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惯地棍”陆名扬

————历史中的小人物系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8 次 更新时间:2019-01-27 08:39

陈良  


“积惯地棍”陆名扬



      嘉庆十四年(1809年)夏天,归安县境内多日不雨。正午时分,烈日当头照射,无比闷热。在十八区射村,村民陆名扬独坐大树下,一边乘荫纳凉,一边沉思默想。射村,据说是后羿射日的地方。数千年来这个故事在村里世代流传,所以村民对日(太阳)皆有独特的认知与体验。陆名扬一手搭在额头上,抬眼望了望烈日,心里不禁感叹:一个太阳尚且如此厉害,让人酷热难耐。十个太阳都在,人怎能活得下来?幸好后羿射落了九个!

在陆名扬看来,天上现有一个太阳,无论它怎么灼热,都不会晒死人。不过,老天爷若是久旱不雨,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弄不好会饿死人。老天爷真是不可琢磨,去年夏天淫雨绵绵,五月至六月连旬大雨,稻田欠收,桑蚕受损。可是,官府一如既往足额征收赋税,没有减免一点。今年的旱灾也将影响收成,官府若不酌情减免赋税,很多村民恐怕要背井离乡乞讨活命。陆名扬自知,自己并非大英雄后羿,无法做出惊天动地的射日大事,但是他愿竭尽所能,为村民做些好事。



     七月流火,夏去秋来,天气转凉。秋风送爽,对于射村人来说,只是身体凉爽,而心里并不爽快,因为今年干旱与去年淫雨一样减损了农桑收成。时逢初冬,寒风萧瑟,大地寂静肃然。一如既往,一名县衙书吏带着四五个衙役来到射村,向村民征收漕粮。漕粮是以粳米形式征收的一种实物税,主要在山东、河南、湖广和江浙等地征收。在海运出现之前,它是通过大运河漕运到京城。漕粮通常以实物征收,也可以银子代替。

     百姓纳粮,天经地义。可是,这次村民纳粮很不积极,大都以拖欠应对。他们并非不愿交纳,而是各家余粮有限,要是足额上交了,往后就得饿肚子。面对村民拒不合作,书吏决定祭出“杖责”的法宝。所谓“杖责”,就是用棍棒责罚。书吏叫衙役把一个彪形大汉绑起来,召集男女老幼围观,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杖责”,借杀鸡给猴看的威慑力,迫使大家主动纳粮。这个法宝,书吏多年来屡试不爽,总能收到奇效。

     可是,当书吏发出棒打口令之后,有一个人突然从人群中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能打”,并伸手拦住衙役的棍棒。村民们定睛一看,发现出面阻拦者为陆名扬。对,他就是“名阿爹”。

“名阿爹”,是射村人对陆名扬的尊称,尽管他还不到四十岁,却在村里深得人望,威信超过族长。当初父亲为他起名叫名扬,原本指望他名扬天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陆父深知,平民子弟想要扬名立万,必须读书并取得科举功名。为此,他省吃俭用,让陆名扬年幼时就入私塾破蒙。遗憾的是,陆名扬读了三年私塾,父亲就不幸病逝,他不得不辍学,与寡母相依为命;后来母亲改嫁到吴家荡,陆名扬一度改姓吴,继父去世后,他与母亲一起回归射村。陆名扬勤劳能干,除了农桑,还会多门手艺,做人也很地道。有一年,后羿神庙坍塌了,村民们筹集钱物重修,大家推举陆名扬牵头负责。他精打细算,不乱花一分一厘,神庙修整完好,他没占一点便宜,其公道正派获得广泛好评。此后,村里重大事项都请他谋划,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也请他调解。《归安县志》记载:“有小事争讼,为之排解,无弗服。久之,大事亦争讼其门。”

书吏十分恼怒,厉声呵斥:“你是何人?”陆名扬回答:“本村草民陆名扬。”书吏质问:“我等代官府施行杖责,你何故阻挠?”陆名扬回答:“老百姓好歹也是人,不能随意杖责。之所以拖欠漕粮,都是情有可原的。”书吏语气傲慢:“老百姓缴粮纳税乃天经地义,哪个拖欠了,官府就有权杖责。你再与我强词夺理,我就叫衙役杖责你!”陆名扬神态自若:“即便你杖责我,今天收不了一粒漕粮。”书吏阴阳怪气地说:“好,好,今天就让你尝尝杖责滋味。”

