,未被北大录取,而由其叔父钱穆推荐到清华。二是晋升制度上,不惟资历、唯才是举。本国教师与外国教师、本校出身与外校出身平等对待,对优秀教师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极为优渥。按清华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开始的「欧游」即是如此);这在其时亦是绝无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派」中相当多人出身清华,但基本上克服了「近亲繁殖」的锢弊,这也与其用人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教师的延聘途径主要有:一、清华毕业后留校助教,渐次晋升(如吴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只占一小部分。二、清华毕业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职,如「庚款留学生」赵元任、胡适等,以及吴宓、闻一多、贺麟、张荫麟、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陈省身等;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为三十来岁的少壮教授,事实上构成了后期的中坚。三、本校毕业生在外校任教(任职)后返聘回清华,如罗隆基等。四、从它校(包括国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冯友兰等;另,南开、东大出身者也相对较多;长期服务于清华的外教亦不鲜见。

2 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十五岁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四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二十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三十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二十七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二十五;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二十八[40];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41];「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九[42];至于钱钟书,更是在二十八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三十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三十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三十出头荣升为教授[43]。及至联大时期,占半壁江山的清华学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华北还之后,李赋宁、与杨绛(季康)均被聘为教授,李仅三十二,杨亦年方三十八,实属相当年轻的女教授。至此,钱氏夫妇均为清华少壮教授。[44]既便是1952的院系调整后,王瑶也以其卓异的成果而被评为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八。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三十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

不仅如此,「清华学派」在外校亦影响甚巨。例如,抗战期间,成都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即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无一不是此派中人[45]。其时,清华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复旦大学教授时,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而此时,清华的年轻教授、外籍教师的比例,均为全国之首。

3 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

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46]。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47]。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的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重西学,首先是重外语。早年清华教育中极重外语,其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清华研究院也以其极高的外语和国学的要求让人叹服[48]。后来,大学部只还一度力倡学生们兼修第二外语。及至联大时期,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生均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49]。这样的一种氛围,催生了大批通晓多种外语的奇才: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二十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洋化程度高)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教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数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二十五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50];张荫麟二十九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51]。「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二十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52]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53]。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甚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4 兼盛文艺与学术

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54],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55]。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品质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创作实绩斐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56];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二十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青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更令人称奇的是那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作为一代大家的钱钟书,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天赋地利的硕果。以20年代前期而论,清华每年招生数不过一二百,而报考者则在万人以上[57],这种约百分之一的录取率,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华的生源品质。而保持低录取率,正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之一。若无一流生源,再多名师巨匠也徒叹奈何。惟有名师育英才,才可保障这种教育模式的运作;没有低录取率,何来高成才率?

5 专业精神与公共关怀

清华学派虽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学人们治学甚勤著述极丰,却并未藏身书斋、埋首故纸堆,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关心民瘼。虽然其政治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怀不可抹煞。如果说五四前后是北大独领风骚,那么三十年代前后则是清华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学(文)人问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跃,先后有过「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派;相应的「新月派」及「战国策」派则是清华学人的动作。二十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学人的政治实践,而后来的政治实践就多了清华的身影。其时,在「谈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适、张君劢、王世杰、王宠惠、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陶希圣、顾毓琇、何廉等都曾涉足,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清华学派」素有渊源。

此外,「清华学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气度。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宽容上,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聘请外校教师来兼课。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职于北大的钱穆等人也常被邀为讲座[58]或授课[59]。1936-1937年度,清华历史学系出于学科建构的需要而设「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无史地研究的专门家,因此特从校外聘来谭其骧(燕京毕业),此时谭仅二十六岁[60]。──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两派势力奇大,乃至于让极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别是其时的国文系,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门友徒几乎左右了全系,让外人极难入足[61]。

由此可见,如此稳定的名师队伍,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如此优质的精英培养,如此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五 尾声:嬗变与终结

长期战乱,导致基础教育薄弱;加之扩招,大学生源亦受影响。清华亦不例外。1947年,「教师人数减少,学生人数激增」,「学生程度比战前稍差,此为全国学生普遍现象,任何学系皆然」[62]。时势对教研影响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极受影响。五年后,清华、燕京文科并入北大。「清华学派」的学(文)人不复如初,悉数肢解到北大、科学院等处,学派之「流」被腰斩。

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在学科建制上根除了「清华学派」的根基,铲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数十年的人事代谢,则在人脉上消解了「清华学派」的传承。从此,「清华学派」渐成历史,但见故人去,未见新人来。嬗变既已开始,终结可岂避免?

