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遏制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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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1、高度集中的体制难以解决干部腐败问题


中共靠思想统一和组织严密成为一个强大的党,思想优势加组织优势形成干部优势,是其他政党没有的。共产党是靠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夺取政权前,激励干部靠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和残酷的党内斗争,艰苦的条件和生死的考验也无情地淘汰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夺取政权后,基本环境变了,党的地位变了,党员干部成了执掌权力的人,毛泽东还想用战争时期那一套管干部,想靠那种革命精神和低水平的乌托邦理想来保持干部的传统,他用不停的党内斗争,甚至不惜发动“四清”和“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来整治干部中的消极现象,但是并没有挡住干部队伍的日益腐败和官僚化,而是导致了十年浩劫。

邓小平解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认识到没有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文革后痛定思痛的时候,他在八一八讲话已经接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问题,指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弊端一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但是他没有破题。他内心深处仍然寄希望于革命时期的那一套体制和权威,六四以后他说的很清楚,毛在毛说了算,我在说了算。改革开放初期对文革反思时出现的民主空气和思想解放稍纵即逝,这些年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高度集中的体制有所发展,中国如今到处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本质上是人治,是专制,是与民主法治不相容的。邓小平在接受市场经济的时候他没有真正接受民主。他不破这个题,后面的人更没有能力破,延宕至今,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一把手说了算出不了薄熙来这样大的闹剧和丑剧。其人暴露有一定偶然性,权贵巨贪的滋生则是必然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干部是管不好的。以往中国高度集中的体制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与严密文官制度相配套,靠科举制度严密控制官员思想,靠礼俗教化愚弄百姓,也只管得开国后的头几代。中国古代高度集中体制以明清为甚,严刑峻法、杀一儆百、明察暗访、分化牵制,朱元璋试过了,雍正试过了,历史证明行不通。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毛泽东试过了,时过境迁也不灵了。历史来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在没有民主的环境下,干部的大面积腐败和社会的全面堕落是不可避免的。


2、严重腐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度集中体制的必然产物


这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加全球化,中共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的建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型。市场经济的效率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市场正在把人,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变成经济人,人的趋利的本性在干部的灵魂中复活了,追求富裕幸福也是他们应有的理想和合法的权利。没有外部巨大压力的条件下,再指望不太富裕的干部能够完全自觉的抵制金钱的诱惑,恐怕只是一种空想。

关于反腐败,官方的讲话文件应该说动机出发点都是好的,也看到了问题。可是知行不能统一。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所剩无几,组织纪律日益涣散,成百上千个文件也管不住楼堂馆所、奢华节会、形象工程;管不住重大事故,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管不住公款吃、送、游、玩、公车超配私用;管不住行政事业编制膨胀、职级超配、国企干部监守自盗;管不住愈演愈烈的腐败浪潮,前赴后继,汹涌澎湃。公权力部门化、地方化、小集团化、私人化,进而商品化、市场化、黑社会化,滥权导致社会溃烂、民心涣散。贪腐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花样越来越新。腐败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相当多干部有灰色收入,几乎到处都看到干部的消费与自己合法收入不符,千方百计占公家便宜成为普遍现象。官场腐败导致社会堕落,而反腐成为左和右的激进主义的共同口号,腐败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拒绝改革、拒绝前进、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治理经验,已经可以过河了,还想停在原地摸石头,希望把现有利益格局、政治关系定型。既想享受高度集中带来的垄断与特权,又想享受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吗?

