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看，到 2012 年末实现了年均 9.8% 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 GDP 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增长了 24 倍左右 ( 按不变价 ) ，达到 51.9 万亿元 ( 人民币 ) ，按汇率法折算达到 8 万多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 略强上升为 10.4% 左右，从 1978 年的世界排序第 10 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到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美国为第一位， 2011 年美国 GDP 总量为 15.1 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比重为 23%) 。

从人均 GDP 水平看，到 2012 年末实现了年均 8.7% 左右的高速提升，人均 GDP 水平比 1978 年提高了 17 倍左右 ( 按不变价 ) ，超过了 3.8 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达到 5800 美元以上，从 1978 年的低收入水平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 GDP 水平从 1998 年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转变，自 2010 年起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突破 ( 按世界银行 2012 年的划分标准，人均 GDP 水平 4056 美元至 12475 美元间为上中等收入国 ) 。

从经济结构演进看，就农业现代化而言，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 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 72% 左右 ) 降至目前的 36% 左右 ( 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 30% 左右 ) ，基本实现了从贫困状态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就工业化而言，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实现程度从 1978 年的工业化初期提高到 60% 以上，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 5 省市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辽宁、山东、浙江、福建等 4 省也已实现了 90% 左右；就城镇化而言，已从 1978 年的不足 20% 上升为目前的 51.3% 左右，虽然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但业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 (30-70% 区间 ) ；就信息化而言，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获得了显著成长，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 上升至 2011 年的 43.3% ，就业比重由 12.2% 上升为 34.6% ，虽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距 ( 高收入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 2010 年分别为 73.4% 和 70%) ，甚至低于当代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 ( 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67.5% 和 50% 左右 ) ，但提升的速度是迅猛的。［ 1 ］

总之，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末实现了初步小康，完成了由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变，在 21 世纪初期的 10 年里，进一步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从量 (GDP 水平 ) 和质 ( 经济结构 ) 两方面，实现了由低收入贫困状态向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成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和新起点。

在新起点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

1. 经济规模的倍增和持续增长目标。若中国经济自 2010 年至 2020 年 10 年间能保持年均 7.2% 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能较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90 万亿人民币 ( 按 2010 年不变价 ) ，按现在的汇率折算，达到 15 万亿美元左右，接近美国 2011 年的总量。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经济 2010 年至 2020 年潜在的自然增长率能够稳定在年均 7-8% 之间，从实际进展来看，已经过去的 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 9.2% ， 2012 年经济增长 7.8% ， 2013 年上半年增长 7.6% ，预计全年增长 7.5% 之上，也就是说在已经过去的近三年里，中国实际增长率均高于实现 2020 年倍增目标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 (7.2%) ，因此，若实现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仍以 2020 年为准，则在今后的 7 年里实际增长率只要不低于 7% 即可，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今后的逐步缓解，中国经济在今后 7 年中实现年均 7% 以上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说，到 2020 年比 201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 2010 年较 2000 年翻一番的目标，就提前了三年，在 2007 年实现的。如果 2020 年实现较 2010 年经济翻番增长目标，按目前汇率折算达到美国现阶段的 15 万亿美元以上，此后的 10 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降至 6% 左右 ( 据经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现阶段每隔 10 年大约下降 1-2 个百分点 ) ，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恢复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那么，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间中国经济总规模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有预测在 2023 年中国经济总量就有望超越美国。

2. 人均 GDP 水平的提升及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如果中国经济保持 7.2% 以上的增长率，实现倍增目标，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5 ‰以下 ) ，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即可实现人均 GDP 水平较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6 万元人民币以上 ( 按 2010 年不变价 ) ，按目前的汇率折算，将达到 1.25 万美元左右，超过世界银行 2012 年最新确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 (12476 美元 )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 2012 年末，人均 GDP 水平达到 12476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共有 70 个，上中等收入国 ( 人均 GDP 4056 至 12475 美元 ) 共有 54 个，下中等收入国 ( 人均 GDP 1026 至 4055 美元 ) 也是 54 个，低收入国 ( 人均 GDP 1025 美元以下 ) 共 36 个，其中 70 个高收入国家虽然是在不同年代实现的向当时的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但从绝对用时来看，平均用了 12-13 年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中 20 个人口大国 ( 人口规模在 1000 万人以上 ) 平均用了 11-12 年的时间，如果中国经济实现 2020 年人均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标，意味着中国用 10 年时间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在此基础上，再用 30 年左右的时间，到 2050 年前后，中国人均 GDP 的水平有望赶上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

