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伊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与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14-03-03 11:16:34

进入专题: 全球经济治理   观念/国际经济秩序   南北共治   多边合作  

孙伊然  

    

   【内容提要】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并非仅仅停留于器物层次,而同样展开于观念层次。就后一维度而言,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至少包含三个核心层面:关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基本原则与规范;在此秩序之下主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维系秩序所必需的国际组织之决策与运作方式。以此为基本脉络,后危机时代主要国家的观念正在经历融合与竞争。开放的、兼具包容性与公平度的国际经济秩序,南北共治的多边合作模式,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变革已成为各国共识。与此同时,国家与市场之争、多边合作中的权责分担之争、国际规制与国家自主性之争,仍然是各国观念分歧乃至冲突的焦点。

   【关 键 词】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国际经济秩序/南北共治/多边合作

    

   引言

   新千年伊始,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就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写道:除非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彻底的自由放任在过去就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如今它依然不是。①然而,这番提醒显然没有得到决策者的足够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随即席卷全球。其波及之广、为祸之烈,让人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动摇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尽管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的迅速干预和紧密协作下,这场危机并未造成如大萧条一般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但以金融危机为触发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审视与反省,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涌动的时代思潮。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多表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性,它们的发端和指向基本可归纳为“如何实现全球经济的善治”。以建言献策为主题的研究自不待言,即便是致力于分析既存治理之深层缺陷及弊端的研究,其根本思路也是通过汲取过往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为未来治理指引方向。这些研究对于辨析全球经济治理的演进脉络、深入理解其成就与不足,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仅止于此却是不够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实现善治”之上,可能无意间导致对另一个重大问题的忽视,即主要国际行为体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与分歧究竟是什么。该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下理念②与将来现实之间,有着天然的距离,而这距离的跨越与弥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那些行为体——国家。换言之,正是国家根据自身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知与期望,在彼此的互动中,合力塑造、左右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回答“如何实现善治”之前,首先必须辨明当前各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与竞争。这即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对全球经济治理、观念等基本概念作出界定,以明确讨论范围及框架;第二节讨论各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或曰基本共识;第三节考察与共识并存的观念竞争;最后给出简短结论。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维度

   2010年底,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与会员国及相关组织协商,向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以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为重点的分析报告。③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报告对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即“多边机构和进程在影响全球经济政策、法规与规章方面发挥的作用”。④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最为权威的官方定义。审视这一界定,不难看出它既强调全球经济领域中治理的功用与绩效,亦强调多边机构等各种实体组织在治理中的关键地位。

   在提及全球经济治理时,最受关注的往往是处在前台的主要国际组织(即布雷顿森林机构)、经济大国及其互动。然而,与这些同等重要、却容易遭到忽视的,是全球经济治理实践所折射出的观念。恰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⑤全球治理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也认为:“世界对其事务的安排,必须以某些共同的价值作支柱。总之一句话,任何组织、任何法律,除非建立在一个由公认的价值所强化的基础上,否则就不能进行工作,不能维持。”⑥实际上,器物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无不反映着特定的观念。两者互为表里,共同塑造着治理的变迁。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考察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维度?根据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与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的见解,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范畴的观念: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世界观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规定着行动可能性的领域;原则化信念包括了区分是非、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而因果信念则涉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它蕴涵着达到目标的战略。⑦观念可以通过三种路径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观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标—手段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情况下,观念影响着战略形势的结果;观念还能嵌入到政治制度当中,制约公共政策。⑧根据戈尔茨坦和基欧汉的论述,我们可以用更为浅显的方式将“观念”的含义表述如下,即“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有效的”;在这些信念中,包含着广为接受的价值判断和规范。