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说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有巨大的经济推动和调节力量,能有效应对战争和灾害。但是历史也证明,这种巨大的权力也会产生市场寻租的巨大张力,也会产生船大难掉头,纠错难、调整难,制约一把手难,腐败发现难、惩治难的问题。它的要害是很难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逐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高度集中的体制要求体制内的人向上负责,向最高权力负责,那么当官员与人民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谁向人民负责呢。战争年代、困难时期、封闭的条件下人民可以忍受,在开放的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时代,人民不会无休止的等待忍耐下去。世界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人们在观看世界各国民主选举的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思考东欧、中东巨变的时候,这种体制还能一成不变吗。


3、权力腐败在金融时代是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权力和金钱迅速大量结合。在农耕社会,剩余产品很少,掌权人能够占有的财富也有限,聚敛财富是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贫富差距拉大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当资本和大工商业进入这些国家之后,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的饕餮大口可以瞬间吞噬亿万财富,迅速破环道德原则和社会结构,造成大面积贫困,贫富差距和对立迅速形成,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发展中国家,包括上个世纪末的拉美国家和正在变革的中东国家,大量历史经验证明,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经济任务同样重要、同样艰巨、同样紧迫。在金融时代,如果不能制衡权力,一旦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堕落要比农耕社会迅速得多。官僚资本主义既是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深渊。大多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认识比较容易,对民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严重滞后,加上既得利益群体的维护,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反复徘徊,国家陷入动荡不能自拔。


4、以权力资源激励干部是干部体制的核心弊端


问题出在哪儿?管这么大个国家,不靠干部靠谁。干部听你的话,为你做事情图什么。是我们的干部人不好吗,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最优秀的人才中选出来的,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官员。发展经济、突发事件、自然灾害、计划生育、卫生迎检、综合治理、各种达标、文明创建、城市管理、征地强拆,报刊发行、文山会海,大办节会树形象、送往迎来搞公关、防火防盗防记者、上稿下稿删帖子,一年到头,疲于奔命,人很累、心很苦。官大一级压死人,实权部门得罪不起,纪组宣公检法,潜规则小圈子,稍一不慎就惹麻烦,荆棘丛生、风险很大。当干部实在不容易,可是为什么千军万马挤这个独木桥,不仅在职的人个个想提拔,而且体制外的人也千方百计想进来。图为人民服务吗,苦行僧是少数;图实现自己的抱负吗,理想主义者并不多;图工资吗,干部平均合法收入并不高,基层和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仅靠工资连基本生活都很拮据。更多的人图的是权力,通过权力可以获得更大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权力带来的巨大好处和机会妙不可言,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既然权力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崇拜追求权力呢。

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有两个假定,第一个假定是,干部的觉悟较高,不需要物质刺激就会恪尽职守、廉洁从政。这个假定的误区在于,因为干部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合法的报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大多数人就会拿手中的权力去寻租利益,手中的权力就变成了可以谋私的资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马儿就会自己找。我们无法忽视千百万干部的切身利益,他们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官场渐渐默认以权力资源作为干部辛苦工作的回报,进而默认权力资源作为激励干部的筹码,这种默认既不符合道德也不符合法律,既不公开也不规范。是被迫的,是没有人承担责任的,而且是要极力掩饰的。中组部有一句大实话,提拔使用干部,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实际上默认是用权力资源去奖励激励干部、约束惩罚干部。这就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一个大的逻辑悖论,言行不一,所谓宗旨理想信念都黯然失色。执政党可以言行不一,人民当然可以上行下效,社会风气由此堕落。那么能不能高薪养廉呢?现行体制下行不通,第一,与我们口头上必须承认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不符;第二,行政治国必须靠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总体上行政开支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第三,减少干部,交给社会多管一点吧,怕体制外的人不听话,怕社会上的人管不住,怕政权不稳。


5、以权治权、以官管官是干部体制的症结


第二个假定是,只要党管得好,干部就不会以权谋私。误区在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单靠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有效的监督我们的干部。第一,管干部的人本身就是干部,观念相似、利益相关,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意气相投,同病相怜,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惺惺相惜、官官相护,管人的和被管的是利益相关者,必然是管不好的;第二,官场有一种潜意识,干部太辛苦、待遇太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第三,官场有一种共识,干部选拔提拔票数很关键,为人做事要多种花少栽刺,得饶人处且饶人;第四,怕影响政绩,姑息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要领导捂盖子、包庇贪官,受到爱护干部的好评。面太大了,法不责众,时间长了,这些都成为潜规则,监管大都流于形式,于是我们再设计个机构来管他们,同样无效,而且互相扯皮,这就是帕金森定律讲的现象。这样做,可以延缓腐败的进程,可以缓解老百姓的怨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使腐败加深、蔓延、变异直至我们灭亡。以权治权、以官管官必然导致以权谋权、以权滥权,从长远看,以权治权是饮鸩止渴,也是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必然消亡的原因。


