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已经告别了以往的单独凭借军事实力和国内的强制性同化时代，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在这种安全观中，国家通过建立一种更为开放的国家凝聚力和国家间的合作而实现国家安全。在这种国家安全中，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了新的发展，处在了一种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新的国家安全观将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新的发展。
关键词：国家安全；凝聚；合作；族际政治整合
当代多民族国家，内部多元文化，特别是多民族文化的存在在构成国家政治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就外部而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促进了各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多民族国家核心价值带来冲击，在内外两种多元文化面前，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内部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当代新国家安全观与包容性统一
什么是安全？汉语所说的安全指的是一种稳定、完整、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的状态。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表示从小心、不稳定和自制中解脱出来的状态，进而言之，脱离危险之意，即是无危险、忧虑，以及提供安全之物、使免除危险或忧虑之物［1］等意。显然，英汉两词对安全的解释各有一定的偏重，但都把安全视为是一种没有威胁、恐惧的状态。
安全从来与一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包括个人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等不同的层次。具体来讲，就个体而言，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就国家而言，涉及国家是一种国家稳定、自制而不受到威胁和侵犯状态。就国际社会而言，即是避免冲突和战争、保持国家间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由于个人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家之中，而国际关系主要行为单元仍然是国家，因此，个人安全与国际安全，都离不开国家安全这一分析层面。另外，安全也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能源、环境等等。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中，国家安全以及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各有不同。在传统国家安全观盛行的时代，国家安全观将国家作为了安全的主体。在这里，国家占据着“提供安全保障的最权威的地位”［2］。它垄断了武装力量，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了最重要的，最强大的行为主体。也即是，它具有了合法地行使一切武力的权力，而且也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管理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重要的角色，是安全的保证。通过它的一切力量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权不受到侵犯，保证本国国民的利益，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由于国家是安全的保证，而在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的实力是在发生变化的，因而国家的安全也是发生变化的。今天的安全明天则不安全。为了国家持续的安全，国家必须要把追求最大的权力作为己任，永不休止地追求最大的权力。在这种对最大权力的追求中，军事永远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保证。因为，国家安全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军事实力。
传统国家安全观以现实的眼光看待安全，认为只要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就不安全。摩根索指出：“一个拥有各主权国家的世界本身就包含了冲突爆发的内在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是受它的权力扩张行为的自然本性驱动的，即以其他国家的损失为代价来积极扩大自身的统治和利益范围。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国家体系是无政府，即缺乏组织化的超国家权威的控制。”［3］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各个国家都试图凭借实力而维护存在，由此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安全从来是相对的。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国家安全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对绝对权力的追逐使得国家之间处于不信任的状态，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零和博弈使国家间关系陷入安全困境。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观则强调规范与制度，国家安全可以通过相互依存方式实现。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规范、认同利益、共享知识和行为体的互动来减轻安全困境。
在传统国家观中，由于以实现国家权力最大化为核心，决定了在这种安全观影响下的多民族国家往往将建立同质性国家作为加强国家安全的基本任务。其具体表现是：对“一致性帝国”的追求，对强制性同化的关注，以民族歧视、种族清洗对待内部异己族群等。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种种表现在一定时期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越来越引起少数民族的抵制甚至反抗。因此，传统国家观影响下的族际政治整合可能换来了一时的成效，但不能换来持续性的成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已经充分说明，传统国家观左右下的多民族国家在对外抵抗中，内部也隐藏了一个冲突的因子。
新的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传统的国家观，表现出对多元的包容，对合作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内部聚合力与软权力的关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和平与发展占据了突出位置。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即使战后，不少国家中产生的局部战争也使人民对战乱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并更加珍惜和平。当今世界，和平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承认和包容多元。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影响力的增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越来越把包容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这种观念相联系，多元之间不是一种互相对立，彼此封闭的状态，而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状态。此外，新的国家安全观的另一个支点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关注。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在古典现实主义重视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基础上，提出除了重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也要重视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只有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大程度上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说在传统的国家观中，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工业化程度是关注的重点。新国家安全观更注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安全。也就是说更注重从综合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软实力上下功夫。经济是国家安全获得维护和提升的物质基础，科技是国家安全的智力资源，人心凝聚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力量。在当代世界中，国家安全观越来越侧重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发展自己的安全，巩固自己的安全。
