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对“整体性”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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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人们对一种理论需求的程度和方式直接反映了人们满足其现实的社会生活需要的程度和方式以及满足其知识结构发展需要的程度和方式。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的程度和方式也是如此。如果说,人们对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正确的、模糊的认识的批判是引起重新反思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直接导因的话,那么,决定这一导因出现的恰恰是人们满足其现实的社会生活需要的程度和方式以及满足其知识结构发展需要的程度和方式的变化。进而言之,“当代全球化发展所越来越凸显的解决‘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越来越凸显的系统性,以及当代人类知识结构所越来越凸显的高度‘离散化’和高度‘综合化’并存的倾向,迫使我们再一次反思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参见叶险明:《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与哲学革命间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4页)。马克思理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源,故反思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就是在逻辑上反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研究不能深入,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就难以有实质性的发展。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在总体上还流于“一般性的议论”。虽然这种议论的视角比较多(参见曾长秋等:《近五年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第26-28页),但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作深入的“元思考”,即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这一命题本身进行深入的方法论上的批判性思考。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认识就难以超越以往的水平。

一、拒斥“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

我以为,当把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作为研究对象时,应在方法论上区分这一研究对象的两种规定,即本体论规定和认识论规定。所谓“本体论规定”是指马克思理论学说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所谓“认识论规定”是指人们思维中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当然,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毋庸置疑,但又不是相互等同的。目前学界不少人往往忽略这两者间的区别,把自以为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强加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上,故产生了种种模糊的甚至不科学的认识。人们认识任何问题,往往从某种既定认识构架、范式和逻辑前提出发。如果这种既定的认识构架、范式和逻辑前提存在着偏颇,那么认识的过程和结论必定是“存疑”的。这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认识也如此。因此,为了保证我们的相关认识越来越接近于本体论意义上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本文侧重从认识论视域展开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的批判性反思。而这种批判性反思所应涉及的前提性的首要问题就是:全面、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必须拒斥“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整体性理论学说的大师不独有马克思。仅西方而言,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整体性,特别是黑格尔的理论学说把“整体性”发挥到了极致(按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黑格尔“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但这种被发挥到极致的“整体性”却最终窒息了黑格尔理论学说的革命性。这也说明对理论学说的整体性要加以批判性思考。我们强调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绝不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多么“完美无瑕”,在体系上如何尽美尽善,而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通过其整体性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作为具有整体性的科学,才能实现其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然而,我们不能用“为整体而整体”思维定式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否则就会走向其反面。“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的特点就在于:把“整体”视为学说的目的本身,把制造尽可能完美的、能够解释一切的体系视为主旨(在这里,“整体”和“体系”是同义词)。如果用这种思维定式去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就必然会极大地扭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从而在整体上扭曲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

应当承认,整体或体系对于理论学说的构建是不可或缺的。康德说:“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做科学……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Wissen)。那种成系统的知识总体正因为成系统,就可以叫做科学了”(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黑格尔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马克思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与康德特别黑格尔不同的是,他仅仅把整体和体系视为构建科学理论的手段,而黑格尔则把整体和体系视为目的本身。也就是说,黑格尔把“整体和体系”对理论学说构建的必要性转换为理论学说构建的目的,所以,他为了保证理论学说的整体和体系的完整性,不得不制造出人为的、牵强附会的结构。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体系’的需要,他(指黑格尔——引者注)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但“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可见,“为整体而整体”不仅会导致在方法论上生造整体和体系,而且也必然会导致整个理论学说的保守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以制造体系为目的来构建理论学说。他们的理论学说的整体只是在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展示出来。