6、专制思想和极左观念是干部体制弊端的土壤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干打雷不下雨,因为专制思想和左的思想根深蒂固。高度集中的体制依赖并强化了中国几千年以权为本的价值观,把干部带入了权力崇拜的泥潭,包括民企、外企和老百姓的私人往来,权力崇拜成为一种可悲的共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我们的官员去世的时候,评价一生的悼词非常有意思,历数曾任的官职,说到最高的官职就完了,官员的贡献价值是以职级论大小。官职大就做了大贡献。社会地位、工资福利、家庭幸福、子孙前途和生老病死都与职级挂钩,职级是干部的生死牌、指挥棒、兴奋剂、和终生的奋斗目标。这已经成为共识,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见怪不怪。这种价值观、严重腐蚀了我们的官员,也在引导社会价值观倒退。

与别的专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多了一样,左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厉害,是中国的特产,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让千百万共产党人和红军人头落地,几乎葬送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催生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浩劫。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问题是他走了没有人再讲这句话了。改革开放以来,左的东西一直在顽强表现自己,近几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左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左是和权贵结合在一起的,左是和既得利益者结合在一起的。或曰打江山坐江山,或曰靠自己本事爬上高位,把左的一套当革命传统供奉、宣扬。而他们又没有“左”在本义上的理想和热情。少数善良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不能区别左与红有什么不同,左的错误和革命传统有什么不同,则另当别论。当今中国,毛式的理想主义不多了,大多数人搞左、比左是给上边看、给别人看的,把左当作权力的敲门砖,当作贪腐的护身符,既可以保平安,又可以哄百姓,还可以升迁,是一本万利。所以一些读了很多书,甚至喝了洋墨水的人都掺合,形成很大势力,呼风唤雨,左右朝局。左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左的势力使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难以为继,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启动。


7、官场的退步和民间的进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年官场某些方面在严重退步,虽然干部文化水平整体提高了,专业知识也增强了,执政的技术进步了,但是情操境界、认识水平下降了,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倒退了。思想上要保持高度一致,是提拔干部第一条,想当官就要顺着上边说,不管你怎么想,凡是有创见的思想,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僵化保守不仅仅保险,还可以提拔,何乐而不为。思想禁锢是亡党亡国之道,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话人们都忘了。说真话领导不爱听,说假话群众不爱听,说痞话大家都爱听。很多郑重的场合都以色情笑话调节气氛,很多高级官员都是说段子的能手。我曾经跟北京的一位领导讲,官场这样讲黄段子,古今中外没有,对年轻干部和在场的年轻人影响很坏,对海外境外的人影响也不好。官场吃喝应酬成风,跑官要官成风,娱乐游玩成风,纵情声色成风。读书思考、调查研究、接触群众难成风气。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奢侈浪费、裙带关系、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干部提拔几乎成为逆淘汰,有人格、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反而难以升迁。思想禁锢使干部功利化、犬儒化,品德堕落,意志消沉,思考能力下降。远不如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有思想、有创建、有风格的话不多,空话套话假话鬼话经常从我们的干部口里冒出来,让人民见笑。

而这些年,民间在进步。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人民与时俱进。过去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仅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进步跨越了几个世代。一是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下的中国人,是独立生存、独立思考的人,创造能力、创新意识空前增强;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不再为生存而沉默,思想大大的解放,思维十分活跃;二是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文盲大大减少,知识的增加极大提高了国民素质,文化的繁荣极大的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三是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电视、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削弱了信息上的封闭和垄断,人们辨别是非能力加强,表达更加充分;四是人们的平等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大大提高,责任意识和监督意识日益成熟,参与意识增加,要求公平正义、维护合法权益的呼声明显增加;五是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学术繁荣,对外交流扩大,不同的参照系呈现在眼前,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话语权垄断被打破,宽容平等的讨论正在展开。总的来说,人民进步了,对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不说特权带来的官员与人民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平等,仅仅官员的思想倒退就使官场与人民的要求差距加大,官场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矛盾对立日益严重。这种现象让我们思考,既然人民有如此大的进步,为什么不能大胆让人民来选官员、来管官员呢?


