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第一哲学与哲学的第一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2 次 更新时间:2014-10-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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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 (进入专栏)  


哲学是一门刨根究底的学问,所以它自然很注重反思的作用。然而,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由于“实证主义态度”的蔓延,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似乎都分散到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去了,从而失去了对哲学及其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持久的反思的兴趣。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反思的衰退”。本文先以哲学家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回应为线索,重新反思古代哲学家使用的“第一哲学”概念和当代哲学家使用的“元哲学”、“哲学的元问题”等概念;接着又探讨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正当性,并从当代哲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哲学的第一问题”、“问题间性”等新概念,以便对哲学基础理论作出新的探索。


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态度”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以孔德为肇始人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蕴含在这一思潮中的实证主义态度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哲学研究中,对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实证主义态度认为,哲学和物理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一样,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就没有必要老是去追问“什么是哲学?”这类始源性的问题了。然而,这种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类比恰恰忽视了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众所周知,在实证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排除自身的一切价值要素,专注于自然现象本身。事实上,不排除这些因素,实证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科学只对事实感兴趣。与此不同,哲学关注的是价值,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普遍联系。哲学永远无法在某一个哲学家那里一劳永逸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所以它必须不断地反躬自问:“什么是哲学?”正如法国哲学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把巨石推向山顶。事实上,如果人们认为哲学再也没有必要反躬自问了,它只要关注一些琐细的、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了,那么哲学这个精美而完整的花瓶也就被打碎了,它成了满地的碎片。换言之,哲学被实证科学化了,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二、实证主义态度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各样的经验,描述它们,并把它们捕捉到认识主体那里,而这就是doing philosophy (从事哲学研究) 的全部工作。众所周知,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核心概念positive 的主要含义是“肯定的”、“确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为“肯定主义”。所以,在实证主义态度中,批判和否定的因素被抹去了,而人们赞赏的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肯定性的描述,看到的只是经验、知识的不断的膨胀。然而,在真正的哲学的思维方式中,批判和否定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比如,马克思坚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当代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更是体现了作者对哲学的批判和否定功能的深入的探索。事实上,不少哲学家之所以喜欢谈论辩证法,就是因为辩证法集中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的、否定的精神。因此,实证主义态度的蔓延必然伴随着哲学批判精神丧失。

三、实证主义的态度总是简单地把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哲学研究中去。比如,“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这一流行的说法就是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典型表现。在这个说法中,所谓“概括和总结”也就是实证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归纳方法。然而,哲学必须向实证科学借贷这种研究方法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莱布尼茨关于区分“事实真理”与“推理真理”的论述、康德关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差异的论述、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学说等等,都对归纳推理的局限性做过明确的诊断。事实上,如果哲学研究只借助于“概括和总结”这样的归纳方法来进行的话,人们又如何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来呢?如果哲学只满足于对已经存在的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的话,它又如何去预断未来,并对未来状况提出指导性意见来呢?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只要人们仍然拘执于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实证主义的态度,哲学的反思精神就会衰退下去,这一对当今哲学来说十分紧迫的“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就会不断地被耽搁下去,甚至完完全全地被遮蔽起来。实际上,只有坚定不移地抛弃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反思的紧迫性才会进入哲学研究者的眼帘,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才不会处在飘荡无根的状态下。


对“第一哲学”概念的反思

从哲学史上看,最早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进行回应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指出,“哲学这一门科学的任务是探讨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being qua being)以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1]这里所说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指的正是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或一切存在者所以为存在者的理由--终极原因。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除了那些由自然构成的事物之外,并不存在实体,那么自然科学将成为第一科学(the first science);然而,如果存在着一个不动的实体,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必定会居于优先的地位并成为这样的科学。因为它是居第一位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普遍的。”[2]这里所谓“不动的实体”也就是自身不动,但却能使其他存在者运动、变化的实体,也就是一切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的终极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它自己如果也是运动的,那它一定也是被其他存在者所推动的,他就不可能成为终极原因。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上面提到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也就是“第一哲学”。

那么,是否还存在着与“第一哲学”相对待的其他哲学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作为终极原因的、自身不动的实体只是全部实体中的一种类型,而“在某种意义上,物理学,即第二哲学(second philosophy)就是研究可感觉实体的。”[3]也就是说,“第二哲学”研究的是变动性的、可感觉的实体。然而,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并未对实体的不同类型作出系统的分析。

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概念。他把“第一实体”理解为个别事物,即可感知的事物,并指出:“除了第一实体(primary substance)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剩下的一切事物(即种和类)称之为‘第二实体’(secondary substance)。”[4]于是,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与实体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错位的现象。即“第一哲学”是以“第二实体”(包括自身不动的终极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反之,“第二哲学”(物理学)则又是以“第一实体”作为研究对象的。[5]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见解表明,他的思想存在着矛盾。如果哲学包含着“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物理学),那么在确定哲学的研究对象时,就应该把“第二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一实体”(即个别事物或存在者)也考虑进去,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些研究对象考虑进去。反之,如果哲学研究的是“第二实体”(一切事物的种和类,也包括终极原因),那又为什么要把物理学称之为“第二哲学”呢?我们并不知道引起这种思想矛盾的确切原因,也许是后人的见解掺入到《形而上学》中去了。总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也就是哲学。