书吏一声令下,几个衙役就动手捆绑陆名扬。这时候,愤怒的村民纷纷围过来,对衙役进行反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书吏见势不妙,高声恐吓道:“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不但抗粮,还要造反?难道不怕官兵剿灭?”抗粮造反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陆名扬劝止了村民,和颜悦色地对书吏说:“草民无意抗粮,也无意冒犯官差。恳请书吏先生带我去见知县老爷,我有办法让所有农户纳粮。”书吏冷笑道:“好吧,我就成全你见知县,看你有多大能耐。”

于是,在书吏、衙役押送下,陆名扬来到了县城。书吏将陆名扬寄留驿馆,并告诉他说知县不会轻易接见草民,除非征得他同意。的确,知县虽为七品芝麻官,但较之平民百姓,却是高高在上的“土皇帝”;若不沾亲带故,平民百姓难以与知县见面。如果告状打官司,百姓倒是能见到知县的。然而,一个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双膝跪下仰视,似乎算不上“见面”。陆名扬在驿馆待了一宿,没想到书吏翌日传话,知县老爷同意接见。

时任归安知县叫贾超,山西凤台人,举人出身,嘉庆十二年(1807年)到任。明清时期,进士出身的外放做县令叫“老虎班”。贾超只是举人出身,不像“老虎班”那么心高气傲,为人处事较为低调。当然,贾超之所以愿接见陆名扬,并非出于礼贤下士,而是因为近日各路官差反馈征收非常艰难,即使用“杖责”也收效甚微。闻知有人有办法让农户纳粮,贾超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不妨见其人听其言。

贾超升堂办完公事,就在书房接见陆名扬。贾超摆出县官架子,说话慢条斯理。陆名扬不卑不亢,与贾超相对而坐,平和平视。寒喧几句,彼此没增添好感,也没增添恶意,就直接进入主题。或许,这是大清官民之间第一次对话。

贾知县:“听说你有办法让农户纳粮?”

陆名扬:“是的。”

贾知县:“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陆名扬:“把各户纳粮数额打八折,保证大家都会缴纳。”

贾知县:“什么?八折?……不行,皇粮国税,不能打折。”

陆名扬:“皇粮国税是不能打折。可是,朝廷要征收皇粮是多少?康熙帝说过永不加赋,到下面又浮收多少?”

贾知县:“八折少了,九折如何?”

陆名扬:“八折够了。多年来,浮收比应收多得多,这一点贾大人心知肚明。自东晋以来,我们这里就称作善地,山青水秀,物产丰富。可是,风调雨顺之年,农家也只能勉强糊口;若是遇到旱涝,就得闹饥荒。农家日子难过,还不是官家苛捐杂税多?”

贾知县:“我知道你们农家不容易。你们农家也要体量官家困难,我一个知县一年只有几百两银子,却要管很多事情。所有师爷、长随、书吏、衙役都为官家办事,朝廷都不给奉禄,只能靠浮收杂费过日子。这样,咱们往中间走一走,打九折吧!”


  陆名扬:“贾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就多体恤百姓吧。去年水涝歉收,没有减免一粒漕粮,已经让农家够呛。今年还要九折征收,将会逼人走投无路。”

贾知县:“不要得寸进尺。就是不折不扣征收,你们又奈何得了官家?”

陆名扬:“贾大人,恕我直言,要是弄到官逼民反地步,不说您掉脑袋,至少丢乌纱帽。”

一言惊醒贾知县。他沉思默想,反复权衡,最终答应陆名扬的请求,决定以八折标准征收。



      陆名扬离去之后,引荐他的书吏走进贾超书房,探问情况,贾超如实相告。书吏感到惊讶,说八折实在低了,这样打折征收,那么多靠浮收过活的人就不好过。贾超反问,不打折,能颗粒归仓么?书吏回答,不能,不能,现在征收实在太难。贾超说,既然如此,不如八折征收;上缴朝廷的确保,少收二成的内部消化,按人头酌减,包括本县在内。无论哪个,要是嫌收入下降,就请他另谋高就。

