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历史的情感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2 次 更新时间:2014-04-03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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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1948年生于上海。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美国的中国问题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Anyuan :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等。

她的冷静和客观带来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气沉沉,而恰恰帮助她更加敏锐地识别出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这样的主观因素是怎么样在组织结构、经济基础这些相对客观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

1978年的中国留给刚刚三十岁的裴宜理的印象是美丽的:南京有“很多树”,城市“整洁而漂亮”;常州像是一个美国大城市宁静优雅的城郊区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则给任何远道而来的访客震撼,中华帝国时代勾勒出的齐整、恢弘的天际线还没有被后来的各式各样的高楼所扭曲;当然还有她三十年前出生的上海,在她眼里,依然是特别“摩登”的大都会。

个人的命运有时与历史中的大事件联系如此紧密,让人回首时不胜唏嘘。1948年,裴宜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家庭。同年,共产党在中国开始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个国家与自己在刚刚经历的“八年抗战”中最亲密的战友美国也开始渐行渐远;一年后,最高领袖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不仅表达了许多国人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豪情,也让不太懂得中文语言艺术的美国国务院断了和新中国保持正常邦交的念头。原来在圣约翰大学执教的裴宜理的父母,在上海陷落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这时却不得不带着尚在襁褓里的她东渡日本。1960年代的裴宜理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心向往之,却只能从一本英译的《毛泽东语录》中了解中国。

她在台湾学习了文言文,在那里开始了她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发现这个国家博大得可怕—起码存留的档案博大得可怕—难以想象那一本薄薄的语录,会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资源。1978年,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她终于有机会跟随美国市长代表团重访中国大陆,不过这一次访问注定是走马观花式的。于是,一年之后她申请来中国做一整年的研究,想好好地看看这个国家,和那些她在官方访问里无法接触到的普通人好好谈谈。

当时的她肯定没有想到,她计划访问的那些普通人,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改变这个国家的样貌。在安徽凤阳,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静悄悄地发生了(虽然领头“造反”的农民沿袭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以血手印表达自身信念和决心)。那年她没有了解到这场革命的详情,却看到了安徽北部的贫困:很多孩子仍被迫吃树根和草皮活命,头发变白了,而且全身浮肿。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所到之处都引发了不小的骚动:几百人出来围观她,每个镇政府也派出自己的代表,揣摩她的喜好,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在蒙城,因为她没有吃晚宴的炒鸡蛋,还引发了当地政府没有照顾好外宾的担忧;不过真正震动她的却是在乘坐公共汽车时,两个人为了是否要收一个鸡蛋作为礼物争执良久—这里面有中国人民传统的善良,不过更多的是现代社会里的物质上的赤贫状况带来的冲击。

之后她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不仅研究在国内的档案资料,也花大量的时间做访谈,和普通人交流;她父母在中国时的朋友和老师,成为她在中国大陆做研究时的引路人。从秘密社团到工人运动、单位研究,再到中国革命的遗产、文化、动员方式,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诸多方面,以至于我们难以用一个方便的短语概括她的学术成就。不过,你看得出她的研究是和现当代中国自身的演化紧密相关的:在六七十年代阶级论指引下的中国,裴宜理关心农民阶级反抗和共产革命的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她开始试图了解当时中国最具凝聚力的群体—产业工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九十年代,她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其实是跨越阶级的,于是转向对于“单位”这一社会单元的研究;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迅速丰富,她开始关注革命文化的历史作用,还有所谓“革命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如她所说,她相信今日的种种现象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和成因,今天其实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新鲜。

相比较她的很多政治学同行,裴宜理不那么喜欢作价值判断,也难以说她是某种“主义”的信徒。她的研究体现出长时段的特征,常常会跨越一个多世纪,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上整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冷静的辨别和分析。让人惊讶的是,她的冷静和客观带来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气沉沉,而恰恰帮助她更加敏锐地识别到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这样的主观因素是怎样在组织结构、经济基础这些相对客观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她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恰在于此: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似乎日益受到泛科学主义的侵袭,总是试图把活生生的人物和不断变化的事件放入一个生硬的框架和模型中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发明了一个又一个听上去充满戏剧性的术语,但是这些名称充其量是对既有思想的一些补充,谈不上是什么创见。裴宜理的研究更像混沌这一物理学新的分支,她希望从整体中找出格式,而不仅仅是简化;她也使用术语,但是总是以许多无法辩驳的事实作为支撑和说明;最终,她形成的判断是返璞归真的:说思想是影响行动最重要的因素,这话不能叫人惊奇;但是仔细描述革命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革命中的每一个人,最终塑造革命后的现实的这一过程,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裴宜理教授的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她与德国汉学家韩博天合著的《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这本书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时代呈现的种种活力和遭遇到的种种困境,并非是1978年以后历史决定的,而来自更早的历史时期。这说法并不惊人,甚至不太新鲜,但是在作者客观的叙述和条理分明的议论中却令人信服,帮助我们更清楚前行的方向和目标。回望我们的种种“革命传统”,许多次我们令人痛心的失败,不恰恰是因为当时的革命者太急躁、太迫切,太想打破当下看得见的现实吗?如何在长时段里促成革命性的、但也许是看不见的改变,仍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在六十年代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且在那个时候读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感觉?

