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锋:我眼中的中国农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6 次 更新时间:2014-05-05 22: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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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锋  

  
人们愿意生活于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应成为人为设定的目标,而是为更幸福地生活而自由选择的结果。

   作为耕地保护目的的粮食安全,无非是为确保非农人口能以较低的成本吃饭。这无异于让农民来为非农人口的“粮食安全”埋单。

   即便完全放开生育,农村的生育率也并不会增长,甚至仍会走低。现行一胎政策,不仅严重脱离农村现实、难以实行,还要付出不必要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道德成本和政治成本。

   我老家位于豫中某县。村子距县城约15华里,虽不算远,但中间隔有河流和铁路,因而县城的发展方向恰好与村子的方位相反,故县城的扩张很难波及此处;从全国来看,经济水平绝不发达,也不算最落后。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乡村,但恰可能因此而更具样本意义。

   多年前,我便常年求学或谋生于遥远的都市。好在每次回去时间不算太短,各行各业、男女老幼都有接触。正是和乡人常年不见、少有利益牵扯,过年人们心情轻松,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这恰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调研访谈不具备的优势:谈话者无需对要说的话有意“加工”,反而更真实。

   从一个生长于农村、后又常年生活在城市,并以文字为业者的眼中,恰又可能更客观地感知到农村的变化和问题。最深切的感受是,文字上描述或规定的农村,和我亲历的农村,都多少存在着隔膜和差异——它自有其真实的运行逻辑和轨迹。

   城市人口据说已超过农村。然而,即便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许多又何尝不是如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并仍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极而言之,当前中国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大农村。把握真实的农村的意义自无需多言。

   也许是和故乡注定要渐行渐远,因而早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催促着自己将亲身的感知,尽量描述出来。这也是为正经历着几千年未有之快速变化的中国农村,记下一点真实的时代印迹。

    

   农村经济破产了吗

   说起农村,不时会听到“农村衰败”之类的叹息。最近还有观察者称,“中国农村经济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状态”。但就我所见,却并非如此悲观。在我老家,砖瓦房多年前就已基本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大平房或小楼,庭院也越来越严整、美观。

   那些原本城市才有的“现代化”用品,很多在村里也已极为寻常。不少家庭近几年间购置了空调、冰箱,有的比城市家庭还高档;有些家还购买了电脑,连上了网络,甚至安装了城市家庭也刚兴起的无线路由器(这将大大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意义重大)。

   再以出行为例。大城市仍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在老家却已几乎消失。这次回家,村里多了不少崭新的面包车乃至小轿车;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也基本都有电动车;同时,乡间道路也大有改善。以前村民一年进不了几次县城,现在随时可至。

   印象深刻的还有劳动力价格的快速增长,这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原本,农民工一直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现在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地短工,日工资至少130元以上;村里务工者的月收入,一般都在三千元以上,五六千元也不在少数。

   而县城普通公职人员的工资,不过两千元左右。有的国企现在招农村临时工,工资比正式职工还要高,否则招不到人。当然,临时工没有正式职工的身份保障,不过,不少企业现在也要给临时工买“三险一金”。

   劳动力价格提高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通货膨胀,也有农村生育率降低而导致劳动力的稀缺。劳动力价格上涨,影响巨大。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重要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衰减,这也根本上决定了农村只有妇女和老人种地,农业机械更多地在农村被采用,都是非常理性和自然的选择。

   类似例子远不止此。总之,当下农村问题虽仍很多,但断言经济破产,虽出于关心农村的良苦用心,但有失夸张,无助于解决真实问题。

   农村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最直观的证据是村民基本都服务于私营部门。这既包括最狭义的市场化改革,如放松经济管制,也包括与之紧密相关的改革,如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才有如此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群体。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最根本的体制原因。

    

   村民对生活现状的评价及其政治意义

   此外,原来基本空白的农村社会保障也有所发展。就我所知,新农合至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负担;老人及特困人口多少能拿到一些补贴(如60岁以上每月60元);再就是免交农业税费和种粮直补。

   对此,村民的普遍认识是:国家不仅不要农民承担义务,反而给这么多好处。可见,普通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共同认知特点:更易感念直接的物质实惠,而难以看到自由和法治等根本性价值——尽管村民生活的提高首先在于自由的扩展。更不用说,大家难以看到,在更根本的层次上,自由与福利间存在着内在冲突。

   村民也有不满,如乱罚款、办事需花钱托关系等公权滥用和寻租,但主要是针对村干部(多数人坚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不过,村子既远离城镇又无矿产,村干部掌控的利益有限,所以不满并不算严重。

   总之,多数村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满意。至少在物质上,城乡差距似有缩小之势(城乡差距实质上是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故这也表明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有所改善)。近几次回乡,明显感到先前村民对城里人的艳羡,已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生活的满足乃至优越感。对此,邻村中学同学的话颇具代表性:用县城买房一少半的钱就可把房子盖得很好,还有院子,自己种粮食,村里有超市,空气也比城里好……总之比在城里好多了。

