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我们的责任——在美国北加州湖南联谊会送别晚宴现场的答谢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2 次 更新时间:2014-02-28 13: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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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感谢国家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博士和北加州湖南联谊会顾问黄仪庄大姐对我热情洋溢的介绍,二位的美言却让我有些惭愧。最近,英国有位陶艺艺术家在演讲中说,他不喜欢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都是假的。我想补充说,如果当代的艺术是这样,那么,当代的学术,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在整体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时,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在主持人对我介绍之后,我都习惯于先说一句实话:我们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长大的,还能成什么家呢?(众笑)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者。我不骗你们。(众笑)有些朋友经常表扬我“很谦虚”,还有的批评我“过于谦虚”,其实都不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谦虚的(众笑),我只是一个还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们这一代究竟有几斤几两,就像许多当代政治家吐出的词语与历史地位究竟有多重要,从来都不是当代的人说了算(众笑),也不是官方与权力说了算,而是后人说了算,历史自有公认。有时候,我是这样自言自语:在我死了若干年之后,我的那些浅显文字还有没有人偶尔翻一翻,偶尔提一下我这个混饭的当年说过什么,我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留一点点可以让某个后辈将来偶尔关注一下的东西。我不知道别人的“中国梦”是什么,我的“中国梦”除了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主要就是这个(众笑)。

   在我即将结束斯坦福的访问时,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为我举办如此隆重的party,我很感动,也很受教益。以前,我只知道做一个湖南人有一份责任,今天才知道,做一个湖南人还有一份荣誉。今晚的宴席据说已经限制了人数,但还是超过7桌,把餐馆全包了,规模很大,规格也高,如果套用父老乡亲的俗话,叫做“下不得地”(众笑),我却受之有愧。因为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成功的华人,成功的湖南人,而不再像150年前受人欺负的猪仔,也不是《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个王启明,大家都很忙。长沙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驰名中外,如今还挂在那里,我看有些过时,现在毕竟是全国招生,甚至全球招生,而且全球创业,为数更多的优秀学子就没有在岳麓山止步,而是考到北京、上海,或者台北,转身海外,拥抱世界科技创新之都的硅谷与湾区就集中了很多优秀的湖南人,包括在座的许多创业者。在我看来,应该把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搬到这边,搬到今天的现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众笑)。你们都是国内许多青年学子的追星对象,是他们仰望的高山。(众笑)

   高山之上,必有高峰。主持晚宴的黄大姐和亲临现场致辞的湖南籍外交家袁南生博士,就是两座高峰,他们的联袂出场,使今天的晚宴成了奢侈型的消费。(众笑)我是这次来加州,才认识这两位高人,黄大姐还是袁先生介绍的。大使级的总领事袁先生是我们国家在旧金山领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好像能管五个州(章禾领事说:“四个半”),连美国那个最牛的赌城也在他的虎视之下(众笑)。很多人都说他是“学者型的外交家”,对他来说,这就不是什么恭维话,我自己也挂着“学者”的牌子,就未必比他更有学问,读的书不比他多。他不仅学识渊博,还很有见解,尤其是官场混了那么多年,从染缸里走出来(众笑),一点官气都没有,他的眼神都是干净的,这是一个奇迹(众笑),请你们关注一下,他为什么能这样?(众笑)

   黄大姐是辛亥元勋黄克强先生的孙女,这不是谁能假冒出来的(众笑)。正是因为有了102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脚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走路而准备着,我们应当对黄大姐的祖父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那一代民主革命先驱深怀感恩之心。

   我想补充两句,在座各位还不一定都知道,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可谓群星灿烂,民国的开国元勋很多,彼此不太服气的元勋也多,包括对中山先生,在蒋介石搞“总理纪念周”之前,人们对他的敬重还挺有争议,但对我们湖南人黄克强先生的争议是最少的。刚才黄大姐说我的治学特别严谨,那么,请允许我在此展示一下严谨——在同盟会内部,黄克强先生的威望比孙中山还高。我没有要贬低孙中山的意思,只是对历史做事实描述。