裴宜理(以下简称“裴”):我是在大学的学习小组里读到毛泽东的文字的,当时我还有我们那个读书小组的同学全部非常兴奋:我们都喜欢“造反有理”这个说法,这是特别让人头脑发热的东西。我第一次在毛泽东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关于阶级的论述让我觉得很有新意。这些和我在学校里读过的东西如此不同,所以我觉得很兴奋。

那个时期我还开始自学中文,后来开车半个小时去康奈尔大学上中文课,我觉得学得不错,不过学期结束时我的老师说,你得真正接触中文的环境,靠听磁带和读书是不够的。于是大四我只上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然后就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东:您后来在研究生院是如何决定研究农民起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一题目的?

裴:哦,那是个天真的决定。我当时是如此年轻而天真,完全不知道这个选题的难度—不然我绝不会蠢到选择这个方向做论文。当我回到台湾查档案的时候,当时台湾主管档案调查局的王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同时费维恺也细心地告诉我明清各种档案的位置。当然,我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是如此分散,它们的类型也会如此不同。在台湾待了几个月后,我写信给我的导师,告诉他我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中国的共产革命和之前的农民起义关联不大,共产党人其实拒绝了之前农民起义的大多数观念,而且这些关于农民起义的明清档案实在太多了!也许我该专注于民国后共产党兴起的历史,并且主要用二手的中文资料。

可是想不到我的导师和我一样天真,当时完全不知道阅读梳理明清档案的难度,他坚定地告诉我:你得完全做原始档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东西。我就这样做了,我也因此无限感激他,因为正是在这些档案中我找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可能性,让我至今得益。

东:这是个天真的决定,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不是吗?

裴:当你握着咸丰、同治皇帝曾经亲手握着阅读的奏章时,那种兴奋之情是无法比拟的。那些朱批和圈点给人一种特别的对于过往的亲近感:哦,这是那个时候皇帝看到的、亲笔写下的东西,现在就在我手里。当你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档案内容再晦涩也无关紧要了,原始档案带给人的感受和后来的印刷或是扫描件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1979年您来到中国,为什么选择南京大学作为第一站?

裴:我并没有选择南大为第一站。我1979年申请来华研究最初的选择是安徽淮北凤阳——之前有日本南满铁路的一些研究报告作为基础,我想去凤阳看看那里的村子到底是什么样子,革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变化。我完全不知道当地是那么穷,那里刚刚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当然,我更加不知道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实验。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政府绝不会欢迎让一个外国人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去——他们可能想我有什么秘密情报,或者来中国有什么特殊目的。

幸运的是,南大的茅家琦教授是当时审核材料的委员会的一员。在他的努力下,我没能去凤阳,却去了南京大学。我在之前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时到过南京,那是个美丽的城市,而且我对太平天国和秘密社团都有兴趣,因此在南大,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成为我的指导老师。

东:您怎么看当时您的中国同学?

裴: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和凭借高考进入高校的学生之间还是有很大分别的。我对于工农兵大学生有些同情,因为他们相比之下显得特别贫乏,和高考的学生有差距。不过高考和工农兵大学生共同的特征似乎是,他们都不希望过多暴露自己的过去。被推荐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原因,好像大家都不会提,有意回避。

当然很多我接触的中国学生是研究生,他们让我敬佩又着迷:“文革”十年,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不过他们依然凭借一己之力考上了研究生,我在南大的那一年和他们中的几个人成了好朋友,这些友谊维持至今。

东:这是否也影响了您之后的研究方向?

裴:我一直对于反抗、抗争、起义等群体性活动有很大的兴趣,并且我相信当代的种种情况需要在历史中找到他们的起源和成因。在中国时我曾经想到研究“文革”,可是因为资料不足这个计划很快作罢了。在中国时,我也时时想起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早期我在美国参加的学生运动,并希望在中国寻找相似的东西。最后,我在和张仲礼教授的交谈中,确定了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选题。上海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它抱有超出一般的热情和幻想。张仲礼教授恰好是当年我父亲在圣乔治大学的学生,又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当时在那里任教。他告诉我上海保有大量的工人运动的原始档案,尚待利用。他还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作为一个上海人,安徽北部的农民运动有什么好研究的?

