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80年代经济改革的回忆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5: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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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中国经济在改革的推动下迅速崛起,是20世纪世界范围的一件大事。怎样把改革的真实过程弄清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今天讲的对80年代改革的回忆和反思,既包括通过自身经历得到的体认,也包括我近来重新阅读80年代文献产生的一些想法。

   本文原载《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8年12月第1版,第263—295页。

   口述者:吴敬琏

   访谈者:范世涛、任潇艺

   时    间:2017年11月3、4日,

   来    源:比较

  

   一、探寻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以后,国人惊异地发现,许多国家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大大地落后了。对中国政府派出的大量出国考察团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在过去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而推动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体制因素,是这些经济体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例如,1978年10月底,重要理论家和政治家邓力群以顾问的身份随国家经委组织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出访。他在访日归来的讲演中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同志害怕商品经济,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畏惧心理。”

   1978年9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总结时,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中国应当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1979年3月,陈云在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深入的阐述。他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做计划只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1月26日,邓小平在回答外国友人的提问时,也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这样一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成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的首选方向。

   学术界较政治领导人走得更远。不少人主张,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俄国人对市场经济的叫法),即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份初步意见得到了胡耀邦等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但最终并没有形成党政领导机关的正式决定。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出和后来遭到否定的过程,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批判者的主张是:“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他们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也不对,因为变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抛弃了。”1981年中期以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意见也受到批判,上述意见自然也就胎死腹中。

   1981年改革目标提法的改变,从现实经济发展方面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造成了宏观经济的紧张态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发源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主要特点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条件下,引进国家管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按照其创始者、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Ryszard Lange)的理论,他一方面认为,价格是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试错过程来决定,即完全由供求状况决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市场并不能反映社会的要求,所以还要有政府的管制。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要建立的“市场”,并不是由企业自主交易的真正的市场,而是政府管制下的市场(Regulated Market),其目的是提高国营企业的运营效率。

   因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市场社会主义式的经济改革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莫不把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一个重点。这种主张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社会集团——国营企业经理人员的诉求。因此,对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甚至实行企业自治,往往形成强大有力的改革派别。

   中国企业界和经济领导部门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国营企业之所以缺少活力与效率,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企业放权让利。在70年代末期,对企业扩权让利成为经济领导部门和学界的主流意见。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中指出:“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权力的分割和转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据袁宝华回忆,他在1978年10-12月间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对日本企业进行考察。考察中,代表们“深感我们的企业必须进行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李先念在听取代表团汇报也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许多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1979年9月,马洪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蒋一苇提出,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作为基本的经济单元的“企业本位论”。他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利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中”“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董辅礽也明确提出,应当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实现“政企分离”,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单元“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严格的经济核算”;各级产业组织中的劳动者有权在维护和增进全体劳动者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和自身利益的考虑直接参加经营。

   事实上,早在1978年10月,四川省就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四川省选择了6家国有工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和5个相关文件,向全国企业推广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润留成的改革措施。到1980年,这些措施已经扩及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60%,利润70%的66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扩大企业管理层的经营自主权;二是扩大奖励基金的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赋予企业管理层的权力包括:(1)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提取一定数额的利润留成,向职工个人发放奖金;(2)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期下,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承接来料加工;(3)销售多余的物资、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4)提拔中层管理干部。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地提高了试点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和1965年苏联的国营企业改革相类似,它的局限性很快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某些有自主权的企业不受产权和市场竞争的约束。因而,增产增收“积极性”的发挥,往往并不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收益的增加。由此造成了货币大量增发和总需求失控,财政出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赤字,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回想起来,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所要求下放给企业的“经营权”,其实有一部分是作为企业产权基本内容的剩余控制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收入索取权。因此,如果“放权”和“让利”真正到位,就意味着企业不再受国家所有权的约束,而成为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如果坚决维护国家所有者的权利,改革措施就不可能真正落实。通常的结果是:一方面,国家对国营企业管理人员的任免和重大决策的行政控制不可能消除;另一方面,内部人控制的种种弊端日趋严重,一些人竭力利用制度漏洞,以损害社会利益的办法去谋取少数人的利益。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不稳定状况,国家计委向1980年11月15日召开的省长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对经济计划“动大手术”的调整建议。11月24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和李先念要求“狠抓调整”、1981年“一步退够”,做到“财政没有赤字、银行不发货币”的意见。邓小平也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1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受命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关于1981年对财政信贷和基本建设安排的初步设想》,作出了1981年“一步退够”的具体安排。1981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被规定为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40%。

   接着,中共中央在12月16日至25日期间召开工作会议,贯彻上述决定。首先,陈云在12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上引用翁永曦等4位年轻学者给他的信,明确提出“缓改革,重调整”的方针。然后,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等三位中央常委在中央工作会上也发表了意见。由此,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进一步调整为中心的阶段。

   由于当时的国家计划受到了企业市场活动的冲击,许多人把1980年国民经济出现的不稳定状况归因于“没有提出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和“过度突出了市场调节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作用”的结果。由此提出了加强计划管理的要求。

   1980年11月25日,陈云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时,要求在《报告》中说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和从属方面的关系,计划经济起主要作用;市场调节从属于计划经济。”在前述12月16日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了中国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这成为他稍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先声。

  

   二、从“计划经济为主”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设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1月25日),陈云召集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到他家里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春节讲话中,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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