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7 次 更新时间:2014-07-11 2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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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赵远良  

    

   一 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和平发展,其实力显著增强,中美两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政治定位也处于不断调适中,这使得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特征。

   1972-1997年,中美两国还处于一种相互接触与调适的过程中,期间经历了破冰阶段、正式建交阶段、短暂的蜜月期阶段和曲折发展阶段。[1]虽然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政治结构与定位还没有形成,但初步达成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方针。例如,邓小平同志认为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两国关系,做出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判断。[2]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提出了处理对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3]这些思想既是对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又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定位提供了战略视角,打下了对中美关系进行动态调整的基础。

   1997-2011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四次定位。中美关系第一次被明确定位体现在1997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时,中方给出了中美关系的第二次定位,即“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并随后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9年4月,胡锦涛同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晤时,提出了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三次定位。2009年年底,奥巴马在首次访华行程中提出中美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第三次定位的补充。2011年,中国提出了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这是中美关系的第四次定位。[4]在2012年年底和2013年年初,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产生以及奥巴马总统取得连任,中国适时提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第五次定位。

   针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和定位,美国也做出了回应。从中方提出该概念到美国奥巴马政府接过“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大致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美国的态度经历了观察、评估和认可的过程。2013年3月11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亚洲政策时,提出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提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崛起的、繁荣的中国,美国不希望中美关系被定位为竞争和冲突。[5]这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201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向外界传达了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认为中美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趋同。中美将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来管理彼此的竞争。[6]这表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个官方概念。

    

   二 中美关系中竞争性新议题分析

   在强调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并审慎评估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新议题[7]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领导权的竞争。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中国在经济上正日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且在抵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其表现要比多数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从过去中国的外交重点来说,中国外交向来重视加强同周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其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邓小平同志较早就提出了“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外交指导方针。之后,中国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目前,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同东盟共同建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涵盖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区域。[8]应该说,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中国在主观上并没有将美国排斥在外的意愿,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趋势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使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美国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排斥感,认为中国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其核心利益的范围,不愿意让步的问题也会日益增多。[9]对此,美国以积极的姿态进入亚洲,还宣布自己是“太平洋国家”,[10]认为亚洲构建的体系结构是美国战略的第四根支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在21世纪将取决于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11]可以说,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探索构建面向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的试验场所。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政策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旨在对中国挑战其亚洲领导地位而进行反击的一种战略。

   第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过程非常迅速,其基础是产业的现代化,背后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作支撑,而中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又比较完整,存在一个非常扎实和稳定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充满了忧虑。2013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军力和防务发展报告书》,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焦虑”,重点强调了中国军力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这份报告还首次披露了多种中国新型武器的发展状态和性能评估,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武器对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关键战略目标构成严重挑战。此外,中国还在空间作战、战区反导、综合防空、水下作战、核威慑与战略打击、作战指挥控制能力、陆海空协同训练和演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2]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有雄心,而且逐渐有能力成为区域霸权。中国坚定地致力于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而这一区域事关美国安全的核心利益。中国也正在把东南亚国家拖入它的默认势力范围”。[13]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调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14]但美国仍然对中国的国防政策表示了担忧。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报告所认为的,中国已经迈上了军事强国的道路,这些改变将确保中国发展成太平洋地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潜在军事力量。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明确的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未来威胁。[15]

   第三,中美在无限空间领域的竞争大大增强。传统的地理空间包括海、陆、空领域,但是在无限空间出现了太空、电子、网络领域。在太空领域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流露出了复杂的心态,是否要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一直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赞成派认为太空本身就是世界的,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过于保守只能导致退步;反对派认为技术转移等于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这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中国登月计划及其他太空计划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可以借此获得有关远程通讯、测绘、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战争等方面的经验。[16]在电子和网络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和防范也日益提高。例如,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严重担忧中国通过网络针对性地攻击和窃取其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美国将对网络威胁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经济”。[17]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美关系在实体世界的体现。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必然在网络空间浮现。同时,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产生。[18]

   第四,中国的产业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扩散,出于市场、国际技术分工、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考虑,美国将本国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以寻求更大的利润,于是出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承接了国际产业分工中产业转移的较大份额。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低端产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从低端日用品到中高端电子、机械产品等品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开发能力,开始挑战之前美欧占主导地位的高端产品以及它们所制定的相关产业和技术标准与规则。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之前占主导份额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帽、玩具等初级产品)的比例大大下降,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上升的趋势。[19]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换代,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美的经贸关系由过去的互补性变为竞争性,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也会日益增多。

   第五,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海洋战略从浅蓝发展到了深蓝。对中国而言,中国发展海洋战略主要出于经济增长而非军事目的的考虑。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根据《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20]海洋经济无疑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阶段,潜力巨大的海洋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应该说,中国的海洋战略主要出于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而不是单一的军事目的。中国并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但是,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加剧,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另外,随着中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与提高,中国的海外利益也相应地在不断拓展,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维护国际海洋安全的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海上力量的有限发展以及为承担国际义务而进行的亚丁湾反海盗巡逻、新增航母等行为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周边有些国家和西方国际舆论开始炒作“中国海权威胁论”。这种言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大有甚嚣尘上的态势。[21]例如,美国亚太安全研究学者亚历山大·武温(Alexander L.Vuving)认为,面对中国崛起且越来越想掌握海权,美国应维持自己在亚洲海权的支配地位,防止中国挑战美国海洋霸权。[22]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军事现代化一直有明确指向,它旨在以多种防区外攻击的方式让美国完全远离中国的周边海域,以便形成一个西太平洋的封闭外壳,让中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美国对此区域军事力量的中立化”。[23]美国认为,中美之前和平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只是地区性的陆地大国,还不是海上大国。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变成了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对于中国这一海洋战略,美国认为这会对其造成巨大挑战。

第六,中国对美政策形成共识的难度有所加大。一般而言,中国之前对美政策的制定大致由外交精英主导,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并达成统一的行动,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行为体在对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发出的声音也有所差异。加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与及时性条件,公众意见也会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此外,中国对外事务所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其外交行为体不再仅仅限于国家的一些专有权限部门(如外交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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