3. 经济结构的演变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四个方面实现经济结构性改变，一是农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到 2020 年，使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由现在的 36% 降至 15% 左右，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0%) ，以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年均下降 2-3 个百分点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即在现在工业化进程已达 2/3 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三是城镇化率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从现在的 53% 左右提高到 70% 左右，以目前年均约 2 个百分点的速度，到 2020 年达到这一水平是可能的。四是提高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实现进程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同时，使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显著提升，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围绕市场机制发育和完善所需要的交易活动服务业，如金融业、物流及贸易等，使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70% 以上 ) ，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入加速期，同时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到 2020 年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不仅从人均 GDP 水平上，而且从经济质态，即经济结构上，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到本世纪中叶，则从人均 GDP 水平和经济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水平。

二、中国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1. 供给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的同时，国民经济的成本相应上升。或者说，在生产 ( 供给 ) 方面各种要素成本显著提高，相对于以往，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及主要优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土地、劳动、能源、原材料、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的价格大幅上升，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不断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难以继续维系，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 ( 包括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 ) 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会严重失衡，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严重束缚增长速度的提高，使增长乏力，加剧失业和萧条；低下的效率消化不掉大幅上升的成本，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进而形成“滞胀”。从长期看，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拉动增长的模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伴随总供给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受到资源、环境、土地、劳动、能源、淡水等诸多要素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强力约束，中国经济伴随规模的显著扩张，土地、能源、淡水等资源约束越来越严厉；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上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对生态文明要求的提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所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些都会极大地提升国民经济成本，为适应这种供给方面的变化，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新时期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一方面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动员大量的要素投入到经济生活这一中心领域，带动着经济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伴随有要素效率的提高，因而与克鲁格曼所批评的“东亚泡沫”国家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而无效率提升的增长方式有所区别，特别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效率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 1995 年至 1997 年年均超过 20% ， 1997-2002 年提高到年均 28.5% ， 2002-2007 年则上升到 38.4% 。［ 2 ］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改善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劳动生产率为例，尽管中国现在工业化进程总体已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 2/3( 以产业结构高度值 H 为 1 ，代表实现工业化，中国现在 H 值已达 0.666)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工业化已实现 60% 以上，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后期，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 14.7%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 46.2% ，只有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实体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业化进展程度远不匹配，表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 3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要素成本 ( 劳动报酬 ) 加速上升，据测算， 1992 年至 2010 年，中国年均劳动报酬增长率达到 14.5%( 按现行价计，若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会低些 ) ，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报酬年均增长 18.1% 居首位，第三产业次之年均增长 11.6% ，第三产业为 11.1% ，［ 4 ］劳动报酬进入加速增长期。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体产业劳动生产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展阶段应当达到的水平，从而使劳动报酬的增长缺乏充分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这种要素成本上升缺乏要素效率提高的相应支持的格局，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效率提升为主替代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