      书吏赞同贾超的意见,不过他提醒说,如此这般,老百姓自然喜欢,但吃衙门饭的人肯定不高兴;有道是众怒难犯,只怕他们迁怒于大人。贾超一脸无辜地说,天不能降钱粮,我不能造钱粮,如之奈何?书吏灵机一动:大人,我有好办法,县衙出告示——奉旨八折收漕。这样,别人就不会怪罪大人。贾超点头赞许,心想这到底是心腹,能为我着想。

  贾超与县丞、县尉、主簿等属官碰头通气,最终决定八折收漕。于是,县衙制作“奉旨八折收漕”的告示,在全县二十区二百一十二庄张贴。不出所料,老百姓很快做出回应,纳粮积极性大为提高。少数村民观望迟疑,他们担心官府耍花招,先八折征收,后再补足。官差反复解释,“奉旨”就是按皇帝旨意办事,皇帝一言九鼎,岂能言而无信。如此说来,这些村民便打消顾虑,就主动配合,尽量不拖欠。

     率先完成任务的是射村。陆名扬从县衙归来,就将传播“八折收漕”的消息。村民听了,大都半信半疑,有的甚至认为不可能。等到县衙发布了告示,人们才信以为真。与此同时,陆名扬跟大家沟通,叫他们尽快按新标准缴纳,既然官家网开一面,百姓也得体量官家。如果家里比较困难,可以找亲友资助,或者由他担保去钱庄借贷。村民还算通情达理,有生以来第一遇到官家减轻赋税,心里感恩戴德,所以宁肯借高利贷,也不愿拖欠一粒粮。

这一年,整个湖州府乃至浙江省数归安县第一个完成上解漕粮任务,省府两级衙门都给予好评。但是,归安县衙上下没有哪个为此高兴。原因不言自明,所有为县衙当差的人利益均受损。漕粮征收时通常含有一系列附加费:为了弥补贮运过程中的损耗,每担粮食都要按一定比例多收一部分(叫做“耗米”);此外,农户还要负担用于粮食运输、官仓修缮及其他用度的附加费。上缴朝廷的漕粮是固定的,而附加费是弹性的,并且操纵于地方官吏之手。清代有人测算,农户完成一担漕粮的税负,实际上要缴纳2.5或2.6担粮食。换句话说,实际税负是法定税负的250%左右。除去贮运损耗、运输和管理费用,大部分附加费都进入官僚及官差的腰包。那时候,一个县只有知县一个主官,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一个人神通再大,也管不了那么多。所以,知县会雇用大量人员协助自己。通常,一个县官要聘请若干名幕友(俗称师爷)做参谋与助力,聘用十至二十名长随充当耳目办理杂事,聘用“六房书吏”处理政务。所谓“六房”,就是对应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房书吏”少则数百,多达上千。此外,还有数千衙役为衙门当差。幕友、长随、书吏和衙吏都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亦即没有法定薪水,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征收钱粮或杂税过程增加额外费用,或办事时敲诈勒索。

如今,贾超以“八折收漕”,直接动了这些人的奶酪,他们肯定不高兴,甚至对贾超心生怨恨。这些人尽管不满,但不敢表露;哪怕收入锐减,也不愿离开。他们已然习惯为衙门当差,尤其是那些欣赏过陶渊明的书吏,早就没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慨。贾超本人也不高兴,对于他来说不仅少了收入,而且积了怨恨。他想,今年是不得已而为之,来年还是照常收漕,绝不打折扣。

转眼过去一年,又到了收漕的时节。官差尚未全面出去,陆名扬便不请自来,直接拜见知县贾超。出于礼貌,贾超还是同意接见,两人在书房又展开了对话。陆名扬问今年漕粮如何征收,贾超说还是像往年一样;陆名扬问是不是像去年一样?贾超摇头否定,说是像去年以前一样。陆名扬劝谏贾超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贾超冷笑,这好人再做下去,不但要把同僚下属都得罪,还会触怒上司与周边县官。陆名扬说,归安老百姓会感激大人的。贾超叹道,老百姓管啥用,我这乌纱帽又不是他们给的。陆名扬好言相劝,建议今年仍按“八折收漕”。贾超态度强硬,执意不让步。