随着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国家安全观新的重点内容，单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的观念正在向多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的观念转变。安全主体不仅局限于国家，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安全主体，个人的、群体的，甚至人类的，构成当代国家安全主体的内容，安全主体正向多元化方面发展。在当代国际社会中，霸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依然存在，霸权稳定的安全模式依然存在。但霸权国家也试图在合作中施展其霸权。而以合作为主要取向的国际间的安全越来越成为了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要和平而不要战争，要对话而不要对立构成了当代国家安全观的新趋向。
在当代世界中，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往来发展，民族问题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而且成为了地区性的或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单位的情况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要受到本国政治的影响。在传统国家安全观盛行的时代，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绝对独立性使国家在处理本国民族问题上往往强调国家内部的同质性与高度的一体性，其排异性不可避免。在全球化时代，在国家之间合作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包容多元、承认差异构成了当代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国家统一不是排异的统一而是包容的统一。统一和包容构成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浓缩到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身份上就是二者的结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的身份，不是要否定法律对于个体的普遍性适用，而是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只有分享共同的东西，才能在差异当中彼此共存。”［4］显然，新国家安全观时代的族际政治整合不是以一体化化掉差异，而是多元的一体。整合也不是排除掉差异而达到整齐划一，而是包容多元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扩大了内部的裂痕，而是通过包容与和谐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二、开放的内聚与政治整合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安全观更多寄托于主权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上。由于受民族国家建构影响，主权国家在建立其国家统一的同时，往往将公民身份与公民认同提高到最高地位上，公民的国家认同压倒了族群身份认同，甚至不惜运用政治的、暴力的力量迫使国内异己的民族放弃自己的认同，最终完全同化到主流民族之下。然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这种努力受到了四处介入的多元文化挑战。在今天的西欧国家中，不仅生活着大量的外来民族群体，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激烈地冲击着优势民族的文化与秩序。而尚未完成国家建构的多民族国家又处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正从传统的凝聚向开放的复杂凝聚转变。
作为一种开放的复杂性的凝聚形成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渗透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多元因素与这种外来的多元文化的适应与调和。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处在世外桃源的境况中，跨国主义的兴起，正“穿越民族和国家边界，把人们联系起来”［5］196。在这种跨国运动中，“整个世界将通过无数微观的互动走到一起，而不是通过联合国这样的政治一体化的宏观力量……政治共同体是由社会共同建立的，而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又是通过现存的多元的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熟悉和融合”［5］227，世界通过各个微观的领域向民族国家中聚合。在此过程中，外部的观念、文化、信仰挑战着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观念与文化，促使着一个国家内部本土的聚合力发生着不同方向的变化。其表现：其一，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外部文化面前或是黯然失色，或是在拒斥外来文化中强化着传统文化的平台，由此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或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其二，由于新的文化的进入而使一个国家内部的部分群体最先接受了新的文化并努力适应这种新的文化，并对传统的文化给予激烈的批判；其三，各种不同的文化在碰撞中形成了无数个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聚合和扩大而形成了新的共同的价值，并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改造和发展注入活力，使其在世界多元文化力量的冲击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在这种外部的冲击面前如何保证国家安全？民族主义、重叠共识与软权力构成了三个重要的因素。
（一）民族主义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国家与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的加剧，极大地加强了各个民族和国家自觉意识的成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部可能分为不同的族群、派别、宗教，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在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唤起国家或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意识。它作为一个国家不同族群派别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的利益，而使这些原来相互对立或矛盾的集团放弃前嫌，在面对共同的对手面前联合起来，由此民族主义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是近代的产物。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语言文字的全国化使原来从属于不同等级、部落或家族中的成员逐渐解放出来而成为了一定疆域中的成员。从18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与反对专制统治和君主世袭制的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通常带有某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正如19世纪晚期的美国及法国革命所表现的那样。第二种类型通过亚洲和非洲的政治运动而与反对欧洲列强的反共同体斗争相联系，亚、非的这些民族运动试图表达某种超越宗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有时表达了某些更广泛的超国家理想，正如在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中所体现的那样。第三种类型包括民族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形式和反沙文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中，带有着“民族排他性、通常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权利主张”［6］137。在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第三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主要发生在多民族国家内部。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家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印度尼西亚的自由亚齐运动和加拿大魁北克民族主义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