1949年,一批资深教授远走海外(如胡适、罗家伦、萧公权、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学子游学欧美,从此再未归国(如杨联升、何炳棣等)。尽管如此,其在谱系上仍属「清华学派」,且基本上贯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华学派」在海外犹有余脉,薪火残存。但是,时光流逝,作为正宗「清华学派」传人的那几代人年岁渐长,先后离世。虽然他们大都学有传人,如萧公权之传汪荣祖、杨联升之传余英时、殷海光之传陈鼓应,海外学界亦有数「小虎」[63],说来,虽与「老清华」不无渊源,但离真正的「清华学派」已太过遥远了。及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在海外已是余脉渐绝,薪尽火未传。

1949年,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远赴北美;1969年,另一导师陈寅恪病殁广州,国学院导师尽去,「清华二龙」仅余其一;1978年,原国学院主任吴宓病逝。至此,清华研究院故人俱尽。四年后,吴宓门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后,吴门之「豹」(曹禺)西归;又二年,吴门之「龙」(钱钟书)驾鹤西归。「二龙」俱失,「雏龙」安在?!国学院已成往事,文学院亦然归尘。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华「首席院长」冯友兰去世;至1994年,「清华四剑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学派的其它传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黄。作为个体的某些老清华人仍然存在,只是,作为「学派」的硕学鸿儒「老清华」,已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早在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华学派」的终结。

注释

1 分别参见以下资料:陈平原《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版);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水木清华》);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年谱》);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见「朱自清的文学活动」,《水木清华》页401。

3 当然,这与清华独特的晋升、福利制度和选才机制有关,而且也有赖于必要的客观条件。其时北京有「师大穷,北大老,清华燕京可通融」之谓,足见清华财力之颇厚。

4 1927年1月18日,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七次教务会议,会上,梁启超提议请「对于儒家哲学研究颇深,现正研究『人心与人生』问题的梁漱溟」来校做长期演讲,于是,聘梁为专任讲师,任教一学期。而我们知道,梁不仅三十出头,亦无正规学历。见《年谱》页45。

5 《年谱》页90、69。

6 需注意的是,十余年后的「新月派」中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罗隆基、潘光旦、余上沅等干将无一不是清华人。他们都在「五四」前后数年中完成各自的思想启蒙和训练。因此,其中可能有一个潜在早期启蒙背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者,在后来「谈政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姿态,显然有「五四」「新青年」这样一个远在而潜伏的背景,这可以说是其早期思想的余脉和回响。

7 关于张早逝的原因,一般学者只归诸身体因素;刘梦溪先生在考辩贺麟先生的著作时,则指出:张早年单恋十来年,心受巨创;婚后又生婚外恋,因此,张氏以情伤身。见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页38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年谱》页14。

9 《年谱》页68及69下注。

10 《年谱》页87、89下注及页90。

11 《水木清华》页120-121。

12 《年谱》页97-99。

13 《年谱》页121、122。

14 《年谱》页155。

15 《年谱》页170。

16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67-68,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 《年谱》页11。

18 《年谱》页37。

19 「叶企孙──清华物理系的缔造者、理学院的奠基人」,《水木清华》页79-86。

20 「顾毓琇──广识博通的工学院院长」,《水木清华》页86-92。

21 同上注15。

22 见「清华新诗歌」,《水木清华》页433。

23 《水木清华》页420。

24 《水木清华》页446

25 其时清华其它方面亦是人才辈出,如「二乔」、「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何泽慧、华罗庚等,蒋南翔、姚依林、于光远等日后亦成为重要人物,文学方面则有端木蕻梁、韦君宜等。

26 当然,这也是因人而易。社会动荡对那些事业早成者(如钱钟书)或移居海外者(如杨联升)则影响较小,但大多数学人尚无此幸。

27 当然,此时再度出山者并不仅止于「清华学派」,亦有一批与北大渊源甚深的人物,如张中行、金克木、邓广铭、程千帆等。另有其它学人如周谷城、钟敬文、施蛰存、钱仲联、徐复、周予同、何兹全等等。  

28 与文科相应的则是大批理工人才的涌现,特别是「物理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尤为引人瞩目。

29 笔者在查阅原始资料时,发现此间出国深造主要是理工科学人。而此前的清华「三钱」、联大「物理四杰」无一例外都赴美接受过一流训练。域外的训练对学者成长的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 同为经济学人的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诸子的境遇,与前者适成比照;号称「学者」的陈伯达更是一度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此中况味,自可体味。