2. 需求方面的变化。总体上，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约束的逐渐增强，经济短缺状态逐渐克服，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主要威胁从需求膨胀转变为需求不足。一是投资需求不足。在低水平扩张阶段，投资增长更多地受资本积累量的约束，常常出现的是投资需求相对于资本积累能力而言，资本短缺，需求膨胀，较少受到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约束。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低水平大规模扩张阶段已经过去，继续扩张必然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增加，但能否保持投资需求持续增长，关键取决于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否则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本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创新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没有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就没有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即使有资本也实现不了投资，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关键正在于此。虽然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高，自 2008 年至 2012 年 5 年中，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在 20% 以上 ( 名义增长率 ) ，剔除价格因素也始终在两位数以上，但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强的作用，包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地市场力量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由于垄断等多种原因，技术创新力普遍缺乏，即使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通畅，也难以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技术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投资即为低水平的重复，形成泡沫式的产能过剩。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已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逐渐蔓延到工业原材料，包括粗钢、水泥、铝、多晶硅等，有些已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甚至一些新兴产业，如风能设备生产等，也已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就使得缺乏自主创新力的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信心不足。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外部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使之既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又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即使有投资项目，也往往需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由此，便形成中国现阶段大、中、小企业投资需求乏力的矛盾，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需求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而政府的投资能力是难以有效和持续的，政府投资缺乏市场硬约束便难有竞争性效率；财政赤字对中央政府的投资会产生约束，中国自 2009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 2.8% 以来，始终保持着较高赤字，形成通货膨胀的重大压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业已引起中国社会多方面关注， 2011 年经审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已近 11 万亿元人民币。二是消费需求不足。在低收入阶段消费需求旺盛，甚至需要防止“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提升快于生产发展水平，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可能发生逆转。国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成为消费需求增长能否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关键。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调整，首先是宏观方面，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分配，即分解为税收、资本盈余、居民收入，中国长时期中税收增速最快， 30 多年来平均年增 18% 以上 ( 按现行价 ) ，其次是资本盈余，居民收入增速最慢，长期低于 GDP 增速，从而使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自 1998 年至 2008 年 10 年间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为何长期过于依赖投资拉动，而消费需求对增长拉动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居民收入才主要形成消费支出，而政府和资本所得则主要形成投资支出。其次是微观方面，由于城乡差距，产业间不均衡等多种发展原因，由于初次分配制度及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性原因，中国现阶段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1 月公布的测算结果，近 10 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 2008 年之后虽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0.4 以上 )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从而加剧消费需求的相对 ( 甚至可能绝对 ) 不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在出口需求受挫，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的状况下，就使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从适应以往的短缺经济向适应内需不足的经济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挑战。三是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变化，作用程度逐渐减弱，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年均出口需求增长在 20% 以上，相应地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通常在 2 个百分点以上，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放慢， 2009 年甚至出现全球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出口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当年中国出口需求增长跌为 -16% 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2010 年起 )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若无结构升级，仍然主要依赖要素成本低作为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可能，中国经济的出口需求年均增长率回落到个位数恐将成为常态。事实上， 2012 年中国 7.8% 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已降至 -2.2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加注重以内需拉动为主。

怎样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上出现的新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适应上述发展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握新机遇，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目标，即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进而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可能滞留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国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自 2010 年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又恰从反金融危机全面刺激经济的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出现了新特点，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同时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不足 ( 经济“下行” ) 双重风险并存。

从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经变化：第一阶段是 1978-1988 年，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短缺经济下的需求膨胀， 1984 年、 1988 年连续发生两次严重的通胀， 1988 年通胀率达到 18.8% ；第二阶段是 1989-1991 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第三阶段是 1992-1998 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过快， 1994 年通胀率高达 24.1% ；第四阶段是 1999-2002 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放慢，物价指数连续 3 年出现负数；第五阶段是 2003-2007 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需求过热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反方向失衡；第六阶段是 2008-2010 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内需不足进一步突显，增长速度下降；第七阶段是 2010 年底至今，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通货膨胀和增速放缓 ( 下行 ) 双重风险并存。总体上说，在 2010 年之前的不同阶段上，中国经济总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除个别时期 ( 如 2003-2007 年，出现过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失衡方向不一致 ) 外，在总量上，不同时期，或者是需求膨胀，或者是需求疲软，进而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增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或者是适度紧缩，或者是扩大内需。而现阶段双重风险并存，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便难以统一，因为缓解通胀和推动增长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治理通胀的紧缩需求政策可能加剧经济下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又可能加剧通胀。