从方法论上看,“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归根结底是由仅仅作为解释世界而存在的理论学说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我以为,马克思这里所讲的“解释世界”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毕竟是以世界为前提的),而是指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解世界。这种脱离改造世界的“解释世界”仅停留于纯粹思辨的阶段,其主旨就是把整个世界和人的发展纳入构造出来的各种体系即“不同的方式”中去。当世界和人的现实发展与理论体系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保证体系的完整性,“牺牲”的必定是后者。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是以改造世界为主旨的整体性。正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点,将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和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区别开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以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扬弃了“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改造现实世界是个系统,涉及方方面面,这反映到马克思的理论思维中就形成了理论学说及其发展的整体性。所以,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总是在对现实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以及在对各种歪曲现实的观点和思潮的批判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整体性。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史实也的确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从来未脱离开对现实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各种歪曲现实的观点和思潮的批判,来单独地阐释自己理论学说的整体性。

据上所述,我以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并不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抬高到能够说明一切的地位,而是为了要确认这样一点,即: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握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形成的过程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形成,既是马克思系统把握现实世界的需要,更是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对他的要求。因此,在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中所展示的不是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科意义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间的联系,而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或充分理解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等间的联系(见本文第三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对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有全面的把握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性有全面的把握,同时也不熟悉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及其相互关系,那么就不可能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

二、“科学性”是“整体性”的基础和目的

如上所述,理论学说的“科学性”一定表现为“整体性”,因为“科学性”必然是通过“整体性”来展现的,故认识理论学说的科学性就是要认识其整体性,但并非任何作为整体的理论学说都具有“科学性”。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相互等同。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是其“科学性”的重要属性,而绝不是相反,正如“有用”是真理的属性,但并非“有用”即真理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科学性”与“整体性”的关系就在于:一方面,“科学性”要求“整体性”,“整体性”是“科学性”的必要条件。整体是指由若干对象(或由单个客体的若干成分)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任何规律及其作用形态都是通过整体及其运动表现出来的,故只有通过一定的方法在理论思维中再现这一整体,才有科学的产生。在这一“语境”内,黑格尔所说的“真理就是全体”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整体性”又不等于“科学性”。从现实来看,整体是规律及其表现形态的空间结构,而不是规律本身;从观念来看,理论学说的“整体”是理论学说的科学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但又不等于理论学说的科学性。理论学说的整体是思维中具有丰富规定的具体,而科学是符合现实世界规律的整体。不过,理论思维中的整体毕竟是第二性的,思维中整体的构建过程不同于客观对象整体的形成过程。如马克思所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思维中的整体有脱离现实中整体的可能,故马克思又强调:这种整体“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这就是说,不能把再现客观对象整体的思维中的整体视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对马克思来说,“科学性”是“整体性”的基础和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时,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与“科学性”紧密相连的“整体性”,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整体性”从属和服从于“科学性”。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是整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那么这种统一只能是以“整体性”从属和服从于“科学性”为基础的统一。或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反对建立或构造所谓“体系”特别是哲学体系。当然,在他们那里,这种“体系”是那种撇开科学性的体系,即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或人类某个领域所有问题的体系。

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角度看,“科学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学说适用范围的界限不断精确化。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如果最终得出了类似于“无所不包”、能够说一切的结论,那么就会走向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反面。我以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包括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其主旨不仅是为了避免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为了从动态上正确把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发展动力(这种动力既表现在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表现在该理论整体的各个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上) 。这种动力的内在动力源就是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其主体表现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对科学性和改造现实世界系统性的持之以恒的追求。既然马克思是为了科学性(和革命性)而构建其具有整体性的理论学说的,那么这一理论学说的整体就必然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流”中,在不断确定各个层次的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过程中而获得丰富和发展 。而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不断确定各个层次的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过程”,对于我们科学认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至关重要。从方法论上看,如果缺乏对这方面问题的充分认识,在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研究中就难免不产生种种模糊的、甚至是不科学的看法。例如,马克思在晚年把其在《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必然性论述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本来是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哲学方面进一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那种替代对具体的社会环境进行科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间的区别;在经济学方面进一步确认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特点;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指出了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可能性。但是,国内外学界不少人却因此而误认为:马克思不仅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限于西欧,而且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也限于西欧,并构建了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无关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这就与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发展的事实和本质大相径庭了。