眼看没有商量余地,陆名扬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卷,把它展开对贾超说,这是县衙去年发布的告示,“八折收漕”是圣上和朝廷的旨意。贾超坦言,这不是圣上旨意,乃县衙权宜之计。陆名扬正色道,这么说县衙假传圣旨,欺君罔上,糊弄百姓。贾超一怔,浑身冒冷汗,没想到书吏的好主意竟是馊主意,授人以把柄。两人对视许久,贾超破颜一笑,颇和气地说,名扬兄,我出一千两银子,把这告示买下来,你别节外生枝。陆名扬笑道,大人就是给一万也不卖,我只要“八折收漕”。贾超意识到陆名扬难缠,贿赂不成,只好妥协,干脆允诺 “八折收漕”,直到他离任为止。

嘉庆十六年(1811年)九月,一场风雨过后,归安县衙内外落叶遍地。隔日放晴,鸟儿站枝头,啾啾鸣唱。在县衙各理事房,官差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似乎是惯例,大凡知县更换之际,免不了品头论足,评判离任知县功过是非,展望新任知县如何作为。贾超在归安做了四年知县,即将调任北方某地做通判。通判是知府的副官,在级别上高于知县,由知县到通判算是提拔了。贾超主持期间,完成缴纳税负任务及时,断案也公道,得到提拔合乎情理。

贾超离开县衙之日,所有属官、书吏和一些衙役都出来送行,与他话别。一切都是客套,别看他们表面上依依不舍,其实像送瘟神似的,巴不得你尽快离去。贾超心知肚明,这两年亏待了他们,他们倒没有为难自己,值得庆幸。幕友、长随,都是贾超亲自聘请的,将伴随他一起离去,所以不在欢送人群之中。辞行完毕,贾超登上了马车,正要扬长而去,只见一大拨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

这一大拨人也是为贾超送行。他们系本县乡民与士绅,为了向贾超致敬并颂扬其德政,特地赠送一把“万民伞”。 在清代,地方官离任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以送“万民伞”的方式表示敬意与挽留,意思是这个父母官,像伞一样遮蔽着一方老百姓。通常,“送伞”只是官民联合做秀而已。也就是说,为了顾全脸面,离任官员本人或同僚会授意民众,走一走过场。贾超调离,县衙上下无不暗喜,没有人为了照顾其脸面而授意。但是,陆名扬听到消息,首先想到要给贾超“送伞”。这个想法经他说出,得到士绅与乡民的积极响应,于是一把“万民伞”很快制成。伞上缀了很多写有赠送者姓名的小绸条,还有一些商贾士绅捐赠了银两。

当陆名扬代表众人赠送“万民伞”及银票赠的时候,贾超一概拒绝。在陆名扬的劝说下,他才答应收下“万民伞”,并面有愧色地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贾超没有说谎,他知道自己的德政只是“八折收漕”,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为百姓着想。在陆名扬看来,贾超在“收漕”上做出让步,确实给百姓带来实惠;较之某些横征暴敛而又心安理得接受“万民伞”的县官,贾超算是难得的好官。

贾超走了。此后,他再没有踏上归安的土地,只是在《县志》上留下十几个字的痕迹:“贾超,山西凤台人,举人,嘉庆十二年任(归安知县)。”

不日,新知县陈三立走马上任。他是顺天大兴人,进士出身,从长兴平调到归安。初来乍到,陈三立就必须面对“收漕”问题。属官和书吏大都建议,废除“八折收糟”,恢复以往惯例。归安实行“八折收漕”已有两年,在外界影响颇大。长兴与归安同属湖州府,如果没有调任的话,陈三立也打算今年在长兴“八折收漕”,倒不是他要借鉴归安的经验,而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如今到了归安,到底怎么办,陈三立不敢贸然拍板。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陆名扬来县衙求见。对于陆名扬,陈三立有所耳闻,故而同意接见。两人也是在书房交谈。陆名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讲明厉害关系。陈三立心领神会,既然前任做好人,后任又何必做恶人?不如做顺水人情,继续沿用前任做法。

陈三立在归安一干就是九年,加上长兴的任期,总共做了十多年知县。为此,陈三立时常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归安先后有三个知县。年初陈三立调离,姚大谦继任,半年后姚大谦转任乌程,王寿榕署理归安知县。



