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湖南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那就是有无数的杰出人物从这个既不算富裕、地理上也不算便利的山水中走出，成为中国的脊梁，塑造着中国的面貌。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中兴名臣曾国藩和左宗棠，首批驻外公使郭嵩涛和曾纪泽，维新变法中甘愿赴死的谭嗣同，民初杰出人物黄兴、蔡锷和宋教仁，到中共革命潮流中涌现出的灿烂群星：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有人说，近代中国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这话并不夸张。
然而，这种辉煌在新中国建立后差不多戛然而止。1949年之后，除了在革命中建功立业的老一辈领导人之外，很少有湖南人在一向所擅长的政治、军事领域脱颖而出。和平年代，湖南人无法在军事领域建功立业尚可理解，但为何政治领域竟也后继无人呢？虽然在国家一级领导人（政治局常委）中，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有湖南浏阳人胡耀邦，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有湖南长沙人朱熔基，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中则有湖南湘乡人贺国强。但这一比例至少相对其他省份而言并不突出，甚至远落后于一些省份，不再有先前湖南人“写就半部中国史”的局面与气魄。
笔者以为，这可能部分由于和平年代的特质，部分由于湖南人性格。湖南人虽然勤奋耐劳，但强调个性，独立任行，有时甚至有不撞南山不回头的蛮劲。这在动荡年代可能是优秀品质，有助于湖南人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但在和平年代，这些性格却成了政治上的软肋、官场中的大忌，因此也成为湖南人在建国后官运不昌的先天基因。就以胡耀邦和朱熔基为例，他们虽得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却是和平年代中的动荡因素所致。没有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胡耀邦成为总书记，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处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十字路口徘徊，也很不可能不会有朱熔基进京成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进而成为负经济社会全责的总理。但是，也正是他们的性格原因，胡耀邦的赤子之诚，朱熔基的刚毅之气，决定了他们不能长久见容于和平年代的官场，于是前者被黜，后者最终只任一届总理。
如果说，当前中国确实已经国泰民安，湖南人死不旋踵、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已无用武之地，那倒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当今的和平不过是潜伏着危机的和平，所谓的繁荣昌盛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浮华。GDP的高歌猛进并未换来核心竞争力的增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环境恶化难以得到根本有效的治理，贪官们忙于积累钱财移民国外，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一方面为自己的90大寿而庆贺，另一方面又对中东民主变革可能在国内引起连锁反应而忧心忡忡。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更替机制未与世界民主趋势对应起来，所以人心不服，党心不稳，一些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反贪、法治、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利益分配等得不到根本解决，整个社会依赖一种有形无形的强力以及自我表功式的舆论塑造，保持着一种表面的稳定与繁荣。目前的中国就像一个人一样，看起来高高大大，却只是一身的肥肉，内在的骨架也脆弱不堪，一旦有什么意外因素，这个巨人般的身躯就可能轰然倒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人那种敢担责任、敢冒风险、敢闯敢干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唤起社会、推动变革的良药。可惜的是，未来的社会变革既不需要守旧的功臣，也不需要革命的干将，而近代以来的湖南人精神得以发挥者，舍此二路并无他途。前者如曾国藩、左宗棠等，面对晚清内外交困的变局，他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力行洋务运动，为清廷待续了几十年的寿命。后者则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他们认为旧社会已无可救药，遂举起革命旗帜，以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如果既不能守旧，又不能革命，湖南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如何发挥？可能湖南人自己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出路。
但这种精神还是必须有所发泄的，霸蛮但不失“灵泛”的湖南人不会憋死自己。于是就有了湖南卫视，有了超级女声，有了从湖南而席卷全国的“娱乐至死”的风气。可惜的是，这种，风气已离政治太远、离现实太远，不但于未来中国无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腐化了社会氛围。娱乐过了头，就有可能成为麻醉药，让三尺荧屏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港湾，而让问题、挑战与邪恶仍然在社会里兴风作浪。
当然，不是所有的湖南人都脱离了现实与政治。据笔者所知，至少还有部分湖南人仍然秉持那种湖南人特有的责任感与辛辣的干劲，以舍我其谁的风骨在政治社会领域与现实抗争。元老级的有身为中共高干但敢于直言的湖南平江人李锐，大师级的则有笔者所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湖南耒阳人资中筠，有影响的中年学者则有研究农村、信访问题的专家湖南衡阳人于建嵘，他们以自己的赤诚、胆识与智慧，鞭策这个社会的罪恶，力图转动社会进步的巨轮。正是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湖南人那久被掩抑的“敢”字当头的精神，看到湖南人在未来中国的希望。
然而，他们所做的终只是个体的努力。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对于中国的进步是有所裨益的，但很难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在现实中汇成强大的洪流，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持续动力。他们的分布与努力是个体的、分散的，他们所运用的只是自己的良知、笔杆以及互联网时代赐予的便利。他们的努力界于守旧与革命之间，但远未形成真正能够独立于这两者的第三种力量。中国的前途，也仍旧在守旧与革命的双重阴影下徘徊。
我相信，湖南人是不乏使命感的。但是，如何走出一条能够承担未来使命的道路，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困局，湖南人仍在困惑中，中国也仍在困惑中。解决不了这种困惑，湖南人就难以担当起其对当代与未来中国的历史使命，从而有负于近代以降积累起来的赫赫声名。
湖南人，你想好了吗！
（2011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