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中国人口史视野下的“蒋、毛”二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9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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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口问题开始被广泛引入政治思想的争鸣之中;本人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却对人口史诸多问题有些兴趣,因此很关注这些争论。经过仔细梳理网络上流行的这些争论信息,我大概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因为中国史学界(以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为代表)近年来不断提及中国1959—1962年的大饥荒,《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对此敏感历史事件给予再揭示;这刺激到了毛派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没有办法彻底否定这一历史事件,于是乎就拿“蒋介石时代”说话,论证中国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灾难更加严重,从而反衬毛泽东时代的“可以理解”甚至巨大进步;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总体性观点——中国的总人口在民国时期(主要是蒋介石领导下)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在毛泽东执政的30多年间出现了高速增长,按照人口史的正常规律来说,毛泽东时代就应当属于“盛世”,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显得“相形见绌”了。

首先,我们需要来了解人口学的基本常识。西方人口学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值得思考的常识,比如说,影响一个地方特定时期人口总数量的基本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的平均水平,农产品的种类,各种制度因素带来的生育动力和空间,传统文化等观念层面的因素,自然灾害、疾病、战乱等因素导致的饥荒;在这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特定国家和地方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情况最终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人口总量和增长情况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景象,但绝非单一的指标,如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口开始过亿,远超汉唐盛世时期的总人口,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一批科技创新的成功,而与宋王朝的强大并无大联系。再如明朝中后期的中国人口也出现了急剧增长的趋势,它主要源自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入,以及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财税改革,但众所周知,这时候的中国处于典型的没落时期,万历皇帝及其继承人的昏庸可谓登峰造极。同理,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人口膨胀也主要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赋税制度的刺激,而不能证明当时的政治清明和民众幸福。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近现代人口史的基本事实。翻阅数个版本的《人口社会学》教材都可以发现:中国总人口在鸦片战争前夕达到4.3亿,而之后伴随着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等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个数字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截至到清末民初,中国总人口估计应在四亿左右,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才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说。而据1953年的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截至当年6月30日24时的中国总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与三年前的估计人口数相比多出1.5—2亿;很明显,这些人口绝不可能全部是在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之后出生的,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国总人口肯定要高于当时宣称的4.5亿,而应该至少是5亿以上,这比民国初建时期的人口数量要多出1亿左右,因此,说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没有增长或者下降”一定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要比民国时期更高,但这之间仅是相对速度的比较,而不是有些人设想的“升降鲜明对比”。我认为,认识到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口事实对于客观全面认识两个时代的整体状况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我们可以思考两个时代的基本差异。稍懂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即使在张学良改旗易帜之后,中国也仅处于表面上的统一状态,蒋介石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始终都主要限于东南地区,军阀混战不断而外敌侵扰不止,持续十多年的抗日斗争更是非“内政”可以避免。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的社会灾难经常体现为多元因素交织而导致的一种“无奈结果”,电影《1942》所描述的河南饥荒正是对这种现象的记载。可以认为,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决定性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时期要低一些,而民众的预期寿命也不会有明显提高,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但是这种“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状态”是一种特殊历史时代的结果,而与中央政府的中心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总量波动相对平稳,并没有发生短期内全国性“大饥荒”导致的人口锐减现象,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饥荒,民众逃难的自由和机会还是存在的。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同时开展了工业化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刺激中国人口增长的两副“强心剂”,特别是农村实行的“公分制度”变相地成为了鼓励民众生育的最大动力,山东农村有言:“当时的情况是,七个分、八个分,不如家里有个赖巴妮”,意思是生育孩子较多的家庭可凭借人口数量获得集体更多的物质分配,而子女数量较少的家庭则会面临“多出力、少获益”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就是通过“摊大饼”的方式提高特定数量的食物所能养活人口的数量,即借助一种“平均化机制”和从整体上降低人们的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来换取人口数量的增加,这应当作为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它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普遍出现过的。在这种背景下反观1959—1962年的大饥荒,我们就会发现:这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属于突然停止乃至下降的现象,和民国时期常态下的人口低增长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生在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时发生在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数十个省份,很显然,这不是自然灾难而是“病态的中央政策”因素所导致,因此所带来的结果也更加惨重,短短三年时间就导致了3700多万人的减少(大概可以分为本应出生而未出生,不正常死亡两种情况),这种全国范围的人口灾难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视为“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这段历史和民国时期的人口增长缓慢现象作对比,就显得毫无意义,前者是正常的人口增长突然被错误的政治设计所打破,而后者是因人口高增长的前提条件从未形成而导致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

最后,我们应当从多角度客观评价两个时代的中国人口现象。人口社会学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会出现人口大幅度增长的现象,而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就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段时间,加之当时变相鼓励生育的政策和传统生育文化,中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人口高增长本就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这并不能得出当时就是“盛世”的武断结论,正如不能将明末和清朝中后期当作“伟大时代”,这是一个道理。而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民国时代的饥荒蔓延主要源自政府的羸弱和无能,最多还有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而1959—1962年的“大饥荒”则源自中央政府的任意妄为,甚至“见死不救”(主要体现为禁止逃荒),很明显,这两种可能导致人口锐减的灾荒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样的不良结果,若一种情况是“因为某人没做好什么”,而另外一种情况“因为某人做了什么”,那么后者所需要承担的罪责显然要大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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