   还有,黄大姐的外公是谁?有谁知道吗?(全场肃静)如果有谁答出来,我为你干杯,你喝一口,我喝一杯(众笑,沉默。章禾领事说:“我知道”,郭世佑:“章禾领事是经常为黄大姐服务的侨务组组长,你知道恐怕还不能算”。众笑。聂社春先生举手说:“我知道”,郭世佑:“社春是上次送我到黄大姐家时,我告诉你的,恐怕也不能算。”众笑,现场继续沉默)。还是我自己来解说吧,黄大姐的外公姓张,张溥泉先生,本名继,继续的继,与唐朝诗人张继同姓同名。溥泉先生是河北人,也是辛亥元老,他从长沙的明德学堂开始,就追随克强先生,参加华兴会的反清活动,做过中华民国参议院的两任议长。各位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肯定知道一个民主制国家参议院议长的分量。别说议长,如果谁能见到美国联邦的某个议员,即便只是加州的州议员,都会觉得是一种幸运,会很开心。黄大姐的外公却不仅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级参议院议长,而且还是两届议长,还是国民政府恢复国史馆之后的首任馆长。黄大姐既有克强先生那样爷爷,又有溥泉先生那样的外公,要是能分一个给别人,那该多好(众笑)。

   袁先生和黄大姐已经做了特别精彩的致辞,我都不敢多说了,大家的肚子也饿了,但黄大姐刚才要求“必须说”,那么,我作为当事人和受益者,再表达三层意思吧。

   第一层意思,我要对各位表达一份由衷的感谢。今天的场面就很感人,而且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在这半年多的访问时光里,很多乡友没少为我操心。

   我可以坦诚地禀告各位,由于我是父母的独子,我连妹妹都没有,长期以来,我出国访问的周期都得给自己设限,不能超过半个月,顶多20天,我的双亲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所以,每当出国开完研讨会,做完学术发言,或者集中时间上完几节课,我要尽快回国,而且能不出国就尽量不出来,因为到了国外,如果临时改签机票,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多年来,我的师长和同窗都以为我是“孝子”,其实不是,我对双亲做得很不够,如果我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分忧,可能要好些。牵挂父母只是做人的本分,如果你连生你养你的父母都不爱,谁能指望你还能爱乡、爱国、爱人类,还爱党、爱佛、爱上帝呢?

   两三年前,我的双亲先后走了,我就成了孤子,才可以考虑远航充电,就以斯坦福胡佛研究院为首选。我从1982年本科毕业开始,在高校任教已有32年,没有读过硕士生,后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也只是顺手牵羊,在职申请而已,那是我调离湖南不久,我在杭州一边带研究生,一边赶写博士论文,每天忙在路上,浅陋得很。这次到斯坦福之前,即便是守在国内,我都很少离开过讲台,即使能偶尔离开,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我是教书很多,读书很少,很冒险,需要抓紧补课。

   我对美国东部比较熟悉,还在哈佛等校做过演讲,我的弟子与师友也主要集中在东部,但到西部还是头一次。我原以为,在斯坦福访问,有胡佛研究院德高望重的郭岱君教授等人的悉心关照,还有创业硅谷的本科弟子、今天正在现场忙着摄像录音的易晓泉博士一家的照料,还有住在东湾的老同事徐菊华、冷世球夫妇的帮助,我的这一趟就很惬意了,没想到,除了他们,还会有更多的人关照我。岱君本来也是想出席这个送别会的,她最近从台湾回来,感冒比较重,她托我问候袁大使。可以说,斯坦福之行既是我有生以来专业收获最多的学术之旅,也是我最轻松最丰富的域外之旅,真没想到,陌生的加州还有如此庞大的亲友团在等着我的到来。我自量只是一个很平常的研究者,此行却惊动了很多人,包括你们——我的湖南同乡,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的其他新朋友,你们让我知道,做一个中国大陆的教授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你们经常请我聚餐,改善伙食,给我省了很多钱,请我聚餐还不劝酒,这才叫“科学发展观”,尽管我们国家最近一年来,已不再喊“科学发展观”,改成做梦了(众笑),人一退,茶就凉,那就跟着说梦吧,你们的关爱给我的是美梦一般的舒适,但准确地说,它虽然像梦,却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接待和享受。如果一定要说它是梦,那也只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做的梦,只能叫“美国梦”,与“中国梦”无关(众笑),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身边的两位湘籍贵宾:袁先生与黄大姐。他俩刚才已经对我表扬很多,我都不好意思表扬他们了,不然的话,你们会以为我们在搞互相吹捧(众笑)。但是,我还是要冒着这个风险,简单地谈谈我对二位高峰的切身感受。