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建设具有内在的分裂性。西方学者霍尔顿指出：“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是两种实体的混合物：作为一套政治制度的国家，以及被设想为某一人群的政治及文化共同体的民族。”［6］138霍尔顿的认识主要从文化实体和政治实体上对此做了说明。民族国家在它的实际发展上还有另一个对立，也就是民族的集体性和作为“民”之共同体，也就是公民共同体的角度认识，因而民族国家内部面临着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的对立性。民族国家的这样两个意义上的混合得当是现代国家获得凝聚力的关键。然而在实际过程中，二者存在着对立。即人们可能认同于民族文化而不认同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或是认同于公民个人的权利而对集体采取对立的态度。或是以国家的或集体权威的至高无上性反对个体权利。民族主义内部存在着对立性，表明了民族主义试图通过承认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努力，极大地抵消着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国内民族凝聚力的获得。
在当代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没有主流价值。即使多民族国家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不是没有它的主流价值。今天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政策与理论的背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嫁接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种理论与政策。自由主义价值构成了西方国家民族性的核心，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构成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旗帜。与之不同的是，在东方国家中，权威主义在国家政治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以国家权威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地位下，承认了某些民族群体的自治。上述两大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适应性变化，反映出当代国家在通过民族主义获得国家凝聚力的同时，都在努力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一方面要保留某种民族性的方面，其中特别是民族的核心价值的主导作用，并努力按照这种价值影响多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将多元文化主义纳入到宪法、法律和官方语言之下。
（二）构建包容性共识
“共识”一词在英文表示的是“集体一致的意见”。戴维·米勒等主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把“共识”解释为：“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7］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价值共识、程序共识和规范共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当不同的人或群体相处在一起时总存在一定的共识。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共识”问题更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共识更集中了民族共同体中的意识。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公民的表达并形成共同的意志被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表达为“公意”。在卢梭看来，“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的是公意”［8］。在卢梭的思想中，“公意”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同一”性，也就是它在本质上和目的上的同一性。在这里一些“私人的”、“群体的”意志都在排除之列，自然也排除了任何“差异”，这里既体现着民族国家对公民同质性的追求，也体现了近代国家在将个体从各种等级的、群体的差异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流放了“差异”。在多元文化时代，在不同的族群日益影响和充斥现代多民族国家，弱小的族群越来越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对这种具有绝对同一精神特点的“共识”思想提出了不同见解。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强调了“重叠共识”：它一方面确立了差异交叉的地方即为“共识”方面。它作为一种共性规则影响着公众的意识和利益的分配，另一方面它承认了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特性，并保留着这种特性。利夫哈特对共识的分析更关注了多元文化群体达成“共识”的机制。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的角度提出了通过协商和沟通而形成“共识”。上述思想家对共识分析各有特点，但都反映了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国家中，共识是一种包容性的共识，而不是卢梭式的绝对同一的共识。这种共识一方面要承认差异、宽容差异，对不同的差异给予适当的承认。从民族群体的角度看就是要承认族群群体的身份与文化权利，而不能再靠强制同化。事实上，许多民族问题的产生正出于主体民族施行的同化政策。正如布朗指出的，国内各族群的安全境况、歧视性政策、歧视性制度、缺乏包容性意识形态等等都是跨国民族冲突的内部结构性因素［9］。另一方面，不同族群的共存不能没有共性的方面。共同的规则、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程序，依然是一个国家不同族群共存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三）软权力
国家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如果说后者主要指国家有形的、物质方面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而使他国服从本国意愿，包括因素有人口、领土、经济、自然资源、军事等方面。前者主要指无形的、可以影响他国采取合乎本国预期的行为力量。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促使他国自愿行为，以合乎本国的战略构想。一定的软实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软实力理论的创立者约瑟夫·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符合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接受的原则和标准；二是实现软实力所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三是他国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度。在这三种因素中，关键是国家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能够得到多数国家普遍认同、接受。从目前世界的总体情况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软权力因素能够代表全球普遍的原则。但在一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延伸出去的一些文化价值，极大地拓展了国内凝聚力空间，也使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彼此相互支持，使国家的软权力具有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指出：“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或和平之岛已经出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三大权力中心之间共享的价值观、稳定的预期、交错的制度如此强大，使得它们之间以及昔日数世纪战争不断的欧洲诸国之间的战争都变得不可想象。”［10］因此，当代多民族国家都努力构建自己的软权力。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得到相邻国家的认同和接受，形成一个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就国内而言，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使国家各个民族产生一种自豪感和团结感。反之，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下降，外因也将转变为内因，导致国内民族对国家认同的下降。即使存在某种服从，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从。一遇国内局势恶化，这种内心的不服就会转变为公开的反叛。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一系列的侵略行为而使软权力下降。一遇国内政局动荡，政权倒台，最终导致原来以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足见苏联的解体非一日之寒，而为长期发展的结果。