经济增长放缓 ( 下行 ) 态势明显，从 2011 年至 2012 年连续 7 个季度增速下降，比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曾出现的连续 5 个季度增速下降的时间还久。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内需增长不足，而内需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由于自主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迟缓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消费比重和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需求疲软，难以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其公平和效率，均需要做出较长期的努力。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虽然从消费品价格 (CPI) 指数看并不很高， 2012 年以来年通胀率均在 3% 以下，但成因特殊，从现象上看，现阶段中国通胀压力主要由于流通中货币 (M2) 存量过大，自 2008 年下半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货币，到 2012 年底流通中的货币 (M2) 存量已超过百万亿，到 2013 年 6 月底仍超过 92 万亿，而 2012 年末我国 GDP 总量为 51.9 万亿，货币存量远超出 GDP 与货币存量的正常比 (0.8 ∶ 1) ，这些货币经过一定的时滞期，会逐渐传导到 CPI 上来，现阶段正是承受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逐渐上升的时期。但进一步分析，中国现阶段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性矛盾，一是效率与要素成本提升间的结构性矛盾，效率提升滞后于成本上升，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据测算，目前中国通胀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所起的作用大体各占 50% ；二是进口结构特点形成国际输入的通胀压力，作为第二大进口国 (2013 年可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 ) ，中国进口产品多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幅度显著的产品，包括石油、铁矿砂以及大豆等大宗产品等；三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 2013 年 6 月已超出 3.5 万亿美元，由此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在中国现阶段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中，首要的因素便是“外汇占款”，即结 ( 售 ) 汇时支付的基础货币。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通胀压力，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

经济失衡的新特点，要求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为适应经济下行与通胀双重风险并存的矛盾要求，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从注重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从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向“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转变，即积极的 ( 扩张性的 ) 财政政策与稳健的 ( 从紧的 ) 货币政策组合；在财政政策上，从全面扩张向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收入政策相结合方向转变；在货币政策上，从主要运用货币数量工具 ( 货币供应量 ) 向同时注重货币价格工具 ( 利率 ) 转变。以降低在宏观失衡双重风险下的宏观政策选择的风险。

四、中国经济成长的新途径

宏观政策的调整能够缓解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中国经济短期失衡和长期不可持续的主要威胁，来自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有效控制这些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在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等。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又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应快于同期经济增速才可能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自主创新力的提高。如果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 1970-2009 年面板数据，估计第三产业占比与高教人口占比的关系，相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应达到 79% 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长 2.9% ，估计届时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将是现阶段的 16 倍左右，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要达到 6.7% 左右。［ 5 ］

制度重于技术，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即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新变化、新失衡要求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 需要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改革的目标只是总体目标中的一个子目标，经济制度和体制只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在制度体制上使各领域及相互间在权力、责任、利益机制上相互统一、协调，使权力有相应责任的约束，使责任有相应利益的刺激。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治理体系的水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经济改革必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全面、系统、协调推进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同时，在对改革绩效的判断和检验标准上，从贫困时期更突出生产领域的效率及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主逐渐更加丰富起来，在强调效率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领域的公平，更加关注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公平，充分地分享改革带来的发展福利，在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更高层次、高尚的物质、精神生活追求，因而改革所追求的总目标，就必然更为系统、更为全面，包含更为丰富的历史追求。

2. 需要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务，即以“六个紧紧围绕”概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改革重点，同时强调在诸领域改革中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为我国现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未改变，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要求并未改变，经济改革需以总体改革为基础，总体改革则需以经济改革为牵引。

3. 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和牵引，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这一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的关键已从初期的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制的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方式、财税体制和财政政策、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等等。应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在微观上 ( 资源配置本质上是微观命题 ) 努力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上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使市场微观主体即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受市场规则硬约束。市场规则的根本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事先公平原则出发，市场主体一律机会均等，不应存在制度歧视和特权；另一方面是以效率为市场竞争的目标和归宿。宏观上，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发挥克服市场失灵和局限方面的作用。越是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充分，市场失灵和局限也就越明确，进而也就越需要针对市场失灵的有效科学的政府调节，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体制改革对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显得关键。

4.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真正难点逐渐从市场作用空间的拓展，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有效性的提升。虽然传统计划机制和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仍需不断克服，但更重要的在于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改革的真正难点从拓展市场作用规模逐渐转移到提高市场质量。因此，市场秩序的完善更为迫切，包括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在秩序主要包括竞争的主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它回答谁能进入市场，谁在展开竞争？竞争的交易秩序，即价格决定制度，它回答怎样确定交易条件，怎样实现交易？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所谓市场内在竞争机制。外部秩序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机制的法制确认；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秩序的精神弘扬。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难点从市场规模扩张转向市场秩序完善，要求改革本身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制度等多方面的系统推进。

