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文革”这场灾难，使我国有了发展的生机。然而，消除这场浩劫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决非易事。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宣扬“两个凡是” 的文章发表后，仍沉浸在欢乐和希望之中的全国人民，心中突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人们在想，难道还要继续“批邓”吗?难道还要搞“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仍要继续搞下去，或者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中国可真是万劫不复了。

当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志洞察出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两个凡是”不行。1977年4月，他给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和党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反对“两个凡是”的意见。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4月，他组织召开整风会议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直到9月才结束。期间，胡耀邦同志针对“文革”造成的全面混乱，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要把遭到“四人帮” 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发扬光大。10月9日，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的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之后，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总结“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的研究和讨论，其焦点是，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实际是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12月2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讨论总结方案时，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了实践的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研究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实践标准。据此，中央党校编写了《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党校800多名学员中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全文公开发表该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多家省报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勇敢地宣称：“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有人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也有人指责“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等等。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同志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同志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再次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邓小平同志这番掷地有声的讲话，不仅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关键时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更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在政治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对坚持真理的呼唤。陈云等老一辈领导同志都支持文章的观点，凡有同志向陈云同志请求题词时，他往往都书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军队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这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胡耀邦同志再次组织中央党校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同志的大力支持。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同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有关支持实践标准的论述。

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同志离开了北京，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到各地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还反复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为此，他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地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军队各总部和各大军区也对此表态赞成。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充分证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否是真理，只能靠实践来检验。这不仅是思想理论上的是非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从因循守旧转向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外开放。其在理论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30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看，每前进一步也是继续解放思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真理标准的认识，的确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