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4-08-13 15: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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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之漫长,福利思想之多元,实践内容之丰富,制度模式之独特,实为世所罕有。突出国家负责与家国一体,秉承等级差序与中庸之道,依靠传统文化柔性传承,与社会安定和政权兴亡密切关联,维护家庭保障的特殊地位,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本土特征。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史,不仅可以把握社会保障的历史规律,为当代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注入理性,而且能够弥补世界社会保障学说的缺失。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也是无法割断的,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仅有时间的连贯性,而且是文明成果的持续积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P524)毛泽东同样高度重视历史,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534),强调“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P801)。从恩格斯对几乎是人人都会谴责的奴隶制社会的肯定,到毛泽东反对割断中国历史,所体现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把握。因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还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它客观地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史为鉴,可知既往之兴替,能窥久远之未来,回顾得越远,前瞻得可能也就越远。

   大国自有大国之道,文明自有历史传承。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文明与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家国同构、等级差序、中庸之道等具有浓厚本土色彩的文明元素自成一体,并对诸项制度安排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也构成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断传承的巨大柔性维系力量。尽管远古的史料还有待发掘,但作为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备的国家之一,中国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来的历史记录就精确到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以来则精确到月日,这为探究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和国家诸多制度的源头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但在西方话语体系主导的当今世界,中国的历史经历与历史智慧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即使是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也大多奉西方学术为圭臬,在遵从西方思维定势与话语架构的条件下解构着中国的实践。

   在社会保障领域,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社会保障学界几乎为西方话语所垄断,似乎人类应对自身生活风险的社会保障措施或福利制度只源于西方文明,无视中国社会保障历史与经验的学术语境,这既不利于世界社会保障学术的繁荣,亦不利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健康发展。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以万年为单位的,即使以文字记载作为考证依据,人类文明的历史也是以千年计,而由西方主导的工业社会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自俾斯麦于1883—1889年创设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再向前推至英国伊丽莎白王朝1601年制定《济困法》也只有四百余年历史。如果将社会保障界定为超越家庭之上、具有经济福利性并以保障人的基本生活为目标的社会化机制与措施,那么,这种机制与措施在中国绝不是近百年才出现,更不是近数十年间才得以建立,其中的一些保障措施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千年以上。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可以依据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划分为若干阶段,但深刻影响社会及制度变迁的思想文化却无法割断。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历史与文化,即使是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总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元素得到传承;每一种制度都有其历史渊源,即使是移植外来制度,也会不同程度地加注本土元素,这是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也是路径依赖的惯性使然。从英、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走过不同路径并且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历史传统的影子;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更是不会例外。因此,只有将视野从聚焦西方国家扩展到考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发现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这一制度的深刻影响,才能总结、概括或归纳出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及其发展特征,才能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独特个性。[4]

   在全球社会保障进入制度变革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从试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必须正视现实中对社会保障历史的短视,这种欠缺正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同时也给本应具有历史长度并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的社会保障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特别需要树立社会保障历史观,重视从历史源头汲取智慧,在历史长河中合理定位当代并寻找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富有东方智慧的中国式方案。

   因此,开展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总结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客观规律,构建本土化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是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也是可以古为今用并对世界社会保障理论做出应有贡献的努力方向。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P6),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强调了历史应当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并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时才能为人所理解。“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6](P244),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著名论断揭示了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研究者所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在知识体系日臻成熟、学科范式泾渭分明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史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史料的搜集,而是在于如何将历史语境转化为当代语境,将历史学范式转换成社会保障范式,因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保障改革与长远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关注它的主要不是历史工作者而是当代社会保障工作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活动,但不可能有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现代概念,只有荒政、赈济、养恤、居养、养老、慈幼、致仕、施医等概念,还有名曰“王杖”的制度等。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的也是诸如救灾救济、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分散的概念。今天广泛使用的社会保障一词,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中国出现,社会保险也是同一时期针对劳动保险进行改革后才在政策话语中被使用,社会救助则是在对传统的救灾救济进行改革时引入的台湾地区使用的概念,等等。可见,尽管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保障实践活动存在着传承关系,所用概念却并不具有一致性,与当代社会保障所使用的概念更是出入甚大。因此,以当代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为参照,使历史概念与当前社会保障视域相重合,让当代人能够理解,无疑至关重要。