上述三种因素表面看来似乎差别较大，但从一种开放的凝聚力的形成来说，都是必要的。一定的民族主义的存在为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民族基础。但民族主义的排斥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对亚文化群体的抑制，又可能带来多元文化群体的不满。因此，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必须要有一定的差异对话机制，以形成一定的共识基础。民族主义与共识的结合使多元基础上的共识离不开一定的民族性中坚。这样一种共识既有它的重心，也承认了它的多元性。这样一种统一是包容性的统一。然而，一个国家的凝聚既需要国内形成一种宽松的环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空间。而国家软权力的存在为这种开放的凝聚力提供了条件。
三、外部合作与政治整合
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密切往来，使各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传统的民族国家理念视主权国家为完全自足的领域已成为历史。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行政管理疆域近代以来就没有完全重合，随着国家的开放，现代民族国家越来越成为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凡此种种说明，当代民族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中，某些问题越出了国界，带有了跨域性、跨国性，多民族国家的问题有时需要国际社会的力量，自然国家的安全具有了国际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在加强国内凝聚力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性建设，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构成了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途径。这里说的沟通，是指信息的传递、传播与传送的过程。而就政治沟通而言，中国民族政治学家周平教授曾区分了广义的政治沟通和狭义的政治沟通。在他看来，广义的政治沟通主要指“有关政治信息的流动和传递”，狭义的政治沟通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11］过程。他对政治沟通的分析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政治沟通不仅是国内的，而且也是国际的，可以说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作为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涉及范围之广，既包含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国际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之间相关信息和认识的交流与传递，也包括国家之间对对方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诸多方面信息与认识的交流与传递。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政治沟通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如改变对方的认识，影响别国的政治决策制定，增进相互之间的利益，实现彼此之间的共同性建构。在政治沟通中，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是政治沟通的最高的状态，也是当代国家的重要任务。
（一）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是信任
所谓的信任从个体角度来看，指的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12］。个体的信任具有自身特点，而国家之间的政治信任，指的是作为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信任关系。即双方尊重对方利益，遵守彼此双方建立的承诺和共识，并努力按照相关的约定而行为的一种期待。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这种政治互信已在不少国家中确立起来。如欧盟国家中的相关条款中都存在着彼此双方承认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定期就双边或多边的问题展开协商和对话，展开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合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相互尊重上，尊重对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的核心利益关键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对主权国家来说是一个基本义务。它不仅意味着主权国家禁止作出任何破坏对方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行为，而且也意味着在国内禁止国内群体，其中包括跨界民族有损所在国和来源国领土完整的行为。
目前不少多民族国家在世界上都不同程度地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了某种政治互信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方面可以为本国的安全建立起一种机制；另一方面对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通过这种政治互信机制，可以有效地保证本国在对方国家中的成员，其中也包括本国的少数族群成员的安全，增强他们对来源国家的信任，也可以有效地抑制那些可能反对本国的族群分裂势力从事反对来源国家的活动。以库尔德人寻求自治问题为例。今天的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家中。2005年4月6日，伊朗外长哈拉齐访问土耳其，就库尔德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呼吁维护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同意恢复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的磋商机制，共同应对伊拉克战后局势，其中包括库尔德人的自治问题。随后，土耳其外长又访问了叙利亚，寻求共同的应对措施。
反之，在缺乏互信的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沟通，但在对方国家实力或统一上做手脚，往往成为一些国家的惯用手法。其表现就是扶持对方国家中具有分裂主义企图的族群，牵制对方国家的发展。在俄罗斯，车臣分裂主义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实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表面缓和关系的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支持车臣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如欧洲议会邀请车臣非法武装的代表到欧洲大本营攻击俄罗斯政府；英国外交部亲切接见马斯哈多夫的代表；美国国务院代表会见车臣非法政权的外交部长，向他了解车臣情况，与他交换意见等。
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当今时代的多民族国家欲要有效地维护安全和统一，保证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有效整合，建立国家之间的互信机制意义重大。它可以在自己周围或国际社会中建立起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本国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外的利益和安全，也可以有效地抑制那些从事分裂主义势力的空间。