作为近代哲学的肇始人,笛卡尔继续了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哲学原理》一书中,他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整体,哲学就像一棵树,它的根是形而上学,它的干是物理学,而所有其他科学都是从干上长出来的枝。这些枝主要有三种--医学、力学和道德学--而道德科学是最高的、最完美的科学,它以其他科学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智慧的最高的境界。”[6]接着,笛卡尔又写道,他把《哲学原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的是知识的原理,它可以被叫做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the First Philosophy or Metaphysics)。”[7]他还建议,如果读者希望对这一部分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的话,还可以去读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 Meditation on First philosophy)。

在这里,笛卡尔干脆把“第一哲学”与形而上学等同起来,但他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物理学称作“第二哲学”,而是把整个哲学比喻为一棵树,把“第一哲学”看作是“根”,把物理学看作是“干”。在笛卡尔生活的时代,各门自然科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学科之间的分类还不明确,整个自然科学也还没有从哲学的襁褓中独立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哲学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说是不奇怪的。但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笛卡尔作为一个主张“普遍怀疑”的哲学家,却对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深入的反思。事实上,只要他无批判地使用“第一哲学”这样的概念的话,他就等于承认,还存在着“第二哲学”、“第三哲学”……。尽管他没有使用过“第二哲学”、“第三哲学”这样的称谓方式,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否则,“第一”这个词就失去了它的本来的意义。由于同样的原因,“第一哲学”这个概念还容易使人们把哲学误解为复数。其实,哲学观念、哲学理论或哲学派别可能是复数,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只能是单数。这些在哲学研究中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却被笛卡尔轻易地跳过去了。

在笛卡尔以后,尤其到了17、18世纪,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失去了作为“科学的女皇”的地位。从此以后,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再也没有人使用“第一哲学”这样的概念了。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如果哲学就是“第一哲学”,就是“形而上学”,那么至少包含着这样一个合理的思想,即古代哲学家主张在哲学本身的范围内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打算把这个问题放到哲学的外面去。


“元哲学”和“哲学的元问题”的提法是正当的吗?

与古代哲学家不同,当代学者通常把“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的问题理解为“元哲学”( meta-philosophy)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在当今国际哲学界,不仅有了以 Meta-philosophy命名的哲学杂志,而且与这个词类似的用法也已经出现在其他的学科中,如“元语言”(meta-language)、“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等等。meta- 在构词法上的含义是“在…之后”或“超越…”自从亚里士多德的那部著作被后来的编纂者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以来,meta-这个前缀的用法越来越广。然而,像“元哲学”这样的提法是否是正当的呢?人们却很少对这个问题做出深入的反思。

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正当的。因为人们一旦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理解为“元哲学”的问题,也就等于在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之上再建立一个以“元哲学”命名的、新的研究领域。这就使整个哲学思考领域分裂为两大部分,然而,困难在于,当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解答时,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元哲学”。于是,人们又不得不再建立“元元哲学”对不同类型的“元哲学”做出研究;而当“元元哲学”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时,又得再建立“元元元哲学”去研究“元元哲学”。这样一来,人们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的窘境中。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如此紧迫的问题现在反而被置于通常所理解的哲学之外,并变形为一种单纯的、无聊的、永远向前奔跑的语言游戏。

归根到底,人们不应当在通常理解的哲学之外再划出另一个领域来安置“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换言之,人们不应当通过“meta-”这个前缀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提升到通常所理解的哲学之外或之后。正如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1956)一文中分析这一问题的提法时所指出的:“以此方式来追问,我们显然是站在哲学之上,也即在哲学之外。但我们的问题的目标乃是进入哲学中,逗留于哲学中,以哲学的方式来活动,也即‘进行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因此,我们的讨论的道路不仅必须具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而且这一方向还必须保证我们在哲学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在哲学之外围着哲学转。”[8]

海德格尔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元哲学”这一提法,他主张人们应当站在哲学的内部来提出并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那么,在排除了“元哲学”的提法之后,我们能否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理解为“哲学的元问题”(the meta-question of philosophy)呢?换言之,“哲学的元问题”的提法是正当的吗?

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诚然,与“元哲学”的提法不同,“哲学的元问题”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重新拉回到哲学之内,但这种提法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meta-”这个英文前缀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文前缀“元”,都极易引起误解,使人们把“哲学的元问题”误解为哲学中的最高问题。事实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应当是哲学研究中最基础性的问题。[9]在一个哲学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做出自觉的反思和解答之前,就匆匆忙忙地去研究哲学中的其他问题,他的思想总会给人一种飘荡无根的感觉。基于这样的考虑,人们倒不如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称作“哲学的第一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of philosophy)。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第一”并不是发生学上的“时间在先”的意思,而是本体论上的“逻辑在先”的意思。它表明,人们只要一进入哲学研究的领域,他们首先就必须在“逻辑在先”的意义上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是正当的吗?