   总领事刚才说他与我“一见如故”,那是他很谦虚,他是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学习的兄长和师长,他的才华是各位随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当年考北大的研究生,居然很不斯文地考出全校的英语分数第二名(众笑),还考出全系的专业第一,这恐怕需要一点真本事吧。还有,他的为人是另一个高标,让你不服不行。我从1984年奉命给一位老红军写回忆录开始,经常不得不与官员打交道,很多官员比他的级别还高。北京既是首都,也是官都,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机密(众笑),袁先生在北京恐怕还只能叫“中层干部”(众笑)。但是,多归多,实归实,像袁先生那样为官入仕那么多年,连商场也混过,他待人接物还能那么真诚,那么细致,让你感觉不到一点官气,真是奇迹,我总觉得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众笑)

   公务繁忙的袁先生不仅多次请我聚餐,还请我留住在他的家里,多达四次,畅谈学术人生与家国天下,切磋诗词文赋与世道人情,无所不谈。这位自学出身的外交官还始终保留着一份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虚怀若谷,手不释卷。他还担心我在斯坦福无人照料,怕我饿肚子,连方便面都捎过两次。加州不愧是世界农产品的中心,有位科学家送他5个良种西瓜,他都要我带回两个,非把我甜到心里去不可(众笑)。就在前天,总领事已经在官邸为我举行过特别正式的饯行午宴,特邀黄大姐和96岁的湘籍高人钟武雄先生,还有章禾领事作陪。袁先生的公务那么重,要人来访络绎不绝,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众笑),他还亲临今天的现场,为送别晚宴致辞,继续为我送行,真让我有些感动,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最近几个月来,我干过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用考据学的眼光,暗中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在“装”真诚,“装”平和,结果我一无所获(众笑),他骗不了我的眼睛(众笑)。

   也许有人认为,袁先生给我的这份特殊关爱所体现的不是别的,就是源于洞庭与资水的乡情,说明他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据我所知,这样的解释还不够,这位以国际视野为职业素养的资深外交官可能还没有那么土气和狭隘,除了乡情,恐怕还同他深藏一份尊重学术与学者的朴实情愫有关,我不过是近水楼台,沾了求真的学术职业之光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当他得知我的上海同道沈志华、李丹慧夫妇和杨奎松教授、吴景平教授暑期到过斯坦福,就要我下次提前告诉他,他想请他们做客,要我作陪。他还主动提到我的另外两位老友雷颐和马勇的论著,不无敬重。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外交官遍布全球,纵横捭阖与口若悬河者到处都是,但我不知道,像袁南生先生这样真把学者当一回事的外交官还有多少。

   黄大姐刚才说“他乡遇故知”,对我也是谬奖。我两次到加州首府,到黄大姐和陆先生的寓所做客,还住过三天,就像住在自己家里,特别亲近和自然,彼此之间也是无所不谈。我已经发现,正直、善良与睿智,这三种珍贵的品质与素养在黄大姐身上一点都不缺,她真有克强先生的家传,加上她的先生陆公的质朴,这些都不是随便可以在书本中就能翻到的。早在两个月之前,黄大姐从北京动完手术回来,就电话嘱咐我,在离开斯坦福之前,一定要挤出一点研究时间,让他们为我送别,她就像她的祖父当年布置黄花岗的硬仗一样,没有商量的余地。黄大姐既是名门之后,又是北加州湖南联谊会的老会长,她就说到做到,把各位惊动,再给我一份感动。

除了袁先生与黄大姐,还有在座的很多乡友都给过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已经没有时间一一点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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