王寿榕以贡生入仕,此前在北方某地做知县,因“剿匪”有功而提拔为通判。但没有哪个府通判出缺,吏部便调他到归安署理知县。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属于高职低配,王寿榕对此并不满意。其实,吏部待王寿榕不薄,毕竟归安比他之前任职的那个县要富裕得多。王寿榕主政北方某县期间,连年遭受干旱与蝗灾,但他毫不减免百姓税负,以致民不聊生,很多人铤而走险去做盗匪。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盗匪四起是坏事,而有匪可剿则是好事。王寿榕的升迁,就是得益于此。

王寿榕上任伊始,主要通过咨询熟悉基本情况,得知归安十多年来一直“八折收漕”,他感到震惊并决意拨乱反正。农历九月初八,王寿榕召集本县一些书吏、幕友商谈,提出废除“八折收漕”。书吏大都表示赞成,只是担心陆名扬从中作梗。陆名扬何许人也?朝中是否有人?王寿榕厉声发问,书吏们禀告:陆名扬是本县射村人,朝中并没有什么人。此人能说会道,前几任知县都拿他没办法,漕务上由他说了算。王寿榕非常恼火,拍案痛斥:堂堂知县竟让草民牵着鼻子走,真是岂有此理!王某我不信邪,哪怕他有三头六臂,也要把他收拾,决不容许他干预漕务。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也是陆名扬生日。人生易老,陆名扬已显现“阿爹”的面相,头发和胡子皆花白。不过,他性情豁达,精神饱满。老母年近古稀还健在,夫妻相处和谐,女儿嫁了好人家,儿子也成家立业,一家人四世同堂,日子越过越好,虽不能大富大贵,起码衣食无忧,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庆幸与知足。“名阿爹”,如今不仅在村里德高望重,而且在归安县乃至整个湖州府声名远扬。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陆名扬本想低调度过五十周岁生日,可是亲友硬要为他庆生祝寿,他只好让家人张罗寿宴。这一天,前来祝寿的亲戚朋友特别多。亲戚,不外乎血亲与姻亲。而朋友,则杂七杂八,士绅、商贾、渔民、农夫以及江湖好汉应有尽有,他们多为仰慕陆名扬而与之结交。此外,村里还上演一台戏。这戏,陆名扬其实也不同意演,怕人家以为他太张扬。家族长者说,这戏并不是为他祝寿而演,只是借个名目让大家乐一乐,权当庆贺重阳节。陆名扬觉得言之有理,鉴于遇到自己寿诞,表示演戏费用由他一人承担。

射村有个大戏台,是陆名扬倡导而集资修建的,逢年过节派上用场。自官府减征漕粮之后,老百姓热衷于农桑与其他副业,休养生息数年便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渐渐有了富余。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人们就要追求娱乐。那个年代,最影响力的娱乐莫过于看戏。每年正月,过了三天年,社戏就在射村开演,少则三五天,多则至月半。演戏期间,村民会邀请亲友来看戏,周边村民也会闻讯而来,许多人凑在一起分享社戏的乐趣。

社戏开场,锣鼓喧天。台上,演员很快进入角色,说唱动作,有板有眼。台下,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的目不转睛,有的东瞅西瞧。陆名扬也在台下陪客人看戏,忽然家中传话说有一位县衙书吏来访。陆名扬叫客人继续看戏,自己抽身回家。来者正是当年把陆名扬引荐给贾知县的那个书吏,多年的交往使他俩从对手变成朋友。书吏今日来访,并不是陆名扬祝寿,而是通风报信。书吏告诉陆名扬,新任知县决意要收拾他,日后要多加小心。陆名扬坦言:我又没触犯王法,不怕他们收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吏劝诫:陆兄不可大意,这个知县可不好对付,一有风吹草动,最好避一避。陆名扬拱手作揖道,多谢兄台,多谢兄台!