5. 就市场竞争内在机制中的主体秩序 ( 企业产权制度 ) 和交易秩序 ( 价格决定制度 ) 改革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发生了变化，需由不同阶段的分别先后推进的改革逻辑转变为统一共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价格制度改革孰先孰后，是改革过程中长期争论的命题，在实践中大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在我国 1992 年 ( 中共十四大召开 ) 之前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很少涉及企业产权，虽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简政放权、放松让利及承包制等改革，但均是分配关系的调整 ( 国有企业承包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根本不同在于，企业承包的是上缴利税指标，农村家庭承包的是土地使用权，一个是分配关系的调整，一个是产权关系的变化 ) 。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初期价格改革和调整更显活跃。中共十四大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继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后明确肯定股份制，我国企业改革的重心才真正由外部价格秩序改革转移到企业产权改革方面。目前，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上，已从国有制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混合所有制结构，据普查数据，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 19.6% ，集体占 2.1% ，法人资本占 30.5% ，私人资本占 23.9% ，外资占 23.9% ；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的产权主体也逐渐多元化，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资本占 50.6% ，集体占 0.4% ，法人资本占 42.3% ，私人资本占 2.7% ，外资占 4% ；在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真正个人资本也只占 67% ，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资本；在外资企业中，真正外商资本为 76% ，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个人资本。［ 6 ］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混合化和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已取得显著进展，我国市场主体秩序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三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产业组织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分布结构和反垄断，即国有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包括政企分离和权、责、利间的制衡，即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内部权利的制衡关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上提高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市场上展开竞争的公平性。因而，交易秩序的改革即公平的竞争性的价格决定机制的培育和完善，就与主体秩序的改革形成统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没有真正受市场规则约束的企业，就不会存在公正的、竞争性的价格，交易主体 ( 产权 ) 决定交易条件 ( 价格 ) ，但没有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展开充分的公平竞争。

6. 在市场体系的培育上，需从商品市场体系构建为重点，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为重点，逐步转向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经过 35 年的改革，我国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已由改革初期 90% 以上由政府定价转变为 90% 以上由市场定价，尽管其中存在竞争的不公平性，但交易和定价方式已经由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机制。真正构成市场深化瓶颈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事实上，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本在于要素的市场化，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关键也在于要素的市场化，离开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我国面临的一系列资源配置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难以解决。

7. 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城乡改革在不同时期分别展开的推进方式，需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间形成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改革发展整体。在现阶段，城乡间孤立地展开改革已不可能，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使城乡二元经济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二元经济状态依然鲜明，特别是城乡间二元体制差异仍较显著，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展到必须从根本上克服二元经济状态的历史关键时期，并且，这种二元经济状态的根本克服需要重大的制度创新。一方面，就经济改革而言，必须依靠要素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完善，农村土地确权和市场流动，建立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加快资本市场化，等等；另一方面，就总体改革而言，必须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统一为一个整体，因为二元经济的根本克服是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的历史剧变。

8. 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需由“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探索方式，向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在总体目标、总的方向和基本的改革任务及命题上，在改革的历史逻辑和进程上，由顶层统一设计，提出统一命题，但在具体实践上，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一探索。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多方面的协调性以及矛盾的深刻复杂性，要求必须在改革方式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另一方面，经过 35 年改革实践，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我们所面对的新困难，使得我们既有自信也有需要将两者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 1 ］所引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世界银行数据，源自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

［ 2 ］【美】克鲁格曼 . 亚洲奇迹的神话［ J ］ . 外交 ,1994 ， (6): 62-78.

［ 3 ］刘伟，张辉 .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 J ］ .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 ， (1) ： 98-118.

［ 4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 .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2 ［ M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5 ］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 . 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A ］ . 教育部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理事会秘书处 . 教育科学决策研究中心 2012 年学术年会报告汇编［ C ］ .2012.

［ 6 ］陈永杰 . 我国各类所有制经济的份额与比重——基本经济制度科学表述研究 ( 二 ) ［ J ］ . 经济研究参考， 2012,(55):6-9.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