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又是惬意漫步校园的日子。徜徉在清华园现代化的教学楼宇之间，我突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开始置身于其中的清华大学，就像从一个原点发出的两条射线，已经渐行渐远。那时候的清华，就像一张轮廓清晰、细节模糊的照片，已经成为永远的记忆。

清华给我的陌生感，并不完全是由于校园的大兴土木。虽然学校拆掉了北院，推平了西大饭厅，但大礼堂还在，清华学堂也风貌依然。从那些套了“西装”的“长袍”里，我还能感到残存的亲近。仔细想来，清华的陌生之处，在于一种从骨头里向外渗出的味道，是一种如暴发户般散发着的速成的铜臭。仿佛一只光着的臭脚，塞在花皮鞋里。

正如那个时期我们的整个社会十分上进一样，那时的清华也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它更像校园，像一个温暖的殿堂，虽然物质条件亟待改善，但从上到下都笼罩着一种认真的气氛，不容浮夸。

当时的清华校长是高景德教授，在所有的清华校长里并不十分出名。很多人都知道清华在解放前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深谙大学之法，他曾留下一句名言：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意思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因为它有高楼大厦，而是因为它有一批好的研究者、好的教书先生，有学术上的领路人。其实，清华有今天，与梅贻琦先生在几十年前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同梅贻琦先生一样，高景德校长也为清华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本来，作为普通的本科生，与校长之间是没有多少接触机会的。但由于高校长是我所在专业的著名教授，我又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干部，因此，很荣幸地有几次近距离聆听他老人家教诲和观察他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里，高校长是一个非常敦厚的学者和和善的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次在学生座谈会上强调建立严谨学风的讲话。当时，清华出现了一些学风下降的情况，比如学生不及时完成作业、甚至有人考试作弊。那次会上，高校长一讲就是两个钟头。讲到激动处，老人用手杖敲击地板，眼中含泪，哽咽着说：“如果我不能刹住这股歪风，清华的学风在我的手里滑落下去，我就是清华的罪人！”果然，在校长的督促下，清华在学风上独步中国。我曾专门留意过很多中国大学的学风情况，包括隔壁的北大。虽然那边更加特立独行一些，但就学风的严谨程度，并不出清华之右。

那个年代的清华教师，论水平其实不如今天。但他们很单纯，并不忙着到处走穴，育人是他们的第一责任。在我做学生的时候，非本系、非专业课的教师，也会常常与学生进行沟通，更不用说本系的教师、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对我虽然是一件糗事，但可以更好地让人对那时的清华教师有所了解。

后来做了清华教务处领导的宋烈侠教授当时是我的高等数学老师。有一次期中考试，由于我不用功，没有及格。宋老师约了我们大约10多个成绩不理想的同学谈话，从晚上7点一直谈到10点多。我是最后一个，忐忑不安地等了3个小时，等着挨一顿骂。没想到宋老师接见我时，居然和颜悦色地对我一阵鼓励，仿佛我不是不及格的学生，而是全班的第一名。后来我自己成了教师，才深切理解了宋老师的用意和方法。然而，作为教师的我，却从来没有像宋老师那样去找过不合格的学生谈话。不是不想，而是因为这样做对我的业绩没有什么好处。相反，不这样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科研上，倒更符合研究型大学的要求，也似乎更符合学校现在的办学理念。

我所在的经管学院在几年前曾有一次教学研讨会。在会上，杨斌博士曾援引刘仙洲教授的话来论述教育的本质。他说：教育是农业。对此，我深深赞同。教师其实就是一个老农，无论农忙农闲，都应该经常站在地头，对小苗进行观察、甄别和处理。该间苗的时候间苗，该追肥的时候追肥。一个尽职的老农，实际上叫得出每一棵小苗的名字。然而，杨斌博士的一席话却未得到多数人的赞同。相当一部分反驳者认为，工业时代的教育也应该是批量生产、快速作业，而不应是农业时代的精耕细作。也许我已经落伍了，而清华是在与时俱进。总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愈演愈烈的批量生产。教授夹着包进门上课，下课就走人。不要说叫得出学生的名字，就是正常的答疑和交流也少得可怜。

马上又要到学生的毕业高峰了，我们这些教师又要和学生一同扮演各自的角色，演一出《捉放曹》的游戏。坦率地讲，这是我最厌烦、但又不得不演的节目。因为我对于那些论文水平差的学生，通常要违心地放行。理性告诉我，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你认真不得。再说，不认真已经成了风气，拦也拦不过来。

学校招的学生太多，尽职的导师不可能有时间一个个悉心指导，更不要说不尽职的导师了。有的学生甚至告诉我，他从开题到答辩都没有见过老师，老师总是在出差。没有老师的指导，学生当然写不出好东西。如果评委认真，实际上就会有1/3或1/4的人毕不了业。所以，通常的情况就是教师合演一出戏，最后皆大欢喜。更何况在答辩时，导师常常坐在现场，评委的话就更不知道该从何处问出口了。（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