   就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而言,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至少蕴含着三个核心层面:首先是关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基本原则与规范;其次是在此秩序之下主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⑨最后则是维系该秩序所必需的国际组织之决策与运作方式,亦即国际组织的规范。⑩以戈尔茨坦与基欧汉的观点作为衡量标准,本文将要考察的第一种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关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基本原则与规范,属于原则化信念。至于其余两种观念,则兼具原则化信念与因果信念之特征。因为无论主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抑或国际组织的行为准则,一方面显示出国际行为体对此的规范性倾向,另一方面也表明行为体相信:通过后两个层面的努力,将有助于达致第一层面的合意秩序。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主要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因循上述思路作出实证意义上的探究,以辨析其中的融合与竞争态势。将主要国际行为体限定于民族国家,是因为它仍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11)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之后的情形相似,全球金融海啸造成的剧烈震荡虽已渐趋平缓,但由此引发的深刻反思与内省却方兴未艾。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就全球经济治理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各国都希望维持一种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但与此同时,该秩序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公平度。作为这一共识在国际层面的反映,发展议题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在国内层面,社会安全网络的构建正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其次,各国都认识到,实现上述秩序的方式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充分参与的多边合作,而不是霸权治理或仅仅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最后,尽管具体的改革方案尚在磋商之中,但各国都承认现有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必须作出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治理需求。

   (一)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度令整个世界经济濒临崩溃,面对如此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对全球化进程展开深层次的质疑和批判成为时代风潮。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观察到的:危机肇始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一事实让人们相信体系本身出现了问题;受此影响,金融全球化已失去往日的可信度和吸引力。(12)不过,时隔数年之后再来审视这些批判,可以发现:与其说遭到深切质疑的是全球化进程本身,不如说是不受规制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曾任联合国全球化问题特别顾问的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教授告诫道:“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妥善地管理全球化,以保证和加强其正效应。如果没有这些明智的管理措施,全球化将是有害的。”(13)这的确是持平之论。

   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国际会议(14)上的声明、宣言和决议,均表明了各国对开放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定支持。2009年6月24日至30日,世界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高级代表在纽约参加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的会议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促进和振兴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反对保护主义。(15)各国还重申对普遍、有章可循、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重申国际贸易是发展与持续经济增长的引擎。(16)2012年6月,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再次申明:一个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加上有实际意义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从而惠及处在各个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17)

   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不乏其人。2011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参加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时指出:任何架构都不能取代自由市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18)南希·伯索尔与弗朗西斯·福山撰文指出,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因危机而动摇对自由贸易的信念。(19)相形之下,约翰·伊肯伯里的论证更为细致入微,他指出,面临危机的并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而是这一秩序内的特定权威。换言之,是美国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治理出现了危机,而不是自由主义秩序本身陷入危机。伊肯伯里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远比许多人认为的更为持久。在未来数十年间,美国、欧洲与新兴大国有更多的理由以开放、基于规则的方式展开合作。(20)

   不过,倘若以为各国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立场与危机前相比并无二致,则是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与趋向正在悄然出现,并且凝聚为新的国际共识,那就是发展问题在全球议程中重要性的凸显,以及社会保护等政策作为应对全球化风险之必要举措被广为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迁乃是波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21)在新世纪的代表性体现。

   在国际层面,发展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事务。二十国集团峰会多次将发展问题列为主要议题,2010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峰会更是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和行动计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发展是战略、经济和道义层面上的当务之急,美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益,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通过积极正面的发展议程及相称的资源投入,以加强地区伙伴的能力,使之有助于制止冲突和打击全球犯罪网络。(22)各国普遍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并未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但却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近年来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正面临威胁。”“在共同应对这一危机时,必须密切关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包括贸易和市场准入、获得适当融资和优惠融资的机会、能力建设、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财政和技术援助、债务可持续性、贸易便利化措施、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平与安全、千年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先前作出的国际发展承诺。”(23)

   在国内层面,决策者们正在重新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只有在开放的同时建立起维护经济稳定的社会保障与监管,国内民众才可能始终支持开放。”(24)新兴市场与低收入国家很可能会调整未来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关心国内社会在全球经济冲击下的承受能力,将后者造成的社会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25)

对比危机前的情形来看,当今各国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观念除了“立新”的一面之外,亦有强烈的“破旧”意味。具体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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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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