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武则天的自我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7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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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  


[按语]据天通社消息,玉皇大帝与诸大天神商定,于猴年马月狗日召开历代杰出帝王座谈会,武则天作为唯一女性应邀出席。所有与会者事先必须提交一份自我剖析材料,经玉帝审核通过,方可会上交流。武则天起初让上官婉儿代笔拟稿,只是大摆功绩,对缺点与问题轻描淡写,玉帝看了极不满意,以为没有触及灵魂,责令武则天重写。武则天考虑到玉帝掌握自身命运,若不做出深刻剖析,必将永远待在天界当小角色,无法投胎到人间做大人物,只好亲自撰写剖析材料。

     我的生平简历,史书都有记载,故不复述。从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到神龙元年(705年)被迫退位,我位居帝国权力核心长达半个世纪,无论是垂帘听政或二圣临朝,还是作为大周皇帝,我都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功绩究竟如何,任凭后人评说。其实,我让陵墓前树立一块无字碑,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次天廷决定召开历代杰出帝王座谈会,侧重于找问题、查原因,以便吸取教训,我认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我愿把自己摆进去,冷静地反思,深刻地剖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追求权力而不择手段。我所生活的年代,无疑是男尊女卑的年代。那时候,一般女性大都远离权力,更不能染指权力。但是,命运让我14岁进宫当才人,不由自主进入权力中心。权力这东西,的确具有强大的气场,任何人走近它,都会为之心驰神往。然而,通往权力的道路布满荆棘与陷阱,没有宽容妥协,只有残酷斗争;赢则通吃,输则一败涂地。因此,人们为了追求权力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春秋时期,易牙为了讨好并获得权力,不惜杀死亲生幼子,用来做汤孝敬齐桓公;竖刁我则主动“自宫”,不惜毁坏男性的命根,以获得齐桓公的信任。当人们进入权力角逐的状态,更是充满刀光剑影,除了你死我活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的首任夫君太宗,若不发动玄武门政变反击,肯定会被兄弟置于死地。尽管牺牲了同胞兄弟,但因此换来“贞观之治”,我觉得是值得的。

说实话,我是发自内心敬爱太宗的,他是那么神勇,他是那么英明。起初我以才艺获利他的垂青,被赐名为“媚娘”,后来我展现强悍的一面,尤其是关于驯服烈马的一次对话,使他对我产生反感,以至于渐渐疏远。太宗去世后,我与青灯古佛相伴一段时光,承蒙高宗厚爱,有幸重返皇宫。第二次进宫,我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后宫主人。为此,我一面“狐媚惑主”,稳固高宗对自己的宠爱,一面“包藏祸心”,竭力扫除身边的障碍。因为善于“掩袖工谗”,我很快将王皇后拉下马,但也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含泪掐死襁褓中的女儿,借以嫁祸于她。扳倒王皇后,并不意味着我可以轻易取而代之,因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坚决反对,高宗陷入犹豫不决境地。当然,对于那些反对立我为后的大臣,我会毫不留情予以打击,哪怕他是高宗的亲舅舅,也要将他驱逐。好在朝中还有李绩(徐世绩)之类智者,他提出立后“乃陛下家事”之说,终于让高宗吃下定心丸,使我得以立我为皇后。也许他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客观上却于我有恩;所以,后来他孙子徐敬业带头起兵造反,我对徐家还是网开一面。

权力似乎像毒品,一旦尝到它的滋味,不仅会上瘾,而且永无止境。成为皇位后,我并不满足,接着又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指点江山,主宰朝政。恰好,高宗体弱多病,为我提供了机会,使我得以过问国事,施展才能。因为处事得当,高宗对我非常信任,甚至产生依赖症。但是,在男权社会,女人听政势必招致不满与嫉恨。上官仪(婉儿祖父)窜掇高宗,试图废除我的皇后身份,我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向高宗软硬兼施,使他不得不收回成命;不久,我进行秋后算账,上官仪一家终究难逃厄运。

高宗去世后,我的两个儿子相继登上皇位,都被我轻易拿下。载初元年(690年),我终于取代旦儿登基,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两个儿子软弱无能,着实令我不放心,看起来这是我称帝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还是我骨子里贪恋权力,为了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不惜与儿子明争暗斗(可怜的贤儿,他早已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实,两个儿子之所以懦弱缺乏个性,也是因为做母亲的过于冷酷与强硬,时常让他们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假如我不贪图权位,完全可以将其中一个“扶上马送一程”,使之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君。