在当代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国家之间协调机制是国家间沟通与合作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是最具有广泛性与权威性的组织。目前联合国已经设立了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公约和机构，如联合国第三委员长，主要涉及社会、人道和文化问题。联合国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展开辩论也越来越多，如近几年来南斯拉夫问题的讨论、南非问题的讨论、印尼与东蒂汶问题的讨论等等。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一些国家抑制那里发生的种族冲突已非新闻，等等。这些问题说明，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国内的民族问题大有成为国际性问题趋势。由于有这种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利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以保护人权为外衣干预别国内政。如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库尔德人工人武装；在索马里设置人道主义使团等。另一方面，各个主权国家在涉及国内民族问题上也在利用联合国这一机构，说明本国的民族问题，并努力营造一种适合于本国利益的国际环境，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关系格局。
（二）地区性联盟在各个不同的多民族国家所在地区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已建立起来的地区联盟有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联盟或集团的工作涉及内容广泛，民族问题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999年，在美洲国家组织第29届大会上，美国建议修改1947年签订的《美洲互助条约》，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对付美洲国家民主制度中断的预防机制的方案。美国认为，拉美安全今后所面临的挑战将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主要来自外部，而主要来自拉美内部，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威胁。对于此种威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搬用“科索沃模式”，进行“集体干预”。如果某一个成员国发生国内冲突，美洲国家组织可以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行动，解决冲突。美国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代表的拒绝，多数拉美国家则持保留态度。在中亚地区，政治、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伴随而来的恐怖主义是中亚地区面临的首要威胁。1999年8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人质事件，从塔吉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匪徒迅速控制大片地区，声称要在吉、乌、塔交界地区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家。尽管事件后来被平息下去，但也引起哈、吉、乌、塔、俄五国的关注，并于2000年8月在阿拉木图签署联合声明，制定了联合的共同政策。上述事例说明，随着民族问题的全球化或地区化，涉及一些国家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地区性合作组织的重要内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需要地区间国家的合作和应对。仅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已经难以处理跨界性的民族问题。
（三）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治理
这些非政府组织多为一些非营利组织。有着广泛的职能，诸如灾难与饥荒救济、人权、环保、医疗救护等。这些非政府组织随着全球性的公共事务，地区性的公共事务的增多而越来越活跃在国际或地区舞台上。这些组织的非政府性和贴近民众性使他们容易承担起调停人角色，构成了对立双方进行交流的中介。有了这一中介，可以缩小彼此之间的误会，为对立双方的直接沟通铺平了道路。
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上，军事合作是当代国家获得安全的一个重要体现，对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与族际政治整合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当代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本身是一个流动的，有各种联系的民族或族群。不仅跨界民族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跨界由于民族之间往来的增加，以及联合国对少数民族保护公约的确立，也使这些民族的存在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少族群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往往容易和境外的民族或国际性机构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一些国家和组织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积极帮助一些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提供武器装备等，向现行的国家提出挑战。如活跃于西亚地区的库尔德势力、俄罗斯的车臣势力、西班亚埃塔组织等等分裂主义势力，背后都有着国际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反分裂主义势力，巩固国内政治整合不单纯的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个国家在解决国内分裂主义势力，巩固国内政治整合上，越来越需要国际的军事合作。本世纪以来，中亚六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上的合作，充分说明在当代各个国家反对分裂主义斗争中军事合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四、总结
国家安全涉及方方面面，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安全和内部聚合与外部合作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重要内容的政治整合本身与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政治整合的实现有赖于国内凝聚力的形成与国际合作环境的构建；另一方面国内凝聚力的构成与国际环境的构建又在影响着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整合。多民族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要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变化，无论在国内的凝聚力的形成与维护上还是在国家之间的合作上都要超越以往单独凭借行政的或暴力的方式，以一种更为包容的开放的方式对待国家内部多元文化，通过包容和合作的途径保证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这正是当代世界国家安全观给予我们这一时代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031．
［2］ 蔡拓．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7．
［3］ ［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5－126．
［4］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6．
［5］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M］．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澳］罗·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M］．倪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 ［美］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K］．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72：155．
［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42．
［9］ 王建伟．国际关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0．
［10］ ［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1．
［11］ 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99．
［12］ ［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