上述“不断确定各个层次的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也是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百科全书的《资本论》,其写作结构大的调整就有两次,其小的调整就很多了,而在观点表述、材料使用等方面的调整的次数恐怕就计算不过来了。马克思生前未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有多种原因(甚至连《资本论》第1卷第3版的出版也未来得及完成),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试图不断地把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关于现实的世界历史变化的新材料纳入《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在《资本论》第1卷第3版序中,恩格斯在讲到为什么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资本论》第1卷第3版出版的原因时说道:“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页)。“不间断的生成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关于这两部笔记的写作的目的、动机及其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发展中地位的问题,学界一直见仁见智。不过,笔者这里并不打算评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仅想就此指出:这两部笔记(也包括《资本论》写作)标示着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内部,自始至终地预留着为满足革命实践和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要求的空间。这种“预留空间”也就是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不断生成的空间。上述这种“预留空间”并不是马克思预设的,而是由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科学本性决定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自始至终呈现为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活力之所在。当然,这种不断生成的状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他在不同时期所涉猎的不同研究领域,其具体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此,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把握,与其说是对一个静态“思想体”的把握,毋宁说是对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的把握。

笔者以上观点并非有否定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的意思,而是旨在强调: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科学本性要求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的静态绝对化 。进而言之,我们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绝非是把这一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视为一个整体就可了事了的。从最终的价值意义上看,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不是一个最终完成了的理论学说的整体性,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当然也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完成了的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所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整体性的全面把握,不是一个或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几代人的事情,甚至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识、把握与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有机统一的。抑或说,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既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科学目标,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要我们立足于世界,从系统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真正汲取体现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中的实践精神的全面性,就能不断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就是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整体性”存在和展现于“运用过程”中

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属于同一系列的问题。从过程和动态上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这一论断有层三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从“不断确定各个层次的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过程”来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二是从“不间断的生成过程”来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三是从“运用过程”来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为了叙述逻辑上的方便,笔者在“‘科学性’是‘整体性’的基础和目的”题目下阐释了上述论断的前两层含义,这里阐释上述论断的最后一层含义。

对马克思来说,“科学性”也是得出正确的方法、原则、结论的过程或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原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展现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重要“场域”。脱离了这一“场域”,方法、原则和结论就会变为毫无意义的教条。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在谈到莫里斯•拉沙特关于分册出版《资本论》译本的想法时曾透露出一种担忧,他说:这种想法好的一面是这本书“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我以为,可以从马克思的上述忧虑符合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推断。其一,由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方法论系统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过程所呈现出来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各个逻辑环节,才真正构成并展现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这就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把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必须要从其“运用过程”入手,即从“运用过程”来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绝不能只从静态上将其分为若干组成部分,然后找出几条关键性的原理加以一般性的综合,就自以为把握住这一整体了。对这一整体把握的关键是“运用过程”。不能把握“运用过程”,不仅会导致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系统的狭隘的教条式理解,而且对马克思理论学说各个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必然是片面的、模糊的、不科学的。但“运用过程”是最难把握的。恩格斯在其晚年也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463页)“实际的应用”即“运用过程”不同于对理论学说的方法、原则和结论作一般性的表述。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理论学说必须要满足现实的历史的整体性的要求,否则,现实的历史就会使理论学说很“难堪”。因此,恩格斯坚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研究历史的借口,厌恶那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的做法,强调要在“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研究中去把握和发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其二,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方法、原则和结论及其相互间联系的一般性表述虽然相对明了、简单,从字面上也不难理解,但脱离开“运用过程”,它又是最容易被曲解和滥用的。因为,只有“运用的过程”才能彰显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方法、原则和结论的丰富内涵及其适用范围。而这些是从对方法、原则和结论及其相互联系的一般性表述本身得不到的。简言之,对真理和科学的基本原则的表述是简单明了的,但把握真理和科学运用过程却是艰难、复杂的。只有把握了真理和科学的运用过程,才是真正把握了真理和科学本身。这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认识也是如此。其三,那种脱离“运用过程”而把原则或结论直接与人们自己关心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经济”方法,阻碍了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科学性的认识,从而也阻碍了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的认识。