王寿榕拿定主意,必须收拾陆名扬。如何收拾?这是策略,也是机密,不能让外人知晓。王寿榕一边派亲随去射村打探,一边与幕友在书房密谋。打探,似乎没探到什么有用消息,陆名扬近日庆寿诞,有不少狐朋狗友前来祝贺,还演了一天社戏。密谋,取得了初步成果,主要是指认陆名扬为“积惯地棍”,指控他“把持漕务”。积惯地棍,就是劣迹斑斑的地痞恶棍。把持漕务,就是以平民身份操控漕务,迫使官府顺其意愿;仅此一点,就可以就。除此之外,对此,王寿榕还不满意,他想约见高人,听听高人意见。

这个高人叫做王五,是湖州知府的钱谷师爷。湖州府,归安县,乌程县,其治所同城。归安县衙在城东,乌程县衙在城西,湖州府衙在城中,两个县衙与府衙相距只有一里路。那天黄昏,王寿榕换上便装,带着一名亲随,与王五相会在城西一家酒楼。王寿榕与王五一见如故,叙了叙年齿,以本家兄弟相称。王五是绍兴人,在湖州府待了二十余年,知府换来换去,换了谁都用他做师爷,可见其能量颇大。

夜幕降临,灯火摇曳,幽暗朦胧。酒菜上来了,王寿榕与王五推杯送盏,亲随忙于陪酒与斟酒。客套话说完了,王寿榕就切入正题——缉拿陆名扬,恳请王五出些主意。王五混迹官场多年,酒精考验多年,虽有多杯烈酒下肚,脑子还很清楚。对于陆名扬,他早已耳熟能详。对于归安前几任知县做法,王五颇不以为然,只是事不关己,听之任之。眼下,王寿榕问计于己,王五十分欣喜,脸上带着微笑,嘴里吐着酒气,指手画脚道:

“当下距收漕还有一些时日,尚未抓到陆名扬把柄,故难以措词。先帝(嘉庆皇帝)七月驾崩,天下缟素,而陆名扬竟然以寿诞为由演戏。据此,可捏造他借演戏集聚乡众,预约抗粮;县衙依例弹压禁止,陆名扬却纠众抗拒,殴辱官吏。有如此大逆之事,何愁上游不严办?再者,再改名扬为明扬。此明,乃前朝之明。如此一改,触怒今上圣心,则事必成。”

王寿榕会意点头,伸出拇指称赞:“以明易名,实在高明。兄台不愧为高人,小弟由衷钦佩。”

名扬与明扬,发音一样,意义走样。满清入关之后,江浙一带持续多年抵抗,“反清复明”意识深入人心,清廷对江浙很不感冒,倍加防范。雍正皇帝更对浙江另眼相看,斥责“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其地方人士怀有“狼子野心”。为此,雍正皇帝在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意在查风问俗,稽察奸伪,劝导纠正,使民众归顺朝廷。湖州又是浙江政治敏感地区,康乾时代文字狱频发。明扬,意即张扬大明,这可是明目张胆的谋反,岂不“触怒圣心”!

见识了王五的厉害,王寿榕信心倍增,从衣兜掏出三百两银票,作为请他代写公牍的“润笔”。王五再三推辞,最后还是笑纳了。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某日,一封出自王五手笔的公牍,从归安县衙呈送到湖州知府方士淦案头。方士淦过目游览,发现通篇揭露陆名扬劣迹:“归安射村有地棍吴明扬,素不安分,先于嘉庆十年间听从沈大昌盗砍吴翀等家坟树多次,窝留锯卖,闻拿逃避,事后潜回,改为陆明扬。十六年八月,因雇工沈阿毛偷窃什物,吴明扬逼令自经,即将尸棺烧毁,地保邻佑俱畏不敢言。嗣后,愈肆凶横……”“陆名扬欺制愚民,把持漕务已及十余年之久。其居住之十八区地方附近民人,或赖其包庇,或被其威胁,类多听从指使。”“今年九月禁用鼓乐期内,吴明扬纠约各庄演戏结党,创言新旧钱粮均已豁免,各不准完,如有粮差到地,只管捆缚,有伊做主。”

方士淦此前任湖北德安府同知,由于办理白莲教案有功,于嘉庆二十五年五月获得四品顶戴奖赏,授湖州知府。到湖州时间不长,对陆名扬有所耳闻,具体情况并不了解。阅读归安县衙公牍,一个积惯地棍的形象跃然纸上,年轻气盛的方知府果断做出抉择——法办陆名扬。方士淦雷厉风行,当即指令乌程、德清两个知县协同王寿榕一起行动。