东:时至今日,您怎么看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那段时光?您对八十年代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裴: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让人困惑的时代—当然,对历史学家而言,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困惑之处,不过对我而言,八十年代仍是一个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八十年代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刻,而这些时刻又都是动态的。每个夏天我都去松江采访当地人,既问他们关于当下的看法,也听他们说自己的过去。一方面,中央似乎已经开放了,迈出了一步一步让人惊讶的改革决定,人们也很兴奋,感觉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在地方,我看到这种情绪的表达是1986年冬天那场上海的学生运动。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所有的这些信号是矛盾和含混的。1985年我编辑了一部叫《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书,这是1983年在哈佛举办的一场会议的论文集。过了一年多,我在上海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介绍这本书。当时听众的反应是,你对中国的前途看法太悲观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1987年我又被同一个组织邀请参加沙龙,结果大家都说这本书实在太乐观了!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分崩离析,这本书里的预测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

两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本书的意见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不过,我在很多沙龙里观察到同样的事情,关心时事的人在对未来的乐观和悲观间摇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中国的学者或是普通人保持亲密的友谊仍然是困难的,中间有官方的重重阻隔。不过我想大多数人都看到那个时代呈现的无限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事件让人如此震惊。不过震动之后,我的反应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大的图景中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方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场运动的方向和结局在中国变得难以把控,即使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这场运动在何处终止也是绝难预料的。

东:您怎么看九十年代呢?

裴:从知识分子的群体来看,我觉得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是真正出现多样性的时候;我在八十年代问大家对于政治的想法和意见,大多数时候得到的是相似的简短回答,而且人们好像特别不愿意公开反对某些意见。九十年代全不如此,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你听得到对于政治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时人们开始真正提出异议和质疑。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没有争议,就一定不会有进步。

东:能谈谈您在九十年代做的关于“单位”的研究吗?

裴:从社会上来看,我没有料到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如此迅速地瓦解了。我在开始“单位”研究的时候,只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曾经十分方便的社会单元正受到冲击:因为有了单位,党在动员和反动员方面都更有效率。但我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在建国后几十年中如此重要的机构会消失得这么快。关于社会单元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在1949年以前,群体运动的组织方式也从来不曾依赖阶级:在早期的农村是靠每个乡村的联系,在城市是各种组织和秘密社团,后来在民国后期,同乡组织又成为重要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跨越阶级的,而不是基于阶级的,单位也是如此。每个人接到电话都可以说“你好!南京大学”—难以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们会如此接电话,即使在苏联也从未如此。

东:今天您对您之前的看法有什么修正吗?2000年以后,中国一系列新的变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我想我现在一定会更加关注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倒回去,我希望我更多考虑文化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我越来越相信,人们如何谈论、思考他们在运动的参与和担当中的角色,是极度重要的。人们在运动中的资源,无论是符号、语言,还是头脑中的概念,都来自当时的文化,形成对于国家政权的反应。1989年东欧剧变时,我们都认为东德是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权:它有完备的军队和警察,经济尚可,但是一旦人们不再相信了,而且当他们确认他们的行动不会导致苏联入侵的时候,一切就那么迅速地改变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语言、思想、意识这些方面去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人们感到不满时,一种想法、一种语言是对于制度的整体反抗,另一种不满却会加强现存的制度,这中间的区分非常重要。

因此在回顾安源的历史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文化的作用。最近我谈论了“文化统治”这个概念,中央的部门采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动用了什么手段,来改变人们对于政治的想法,人们对此的反应究竟如何?经济因素、组织结构的因素固然重要,我对这些因素也很感兴趣,但是我逐渐感到文化上的材料,无论是符号、标语,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

东:2000年以后,真正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众活动似乎处于低潮期,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裴:社会运动总有低潮和高潮,我们无法期待总有令人激动的社会运动出现。不过从“占领华尔街”来看,参与的人群缺少明确的目标,缺少可以导致行动的纲领,无论如何,只有困顿情绪的表达终究不能成气候。不过社会运动并没有消亡:阿拉伯世界正发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美国,茶党是重要的社会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的目标也许不被你我所认同。

应该说,社会运动并没有消失或减少,他们只是开始以新的方式呈现。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所谓“社交媒体”的流行。我其实对这样一个趋势感到担心。社交媒体确实能够快速地传播信息,能够迅速动员大量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埃及、突尼斯还是纽约市内。但是被动员的人群并不像传统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结社每天见面,十分熟悉。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参与运动的经历告诉我—当然,我已不再留恋当时的那种极端主义—一起读书,一起交流,一起组织,一起动员他人,一起回到一个地点报告结果,这些面对面的力量是强大的。远程的交流虽然快捷,但是缺少这种力量,因此常常导致过激的言论—你个人无需对此负责;同时分离本身最终会削弱运动的效率。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运动,从内容和形态上说,是一场广泛的传播革命的结果,也是一场静悄悄的人际网络改变的结果。人们依然需要面对面,需要发展人和人近距离的情感和联系,而不是待在屏幕前盯着社交媒体。强大的社会运动需要强大的人性情感,这种人性的情感在社交网络的传播往往是极端化了的。重新连接起因为社交媒体所断连的情感,我们才有可能有更加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皆是如此。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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