   农民对生活现况的态度,极具政治意义,至少对政治稳定殊为重要。可以想见:至少很长时间内,农村仍能保持稳定,即使有动荡,也只可能发生在中心城市;同时,农村的重要性仍不亚于城市,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因素是,军队大部分兵源也来自农村。因此,只要治理者不发生严重分歧,即便有重大事端,也易平息。

   本来,中国就不太会发生像埃及穆兄会与反对派那样的宗教性纠葛,却容易遭遇一直困扰泰国的城乡僵局——包括泰国当下的政治困局,很大程度上都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对立的集中体现。因此,城乡差距与对立的缩小,对避免类似的城乡僵局,无疑极为重要。

    

   农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说起农民,很容易想到的是小农意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但回老家感受最强烈的,却恰恰是追逐财富的高昂热情,几乎每个人谈论的主题都是赚钱、赚钱。其最重要原因,据我观察,乃在于农村是最典型的熟人社会,国人好面子的秉性被极大强化。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物质上的攀比心态,尤其是竭尽所能地改善“看得见”的物质条件,例如房子建得更漂亮、堂屋的摆设更高档等。

   这无疑构成人们赚钱的强大压力和动力。当然,这种强烈的赚钱冲动,也同时因为农村的社保依旧薄弱、经济安全感较差,以及早先农村的过度贫困(根本上讲,农民的自由受到压抑是主要原因;这也使物质攀比的心态受到抑制),在改革开放后反而不断刺激起加倍的补偿心理。

   相比之下,宗教性的力量(如家庭教会)虽也有发展,但影响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大;许多家庭固然敬神烧香,但大多不过是依旧例行事,或为“贿赂”神灵关照,功利远大于信仰。同时,村民也难有其他精神追求。原本熟人社会固有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对逐富行为愈发宽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宗教影响力强大的国家,人们严格遵循礼拜天休息、定期朝拜,财富追求很大程度受制于宗教生活,乃至像印度教要人们安贫乐道,今生受罪来世享福;或是西、北欧国家,人们更注重生活的安逸、闲适,经济发展平缓。

   总之,村民们按照自己的逻辑,顽强、蓬勃地生活,一切似乎都让位于赚钱。这种心态姑可一言蔽之为“世俗精神”。我愿意首先积极地理解这种精神:它体现着底层民众不懈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正当的渴求,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诸如道德沦丧、传统衰落等——即便如此,主要责任也并不在农民自身),都未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正是农村及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理应获得尊重,并通过制度予以保障。

   当然,这种强烈的世俗精神,也会成为为逐财而不择手段的“肇事者”,但对此无需大惊小怪,正是由于会发生损人利己的行为,人类才需要法律和政府。

    

   城镇化VS建设新农村间的两难与真问题

   农村青壮年普遍外流及其引发的问题(留守老人、儿童等),广受关切和担忧。这当然也是实情。但这些现象(包括当下的春运拥挤),何尝不正是城镇化萌芽但又远未实现的产物?它们看似肇因于农民进城,但其实却恰恰是因为农民无法真正进城。

   这也说明,对农民收入而言,农村自身的内生经济贡献有限,更主要依赖外部的经济发展。长远来讲,仍需进一步城镇化,同时也说明,当下农村已远非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然而,短期内城镇化却又不可能大幅加快。这次回去发现,县城的扩张呈现明显颓势,如房价增速放缓、空置房数量庞大。因此,多数农村很难为县城的扩张所覆及。同时,虽务工者众多,但在外定居者却屈指可数。据我观察,最主要原因并非被物议汹汹的户籍、社保等城乡二元体制,也非安土重迁的观念,而是村民当下的收入水平,尚难以应付进入城市生活的成本陡增。

   这不仅因为农村住房等成本相对很低,特别是因为在农村生活,老人和妇女可在家种地,至少可维持口粮自给。这事实上等于为家庭增加了就业、降低了生活成本并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就不难理解,即便有财力在县城买房的家庭,大多也断言不会去城里生活。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方大力倡导的耕地规模化经营,短期内在多数农村仍很难实现。

   这一现况在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又客观上使当下农村兼具劳动力的主产地、大后方和调蓄湖(如洞庭湖之于长江水量的调蓄作用)等多种社会功能。也即:农村向外输出大量劳动力,而其家庭、房子、土地则仍在农村;平常在外务工,得空回村;无法在外务工时,至少短期内仍可退回农村生活。

   这也证明,真正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绝非主观愿望或政府之手的推进所能实现。由此也不难发现,当下发展模式的内在悖论: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依赖、寄托于城镇化(尤其是以城镇化促进房地产业发展,房价过高也是其产物),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水平有较大提高前,及当下发展模式导致城市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城镇化又不可能大幅加快。

   相比之下,上届政府提倡建设新农村,本届则强调推进城镇化。长远来讲,进一步城镇化及农村相应的式微,无疑是大势所趋。在此意义上,一刀切的新农村建设自然有点背道而驰、浪费资源。但同时,城镇化短期内又无法一蹴而就,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确也仍需改善。新近最高层提出“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其实正说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而从根本上讲,如果能落实迁徙自由、公民权(如社会保障、受教育权等)平等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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