为便于论述起见,我们在前面没有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的正当性提出疑问。现在,我们反思的触角必须触及到这个问题了。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总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去寻找答案的。然而,在哲学研究中,情形常常是相反的,即人们常常是先认同了某种解答然后再去设定问题的。可是在提问的时候,人们常常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问的。事实上,在任何提问变得可能之前,以下三个条件已然存在:第一,提问者只能运用他掌握的语言来提问;第二,提问总要采用一定的句式,这种句式必定是提问者所熟悉的,也必定是听者能够理解的;第三,在提问的特定的句式中,总是蕴含着某种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规定着问题的句式和解答问题的方向。

现在我们来分析,先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而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发现,What is philosophy? 这种提问句式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这是什么(What is this)? “而在What is this?这种日常的提问句式中,已经先行地蕴含着以下两个前提:一是提问所及的对象已然摆在我们的前面,如一个杯子;二是提问者和提问所向的对象是一种知识关系,这种关系特别通过”what(什么)“这个词而显现出来。把这样的日常提问句式转移到哲学中,What is philosophy? 这样的设问方式也就显露出类似的问题:一是把哲学理解为已然存在在那里的东西;二是哲学不过是一种知识。这样一来,哲学与提问者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分离开来了,这个世界退到远处,哲学只是作为一个冷漠的知识对象进入到提问者的眼帘中。这就告诉我们,当提问者询问”什么是哲学?“时,他已经先于提问而选择了知识论哲学的立场。其实,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哲学立场规定了提问者的提问方式。那么,这种提问方式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是正当的吗?显然,从知识论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提问方式是正当的,但当我们抛弃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而坚持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时,这种提问方式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的正当性立即受到了挑战。

按照生存论的本体论,人首先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才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不是生存以认识为基础,而是相反,认识以生存为基础。认识不过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当人们立足于生存论的本体论时,”哲学的第一问题“就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Why does the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 这里的why 与what不同,它显示出哲学与人类的生存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把“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的问题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切入哲学研究中时,哲学才不会退化为一种单纯知识型的学问。


“问题间性”与“哲学的第一问题”

当人们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把“人类为什么需要哲学?”视为“哲学的第一问题”时,马上会碰到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哲学?”的话,他又如何去解答“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的问题呢?反之,如果人们仍然退回去,把“什么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的话,岂不是又返回到应当加以抛弃的知识论哲学的立场上去了吗?人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正如海德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敏锐地觉察到的那样:“显然,只有当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对哲学的洞察,我们才能说明这一点。而为洞察哲学,就需要我们事先知道哲学是什么。于是,我们便奇怪地被逐入一个圈子之中。哲学本身看来就是这个圈子。”[10]海德格尔力图通过对“哲学”这个词的词源上的追溯和考察,来超越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的理解方式,但他并没有明确地向我们指明走出这个语言“圈子”的途径。

其实,正如诠释学研究中的“诠释学循环”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圈子”或提问中的循环现象不但不是我们应当加以排除的困境,恰恰是我们必须正视并加以适应的状况。它启示我们,“哲学的第一问题”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问题间性(inter-question)。所谓”问题间性“,从外观上看,似乎不过是用连字符号连接起来的不同的问题;而从实质上看,它不是偶然地聚在一起的不同的问题的堆积,它是一个包含着不同的问题要素的有机的统一体,是一个复杂而又单一的问题。所以,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的”问题间性“应当是:Why does the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

在这个”问题间性“所特有的结构中,Why does the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 之所以被放在前面,因为它起着导向的作用,它制约着人们沿着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来解答What is philosophy? ,而不掉落到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窠臼中。事实上,也正是通过对”哲学的第一问题“的追问,我们对哲学获得了新的理解,即哲学是对人类的生存活动的意义的澄明。

综上所述,随着实证科学的独立和发展,哲学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科学之女皇“的崇高地位,所以,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哲学家所使用的”第一哲学“的概念也终于成了历史的遗迹。然而,有趣的是,”女皇“虽然退出了昔日的领地,但实证科学的精神却倒过来渗透到哲学的每一个毛孔中,力图把哲学殖民化,使之成为实证科学的附庸。显而易见,哲学不应当成为实证科学这只巨大的章鱼口中的食物,它应当不断地反躬自省,通过对”哲学的第一问题“的询问和解答,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并为一切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的基础。


注释:

[1]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1941, 1005a.

[2] Ibid., 1026a.

[3] Ibid., 1037a.

[4] 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1941,2b

[5] 正如丘镇英先生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认哲学为求通则(或共相)之学(the Science of Universals)。所有特殊的科学,都可说是‘部分的哲学’(Partial philosophies),对此而更加以综合与组织者则为‘一般的哲学’(the General Philosophy)。亚氏称后一种为‘第一哲学’,称前一种为‘第二哲学’。”参见丘镇英:《西洋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6]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Volume 1, Cambridge 1977, p.,211.

[7] Ibid.,212。

[8] 《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89页。

[9] 我在以前的一些论文中曾经使用过“哲学的元问题”的提法,但我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提法仍然会引起歧义,要强调哲学的基础作用,即哲学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这一点,就应当抛弃“哲学的元问题的提法,而把它称之为”哲学的第一问题“。

[1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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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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