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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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次社会调查说起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某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居民进行了一次以五四为主题的入户访问,其中有4成左右的人表示五四已经“比较遥远”,对它 “没有什么感觉”。调查中没有人知道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却有人把林道静、刘和珍当作五四运动的先驱。难怪《中国青年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说:“看完这个调查结果,心情并不轻松”,有些调查结果甚至“颇为滑稽……”(见该报1999年5月5日第7版)

   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来纪念五四,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调查的鼻祖陶孟和。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陶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学问不在李大钊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读过后他曾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下同]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这里所说的陶履恭就是陶孟和,然而浏览近年来的书报杂志,除了与陶孟和共过事的个别人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外,几乎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假如仅仅是忘记了陶孟和等人,倒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丢掉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 非常火爆,据说是因为把知识性与娱乐性熔于一炉,再加万元大奖的缘故。今年6月30日恰逢这个节目播出,当主持人问到五四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指什么时,场上选手在关键的时候竟然答不上来,与大奖失之交臂。这也许是个偶然现象,但是与上述调查联系起来却耐人寻味。换句话说,在中共建党80周年前夕,假如国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了解,也不关心,那还侈谈什么幸运?

   先后留学日本英国

   尼采说过,“有福之人便是那些健忘者:因为他们同时也忘却了他们的愚昧。”愚昧是专制的产物,五四运动就是反专制的。在五四运动80多年之后,国人仍然如此健忘,并不是件好事。可见只有恢复五四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才能摆脱健忘和愚昧。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8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严馆改为敬业中学堂之后,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留英时,他受费边社的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在《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任教于北大

   陶孟和大约是1914年学成回国的。回国后先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论自杀》、《游欧之感想》、《欧美劳动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新历史》等文章,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国民之敌》。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当时正在北大读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云,读历史不是解决现在,是明白现在。陶孟和君推衍之云,历史之用,是要求明白现在情形及思想,而先知其如何经过,故要明白现在,必须对于过去具有充分知识,不是要研究过去事实如何产生现在的事实,此即所谓新历史的研究也。”(《静晤室日记》第一六八页)他还说,“……新历史之研究,为陶孟和著论之出发点,吾人此后研究历史,能知从此处着眼,则于史地学均思过半矣,曷可忽乎?”(同上,第一八三页)

   主张从调查入手改革社会

   关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陶孟和是这样说的: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主意。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处,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应该首先从调查农民的生活开始。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曾多次发表这方面的调查报告。

   1919年初,陶孟和曾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鲁迅全集》第14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同年年底,正在英国的陶孟和致信胡适,谈到李四光和丁燮林的情况,说他们是“不多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9页)后来,二人果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新青年》同人中,只有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见《丁文江的传记》第五二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不久,陈在致胡适信中有“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一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4页),说明陶已经正面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负责,自己去了广东。尽管他在信中提到陶孟和等人“已久无文章来了”,但陶孟和还是主张停刊了事(同上,第117页)。这让陈独秀十分恼怒,他给陶孟和的信言词激烈,动了感情(同上,第120页)。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露面。可见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陶孟和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新青年》的分裂除了深层的原因外,主要与胡适不谈政治的“戒约”有关。不过,胡适他们也有不得不谈政治的时候。1920年8月,胡适和陶孟和、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一一页)这就是胡适当年为什么要与大家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的原因。换句话说,当年不谈政治,是想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以便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使国人具有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后来要谈政治,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

   《努力周报》的创办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丁文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据胡适讲,他与丁文江的认识,是陶孟和介绍的,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文江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由于丁文江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对胡适的“戒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常说:你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是先从思想文艺下手”的;事实上,“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他还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任的缘故。(《丁文江的传记》第五八至五九页,)

   《努力周报》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很快就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前不久,唐德刚在一篇文章中把胡适称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是很准确很有见地的。与此同时,唐先生也分析了胡适所信奉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坚信不移、老而弥笃的,但由于他对政治学的理解没有超过高等常识和经验论的范畴,再加上他只谈政治不搞政治,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缺乏有用的知识和操作的经验。(《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传记文学》第77卷第6期)他的意思是说,胡适谈政治还可以,搞政治却不行。依我看这也怪不得胡适他们。在中国,由于军队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改变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状况,只能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但是这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所以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反对。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在无权的知识与无知的权力的较量中,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社会政治迟迟不能进步的症结之所在。

  

   《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在此期间,陶孟和虽然是胡适的盟友,却只写过两篇文章。在《努力周报》出到第40期的时候,他写了《心理上的革命准备》一文。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其实是指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改变,可见对于政治问题,陶更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去讨论。在第65期上,还有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本来是非常复杂的,但人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却非常简单,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好人政治等等,仅仅是立足于某一个角度。许多人不敢在自然科学方面逞能,却喜欢以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自居,以至每个写文章的都要标榜一种政策,每个有权力的都要提倡一种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是到达“神所不敢践的地方了”。至于有些人以某种方案为旗帜来谋取私利,则更为可恶。文章结束时,作者认为只有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才有资格提出解决的方案。毫无疑问,要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开展社会调查是唯一的途径。看来,在对待政治的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陶孟和的观点也有微妙的差异。尽管如此,当胡适因病不能主持编务时,陶孟和还是与高一涵、张慰慈等人替他做了许多工作。

   为《现代评论》撰稿

《努力周报》停刊后,《现代评论》于1924年年底在北京创刊。《现代评论》的性质与《努力周报》类似,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所不同的是,它的作者面更宽,内容更丰富,存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作为学术界的一个重镇,陶孟和自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特别是在《现代评论》的前期,即1927年7月迁往上海之前,每隔几期就有他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教育改革、学生运动、经济独立、科学研究、土地人口、种族问题、政治宣传、国际评论等诸多领域,可见作者的通与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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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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