其二,利用酷吏以树立权威。虽然成为大周皇帝,但李唐皇族和众多大臣心里并不“服周”,他们暗中蠢蠢欲动,随时可能进行反击,置我于死地。为了避免类似徐敬业叛乱事件的发生,我需要树立绝对权威,即便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起码让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说来惭愧,我起初获得权威并非来自个人魅力,而是基于恐怖活动,也就是任用酷吏,无情打击“政敌”。

众所周知,我所重用的著名酷吏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这三人是难得的看家狗,教他们咬哪个就咬哪个,教他们咬几口就咬几口。不过,他们后来都演变成疯狗,咬人成性,一天不咬人,心里就难受;最终发展到狗咬狗地步,来俊臣请周兴“入瓮”,算是莫大的讽刺。在咬人方面,来俊臣最有成就,他与人合著的《罗织经》堪称一绝,不愧为罗织罪名的宝典,穷尽了一切坑人的可能性。就连周兴临死前看了它,不禁自叹弗如,甘愿受死;一代贤相狄仁杰入狱时读到它,忍不住冒冷汗,宁肯认“罪”,也不敢喊冤。

三大酷吏的坑人业绩,史书已经晒过,现在看来依然触目惊心:“(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各杀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户,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

酷吏恣意妄为,百官畏之侧足。一时间,朝野上下充满恐怖气息,王公大臣人人自危,随时可能招致告密,随时可能人头落地。文武百官每天早朝之前,总要与家人含泪话别,交待一些后事,因为他们感觉每次话别都可能成为最后的诀别,究竟何时遭到酷吏暗算难以预料,随时会蒙受不白之冤,随时会面临杀身之祸。恐怖呀,恐怖!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都是我为立威而用酷吏的结果。这既是我最为人诟病之处,也是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是严重的罪过!

其三,任恶喜佞而败坏世风。这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任用奸佞邪恶之徒,虽然有利于提高我的威信,但也伤害不少无辜好人,同时更败坏世道人心。我很欣赏卡夫卡的一句名言:“一个大魔鬼附上某个人,无数小魔鬼就纷纷涌来为大魔鬼效劳。”那些日子,我既是帝王,也是魔王。当我表现为魔王的时候,就会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等大魔鬼为我效劳,为我清除异己或假想敌。与此同时,还有无数小魔鬼为这些大魔鬼效劳,或充当耳目告密诬陷,或充当打手刑讯逼供。大小魔鬼从事坑人勾当,因此获得好处或奖赏,进而产生负面激励或影响,使得很多人纷纷效尤,加入魔鬼行列;当社会被恐怖所笼罩的时候,张扬真善美的正气被压抑而不流畅,而告密与陷害的邪气却甚嚣尘上。

那些大魔鬼不仅善于坑害,而且善于索贿。他们利用伤害权寻租,或者说借伤害他人的权力敲诈勒索。无论是高官富豪,还是皇亲国戚,只要被他们盯上,若不破财,就得遭灾。很多人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不得不向他们屈服,赠送金银财宝,以便破财消灾,花钱买平安。此外,他们若看中士民漂亮的妻妾,也会想方设法抢占。来俊臣更是胆大包天,竟敢诬告我武家诸王、太平公主和庐陵王。武家兄弟与太平公主只好反击,揭发其罪行,让有司处以极刑。我本想留他一条性命,毕竟他是一条于我有功的走狗;听了一些大臣的劝告,我只好同意法办。处决来俊臣,真是大快人心。对他恨之入骨的仇家绝不放过他的尸体,争相“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到人神共愤的地步,怎么会有好下场?!说实话,来俊臣之流只是爪牙,始作甬者与真正元凶应是孤家寡人,幸好当时没有人敢于追究我的责任。

在重用酷吏的同时,我还喜欢提拔阿谀奉承之徒,谁善于溜须拍马,我就给谁加官晋爵。有一个叫朱前疑的家伙,说他梦见我寿满八百,就被任命为拾遗;后来他说梦见我白发变黑、齿落再生,又被提升为驾部郎中;再后来他说听见嵩山呼万岁,又得到很多赏赐。溜须拍马获益颇丰,于是溜须拍马在朝野上下蔚然成风。为了溜须拍马,有人丝毫不顾个人尊严,居然请求品尝上司的大便。更有甚者,竟然妄图揣摩我的意头,串联数百人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这诡异的阿谀奉承让我颇为困惑,若非李昭德、狄仁杰等人提醒,我恐怕会废除亲生儿子而立武家侄子。由此看来,当人们致力于溜须拍马的时候,往往会心智迷乱,做出违背人伦的选择,拍出不同凡响的马屁。