   为此,经过笔者和部分特邀社会保障学者与历史学者专题讨论后,特对中国社会保障史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做如下界定:①

   (1)社会保障。现代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历史上的社会保障:是由国家负责提供的救助、福利、优抚和社会(如民间乡绅、宗教)慈善、社会互助的统称。其依据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或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家族保障与邻里互助构成了特有的内容。现代社会保障与历史上的社会保障都是超越家庭之上的、以化解或缓解个人生活(存)风险为基本目标的社会应对机制,但前者体现的是国民法定的社会保障权益,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后者体现的是施予者的仁政与恩赐,实现的只能是免除生存危机的追求。

   (2)社会救助。现代社会救助:是国家面向低收入者和不幸者组成的生活困难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生活保障措施。它以国家财政拨款为物质基础,以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为目标,是政府责任的具体体现,采取的是无偿救助的方式。历史上的社会救助:是对面临生存危机的贫穷者与不幸者的一种物质援助,它由国家负责、国库支付,是应急性的生存保障机制,如赈灾、赈济、施医等。现代社会救助与历史上的社会救助的共性,是在救助对象——社会脆弱群体、救助责任——国家负责、救助方式——无偿救助等方面具有相通性,解决的是最底层社会成员的生存(活)危机问题。但前者是国家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后者却是统治者为避免社会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性举措。

   (3)社会优抚。现代优抚:是国家面向军人并惠及家属的一种保障机制,包括死亡抚恤、伤残抚恤和军人(属)优待等。历史上的优抚:是国家面向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的各种优惠、照顾与褒奖措施。现代优抚与历史上的优抚的共性,是国家责任与优抚对象具有相通性。但前者体现的是军人的法定权益及国家对军人职业的优厚待遇,后者体现的是基于战争的需要和对兵员的奖赏与补偿。

   (4)社会福利。现代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津贴、实物供给及相关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的生活保障措施,包括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及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历史上的社会福利:是国家面向孤残老幼妇和官吏提供的福利性措施,包括相应的物质待遇、精神褒奖和福利设施,如王杖制、居养院等,官吏的福利如致仕、恩荫等,具有典型的身份性特征。现代社会福利与历史上的社会福利的共性,是在满足特定群体的生活需要和提供福利设施方面具有相通性。但前者立足于国民的福利权益和普遍参与,是共享式制度安排;后者只是施予者对受益者的恩赐及对不幸者的怜悯,两者的规模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5)慈善。现代慈善: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一种民间救助事业,它以社会成员的善爱之心为道德或伦理基础,以贫富差别的存在为社会基础,以社会各界的捐献为经济基础,以依法成立的民间公益团体为组织基础,以捐献者的意愿为实施基础,以大众普遍参与为发展基础。[7]在实践中,慈善机构根据捐献者的意愿,对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及相关服务,从而是对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并在发展中日益与法定社会保障措施融为一体。历史上的慈善:是建立在恻隐之心、互助意识、因果报应和乐善好施传统基础之上的民间援助措施与活动,包括家族、乡绅、宗教团体举办的慈善活动。现代慈善与历史上的慈善的共性,是在慈善道德、自愿捐献及民间性等方面具有相通性。但现代慈善强调依法运行并追求平等,富有组织性,在实践中与政府往往构成合作伙伴关系;而历史上的慈善往往强调因缘关系,即血缘关系(亲属之间)、业缘关系(同事之间)、地缘关系(同乡之间)等通常构成施助与受助关系的条件,无因缘则无慈善,这种特色迄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慈善动机与慈善行为。

(6)家庭保障。现代家庭保障:是指在家庭内部由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提供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精神慰藉等内容的生活保障机制,它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并被纳入相关立法进行规范,如中国的《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中均有对家庭成员相互保障的规范。从西方国家的家庭津贴等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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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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