31 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页6,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参见谢着《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及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丁东等人的有关著作。

32 以1925、1926年计,共取学生60人(含备取6人),以母校计(不含1926年度备取生4人),东大毕业生8人,北大2人,无锡国专2人。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145。其时,清华大学部年招本科生约为150人。其中,1925年为132人(报到93人)。见《年谱》页11。  

33 见赵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页340。

34 有关情况,参见周成旺《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见阮宏林等着《我崇仰 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岁月里》页4,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36 如1919年陈独秀去京回沪,1926年胡适、鲁迅均离开北大;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足见新文化领袖此时大都风流云散。1925年前后数年中,其它学人亦纷纷南下,以文科诸系论,则有梁漱溟(1924)、吴梅、黄侃、黄节、林语堂、徐志摩、陈源、顾颉刚等硕学名师。名师之流失,无异于大学之「失血」。因此,廿年代中后期京城氛围一度低迷,而此时清华却开始崛起。

37 当然,这并不排除极少的例外,如1936年7月2日清华的评议会就决定解除张申府的聘约,原因乃是张对「时事」介入太深。1940年,张荫麟嫌清华待他不公而去浙大。分别见《年谱》页188、14。

38 1942年下半年,朱授新课「文辞研究」,虽只一二人选课,但他从不缺席、迟到,且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他极不同意教师只「研」不「教」,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为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见《年谱》页267。

39 见辜正坤《于无声处悼李赋宁先生》,《北京大学校报》2005年1月5日。另,可见《松竹气韵 星月心境──林庚先生喜过九十五岁生日》,《北京大学校报》2005年3月5日。

40 《年谱》页186。

41 《年谱》页10、175。

42 《年谱》页156、303。

43 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名册」,上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页134、181。

44 《年谱》373。  

45 见智效民《想起萧公权》,《胡适和他的朋友们》页166,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6 老清华素来注重总结办学得失。早在1931年,朱自清在《中国文学系概况》中说:「我们只定英文为必修,似乎不够用。下年度想增设第二外国语……」蒋廷黻在《历史学的概况》众说:「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清华历史系,处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读外国语文及其它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多识一种文字就是多识一个世界』。」这不止是空喊口号,而是力行贯彻,后来清华史学奇才的涌现就印证了这一点。见《年谱》页106、107。   

及至1936年6月27日,冯友兰在《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载有《文学院概况》一文。内中说:「本院各系……于课程中,除各系专门课程外,尚有各学院一年级公共必修课程。在此公共必修课程中,有自然科学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课程。」仅此可见一斑。见《年谱》页187。

47 详见各期《清华校友通讯》(清华大学出版社),其作者多为老清华校友。

48 关于此点,可参见桑兵「陈寅恪与清华国学院」,《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136-1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另,欲深究其源,可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的「国学」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

49 《年谱》页311。

50 《年谱》页4。

51 《年谱》页14、186。  

52 李长之本科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历任云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教师,年仅二十余岁。所授课程有中文、英文、美术史、哲学概论、文学批评、西洋美术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逻辑、伦理学。以一人之力而横跨文、史、哲、艺诸领域,其才学可见一斑。需指出的是,这样的例子,在「清华学派」中亦非鲜见。见《水木清华》页469。

53 《年谱》页368。

54 《年谱》页8。

55 有趣的是,1930年代创办的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则旨在「培养国学师资,造就高深人才」,见徐雁平《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述考》,《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页586,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对「国学」与「高深」的诉求,成为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题,亦折射出其时学术研究的基本去向。

56 主要刊物有《星期评论》、《中央周刊》及《生活导报》,王氏后来所出《龙虫并雕斋琐笔》即由此而来。见《年谱》271-272。

57 半世纪后,清华留美生李方桂(1902-1987)对此仍记忆犹新。详见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8 《年谱》页149。

59 从《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1935)》中可见其历史学系的课表,内有钱穆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正是其时钱穆的主研课题之一,足见其时教(学)研(究)相长之况。《年谱》页151。

60 《年谱》页183。

61 关于早期北大的详情,详见萧超然等着《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氏国文系教师除上述诸兄弟外,还有陈汉章、黄侃、刘师培、黄节、邓实、陈去病、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乎皆为章太炎之故旧门人。

62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载《清华通讯》复员后第二期,转引自《年谱》页332。

63 如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许倬云、汪荣祖、张灏、张光直等。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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