毫无疑问,酷吏与告密者横行,势必张扬人性中的邪恶与残忍;而阿谀奉承者得志,无疑有助于滋生奸佞与厚颜无耻。长此以往,就会滑向逆淘汰的深渊,最终良知泯灭,人性沦丧,人种劣化。如果整个社会充斥邪恶与无耻之徒,孤家寡人的威望即便与日俱增,终究是民族的败类与罪人。其实,在重用酷吏与奸佞的同时,我内心欣赏的却是正人君子,陈子昂的仗义执言,狄仁杰的公正廉明,姚崇的通达周密,都非常难能可贵。我知道,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最终需要任用德才兼备的精英。所以,我后期摒弃酷吏,疏远奸佞,不拘一格延揽人才,诸如狄仁杰、娄师德、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等贤能都被充实到重要领导岗位,尤其是后三位为日后的“开元盛世”做出巨大贡献。

其四,贪图享乐而豢养男宠。追求享乐这是人的天性,过度贪图享乐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这方面我也表现得不尽人意,或者说存在很大问题。所谓享乐,乃是欲望的满足。人的欲望很多,最基本的无疑是食与色。食欲,对于帝王来说,其实很好满足,无非是山珍海味而已。但是,色欲就很难说,沉湎色欲而不能自拔的帝王大有人在,即便后宫佳丽如云,也无难以填满他们的欲壑。

与历代帝王相比,我其实算不上荒淫,即便后期拥有男宠,也是屈指可数。当然,我不能与男性帝王攀比,豢养男宠毕竟有悖于中华女性的传统美德。实不相瞒,冯小宝(薛怀义)是第一个男宠,这小子身材魁梧,侍寝有术;不过,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炮制我是弥勒佛化身的传说,为我日后登基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沈南璆算是第二个男宠,他是一名宫廷御医,医术精湛,房中术也不错,一度很讨我喜欢。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我晚年宠爱的宝贝,他俩相貌英俊,多才多艺。可惜,他们因为我而染指权力,以至于专横跋扈,最终为崔玄、张柬之等大臣所清理。

尽管豢养男宠招致非议,可我并不感到后悔。毕竟我当时身体很好,有这方面的需要;再说治理当世第一大国,经常日理万机,也会身心疲惫,与男宠共享鱼水之欢,有助于消除疲劳、延缓衰老。实际上,那些男宠只是玩偶,被我居高临下地使唤。真正让我爱慕的唯有两人,也就是太宗、高宗。太宗是我的偶像,我仰慕他的文治武功,更欣赏他的人格魅力。高宗是我的夫君,我们相亲相爱,伉俪情深;那首叫《如意娘》的诗,就是最好的证明:“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正是由于心里始终装有他们,使我在与男宠作乐的时候,少了几分愧疚。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多种原因形成。从客观上说,主要是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局限。关于客观原因,有待专家学者去探讨。在此,我只是从个人角度,查找自身的主观原因;不过,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密不可分,毕竟存在决定意识。

     首先是,缺乏精神信仰,崇拜权力。缺乏信仰,恐怕是国人之通病。尽管儒释道三教在唐代均已盛行,但并没有升华为超凡脱俗的信仰,或者说没有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信奉儒家的意在追求功名以享荣华富贵,信奉道家的向往神仙生活指望长生不老,信奉佛家的倾向摆脱困境或企求福报。反正,都具有世俗的功利色彩,无不有所求,无不有所得。我也曾皈依佛门,在感业寺研习佛典,颇有心得。时至今日,所有寺院传习的开经偈,就是出自我的手笔;如果我一直待在感业寺,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然而,宫廷毕竟是权力场。重返皇宫之后,我禁不住被权力所吸引,对权力充满崇拜,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所以一门心思追逐权力。在争权弄权的过程中,我轻易背离佛门教义,更不顾清规戒律;别说什么不杀生、不妄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我甚至不惜杀害亲生子女。人啊,一旦失去精神信仰,就会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当然,之所以缺乏坚定的信仰,与我对佛教义理产生怀疑有关。比如,“云何得长寿,金则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以此经,究竟到彼岸?”这个偈子就表现了我的疑惑。在社会生活中,因果报应并非完全应验,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却活得很好;成败似乎与善恶无关,最终是强者胜出,胜者说了算;如此等等,终究使我远离佛法,而选择权力。