8、只能靠政治改革解决干部腐败问题


党的干部党为什么管不住,古人讲易子而教,是怕因为自己心软,不忍心严厉管教。一个执政党,必须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仅仅有自律,不管说的多么好听,都是自欺欺人。实际上多年来,我们的干部比较好的时候,大都是国家很困难很被动的时候,是客观环境在帮我们管理约束干部。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政治上的对立面给我们以压力。我在《告别激进主义》一文中说,除了自身的努力和进步之外,客观上有五种力量在影响着中国执政党,阻止着体制性腐败的加速。第一是外国人,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也好,国际公正、善意的批评也好,都形成了压力;第二是体制外的中国人,港、澳、台舆论以及大陆体制外的不同意见;第三是老同志,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忧国忧民,不同意见不能不听;第四是网民,亿万草根的声音与传统媒体境外媒体互动,呼风唤雨,影响朝野;第五是数以千万计的访民和群体事件中用脚投票的老百姓。这五种力量或者还有其它力量,形成很大的压力,这实际上是时代发展的压力、人民进步的压力,是国力竞争的压力、民族博弈的压力,警醒监督者执政者。我们要建设自己有序文明的“压力”和良性循环的监督防范机制。

干部体制改革的思路并不复杂,但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很多国家,还有我国的台湾、香港其实已经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是让干部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监督应该表现为社会的监督,包括社会组织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社会媒体的监督。这样就要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增加司法的独立性;这样就要改革我们的新闻制度,有序扩大媒体独立负责监督干部的权力;这样就要改革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让人民有更多的自治权;这样就要改革我们的干部管理制度,立法要求干部公开自己的重大家庭事项和财产状况;第二是扩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落实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所有人包括官员的权利。中央已经提出多年的四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要有具体的过硬的措施落实,要有体制和制度保障。人民普遍有了基本权利,国家才真正拥有权力。权利是权力的来源,权利是权力的根本。中国现在盛行权力崇拜,其实,中国应该兴盛的是权利崇拜。第三是减少行政管理职能,把大量管理职能交给社会,由人民自治,由社会管理。减少干部数量,提高公务员待遇,让他们在经济上可以体面的生活,在社会上得到应有的尊重,让权利与责任相统一。

为什么不能让人民来帮我们管干部?说到底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放权、不信任人民。我们很多人不喜欢人民,害怕人民,怕在人民监督下,不好说了算,不好作威作福,不好占便宜。像马英九那样做人民的小媳妇,做官还有什么意思呢;说人民觉悟和水平参差不齐,由人民选拔管理干部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人民总不比印度、埃及那样一些亚非国家的人民差吧。村级选举搞了多年,进步不大,而且成为一些人诟病民主的话柄。如果我们真的努力去做,会是那个样子吗。人民不成熟,干部应该成熟了吧,那就应该同意公布自己的财产了吧,为什么千呼万唤出不来,是人民不成熟还是干部不成熟?公布财产是个起点,是个取信于民、凝聚人心的起点,一时准备不够,至少要有个决心,要有个大思路、路线图和时间表吧。现在台上的很多干部,对政改没有积极性,甚至散布种种谬论反对政改,说到底是马克思讲的利益与观念问题。让干部公布财产的决定在党内通过,等于自揭伤疤,自曝丑陋,没有极大的勇气和权威,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捱得过去吗?薄熙来在十八大前暴露,对贪腐是一声棒喝,对极左是一声棒喝,对权贵是一声棒喝,形势有了转机,提供了认真总结经验,分清是非,明确方向,规划设计,启动政治改革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再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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