实际上,马克思的上述担忧在他(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就已隐约存在。他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些抽象”就是指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所集中阐释的由一系列的“原则和结论”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强调“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其中就隐含着上述这种担忧。后来,恩格斯道明了这种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达的程度还不足以全面阐明这些抽象怎样才能不脱离现实的历史 。直到随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大体上完成,马克思才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抽象”怎样才能不脱离现实的历史(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这同时也说明,只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才能得以全面形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认可他的理论学说是一个整体,他说:“不论我的著作(指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的《资本论》——引者注)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

四、整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蕴含着整体的基本特征

传统系统论认为,整体决定部分,整体具有不同于其构成部分的特性,因此,整体的发展不同于其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这一认识对简单的整体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复杂的整体则不能这样说了。试图超越整体论和还原论对立的现代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复杂的整体不同于简单的整体,即:整体的发展不等于其构成部分,但整体的发展却始于其构成部分;整体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具有整体的基本特征;整体与其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决定整体的发展。所以,对于复杂的整体来说,就整体而整体是不可能认识整体及其发展的,必须从构成整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中来把握整体,才可能达到对整体及其发展的科学认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当然也是复杂的整体。基于当代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以为,在把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与其各个构成部分间的关系时应特别要注意两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一是,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与其各个构成部分间的关系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二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其主要构成部分蕴含着这一理论学说整体的基本特征。这里侧重讲后一方面的问题。

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界定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特征。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界定繁多,尚未统一过,但无论何种界定,其中都包含这样的内容,即:马克思理论学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和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科学学说。笔者这里姑且以这些相对统一的内容为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特征的界定。可以说,至少从学理上看,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各个主要构成部分,都从不同的层面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这种整体特征。所谓“主要构成部分”是指一个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即缺少了该构成部分,整体就不成其为整体。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就是这样的构成部分 。因为,马克思理论学说这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各自都蕴含着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的基本特征。当然,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就现实的批判功能而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和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科学学说”,在马克思哲学批判中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和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相关前提性和价值性问题的方法论追思;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以及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现实基础和根据的考量;而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中则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以及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制度和道路的探索。据此,我以为,强调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并不是要否定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合理性,而在于:从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出发去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揭示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在这些主要构成部分中的具体体现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最终达到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具体的深刻的把握。当然,这三种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是融为一体的,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才可将它们区别开来,而做这种区别的主旨正是为了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此外,这三种批判在整个马克思理论学说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居主导地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做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即也是马克思——引者注)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5页)。

这里以对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研究为例。既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学说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批判置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系统中来考察,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其所体现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 。显而易见,离开了“马克思政治学批判的话语系统”,我们就会把关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发展逻辑和人与社会彻底解放的相关前提性和价值性问题的方法论追思变为毫无根基的纯思辨。这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的正确认识。

目前学界有的学者从绝对整体论(或整体主义)出发提出要建构什么专门适用于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研究的话语,我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在学术上集哲学大师、经济学大师、历史学大师和政治学大师于一身。在他的理论学说中虽然没有后人按学科视域划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的确存在着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这三个主要构成部分。这也说明,从知识结构看,只有至少精通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才有可能在实际的研究中真正把马克思所具有的超越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来把握。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缺少具有上述知识结构的学者并由于偏狭的学科视界而难以实现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这三个主要构成的全面研究,就试图撇开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而搞什么超越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之上的研究。如此而行,就很可能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境地:非但不能提高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研究水准,同时对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研究水准也会倒退。当然,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没有否定对马克思理论学说展开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的意思,但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中的具体表现及其相互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整体与这三种批判间的互动关系来把握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及其发展。而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关于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

(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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