其次是,缺乏慈悲情怀,漠视生命。慈悲一词出自佛家,观世音菩萨即为慈悲的象征。所谓慈悲,就是慈爱众生,悲悯众生;“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对于曾经削发为尼的我来说,慈悲虽然是耳熟能详的字眼,但并没有使之融入内心,化作悲天悯人的情怀。缺乏这种情怀,人就会成为冷血动物,心狠手辣,以至于漠视生命,视人命如草芥。所以,我为了树立个人权威,大胆起用酷吏,任凭他们胡作非为,杀人如麻。

作为一个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无疑要有权威。没有权威,就不能号令天下,终究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获得或树立权威?我不能像太宗那样以能征善战建立威望,也不能像高宗以合法方式继承皇位;我只是通过非常途径争得权位,在别人看来并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举世公认天下乃李家之天下,只有李家子孙即位才算名正言顺。没办法,我只好以恐怖手段树立威信,谁要是敢于或试图反对,谁就招致被清洗的厄运。我知道,这么做并不好,但别无选择。有道是,“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不清洗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清洗。

再次是,缺乏自律意识,随心所欲。所谓自律,就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自我约束自己的言行。无庸讳言,中国帝王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角色,既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又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哪怕是圣贤或神仙也得要帝王加封与认可)。所谓王法,意味着“朕即法律”。帝王开口就是圣旨,就是法令;从来只有帝王制定法律约束臣民,却没有哪部法律约束帝王。所以,帝王的好歹主要凭自律。很多帝王知道自律的重要性,但是却难以做到;比如,太宗曾经对侍臣说过:“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这就是知易行难,帝王们主观上大多想成为尧舜,客观上却成为桀纣。

我虽然未成为桀纣,但还是疏于自律,尤其是权威确立之后,往往随心所欲。我知道,作为母仪天下、君临天下的老妇人,应该按照传统文化树立圣洁的形象。可我不仅不自律,反而放纵自己的欲望,与多名年轻男性欢好,“洎乎晚节, 秽乱春宫”。与此同时,我还将这些男宠视为可靠的亲信,授予官职与特权,试图监控朝中大臣。以至于张氏插手朝政,陷害宰相魏元忠等人,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

      今后,如果说玉帝批准我今后下凡转世,我愿意投胎到某个民主国家,像希拉里那样参加国家元首的竞选,即使未能当选,也得做国务卿。我坚信,假如我仍有前世的天赋才能,绝对能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在此声明,我绝不愿转世到任何专制国家,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权斗游戏,不想让手上再沾满血泪;再说,专制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任何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随时会摊上大事,随时有性命之忧。今天武家得势了,李家子孙遭到杀戮;明天李家复辟了,武家子弟在劫难逃;如此你死我活地争斗,没完没了,实在太残酷而荒谬。我想,假如今后当选为某个国家首脑,主要致力于如下事业:

      第一,张扬人文精神,保障自由与权利。人文精神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的珍视与维护。在佛陀看来,芸芸众生都处于六道轮回之中,人能投胎为人身是非常难得而幸运的,理应倍加爱惜与尊重。在自然状态下,人是生而自由的,只受自然法则的统治;他们都是平等和独立的,谁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和所有物。一个文明社会或国家是所有自然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要使人活得有尊严并获得全面发展,关键在于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最关键的莫过于落实罗斯福所说的“四项基本自由”,亦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第二,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公平与正义。实际上,自从出现国家之后,没有哪个国家不是依“法”治国。只不过,有的“法”是王法,有的“法”是家法,有的“法”是私法,主要体现帝王的想法,并且总是因人而异,立法或用法意在治理别人,而不能约束自己。我所理解的依法治国,首先明确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而不是恶法,亦即体现人民意志与人类良知;其次是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是确保司法公正,以法律行为调整各种关系或矛盾,力争给任何当事人以公道、公正、公平,不需要权力压平,也不需要金钱摆平;任何人犯法,都将受到法律制裁;任何人受损或受害,都将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第三,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繁荣与进步。毫无疑问,人类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是发展经济的结果。所谓发展经济,就是对现有自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开发与利用。历史经验证明,在政治、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市场上有一张看不见的手,使人们遵循自主自愿、公开公平、开放竞争的原则,实现互利互惠、各取所需的双赢;为了避免寡头垄断或无序竞争,政府可以充当裁判员或守护人,做出一些必要的处罚或调整。按照市场机制与规则运行,必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而健康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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