接到指令,乌程、德清两地知县积极配合,迅速组织人马。到了约定的日子,王寿榕与姚大谦各率领一百多官兵差役,从北向南进发;德清知县率领一百多官兵差役,从南向北进发;三支队伍指向归安十八区射村,目的就是围捕陆名扬。归安、乌程两支队伍会合一起,先期抵达十八区。

十八区是水乡,境内湖泊港汊密布。射村一带,更是溪港曲折交错,宛如迷宫,不是久住居民,找不着北。靠近射村地段,探子跑到王寿榕跟前密报,说陆名扬做了防备,其江湖好友自水陆两路向射村集结,村里及周边民众都备有标枪或弓箭,可随时出击。王寿榕顿时一怔,想到自己不识水性,心里开始打鼓。他与姚大谦合计,觉得形势不妙,还是撤退为好。王寿榕、姚大谦率领二支队伍原路返回。稍后,德清知县率领队伍从水路赶来,听说归安、乌程的队伍撤走了,也不敢去射村。他们迂道返回,途经武康县,当地村民误以为官府要抓捕本村人,迅速集合起来,对十余艘官船发动攻击。德清县令、官兵差役纷纷弃船逃跑,船只都被毁坏,所幸只有少数人员负伤,没有一人死亡。

德清县令只身逃到府城,与姚大谦见面,叙说武康的遭遇,仍心有余悸。姚大谦好言宽慰,将他在武康受到的羞辱归咎于陆名扬,说自己和王寿榕也被陆名扬弄得灰头土脸。姚大谦请来王寿榕,两人一起做东设宴,为德清县令压惊。三人商定向上峰禀报,陆名扬“聚众抗捕”、“唆众殴官”,请求府县合力出兵围捕。

官兵撤走之后,陆名扬和众人长吁一口气,绷紧的神经也松了下来。不过,大家认为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官府还会找上门的。所以,大家劝陆名扬找地方躲起来,避一避风头。前来助阵的渔家头领虞阿大叫陆名扬带上家眷,跟他一起隐匿湖上,保证安然无恙。另一位山寨大哥郭在方劝陆名扬一家跟他上山,他负责供养。陆名扬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犯法,不怕官府抓捕,如果隐身躲避,就是畏罪潜逃。无论是福或是祸,该来的总会要来,躲也躲不了。

方士淦接到三位知县联名报告,勃然大怒,决定举府县之力,将陆名扬捉拿归案。这次行动,王寿榕、姚大谦各领原班人马当先锋,方士淦率领二百余官兵衙役压阵跟进,德清知县负责策应。

是日,天空低垂,灰暗,阴冷。方士淦乘坐大船穿越菱湖,转入滨港航行,向十八区挺进。前面乘小船开路的差役,望见岸上有百余户人家,纷纷登陆上岸,闯入民宅抢掠。村民以为强盗来袭,鸣锣警报,快速反应。有的拿起竹篙或棍棒击打,有的拿起马桶将屎尿往差役身上泼。差役满身秽臭,狼狈不堪,慌忙逃回小船。村民奋力追赶,用竹篙敲戳。为避开民追打,差役放弃小船,争相上大船。慌乱之中,很多人挤入水中,或自己爬上来,或被捞上来。后来发现二人没上来,溺死了。

薄暮时分,天色更加昏暗。方士淦在大船上坐立不安,场面混乱,进退两难。王寿榕、姚大谦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溃散,不少船只沿着这条滨港逃窜,后面有渔民、村民从水陆两路追赶、呐喊。原来,陆名扬借防范盗贼的名义在村里做了布防,所有通往村庄的溪港都插入木桩,陆路也设置了障碍。当王寿榕、姚大谦的船队驶向射村的时候,只听见一阵敲锣声,村里民众与江湖好汉迅速出动,向官船投掷瓦块、石头,或用竹竿敲打。王寿榕、姚大谦手足无措,赶紧改坐小船逃遁。两支船队群龙无首,化整为零,自寻逃路。看见知府的大船,这些溃逃的官差心有慰藉,拼命往上挤。

大船自顾不暇,终因人数过多,无奈翻沉。方士淦落入水中,幸好有士兵救护,性命无忧。官船的旗帜被水吞没,岸上民众还在一个劲叫喊——“打强盗,打强盗!”方士淦爬上岸,亮出知府身份,声言不是强盗,不会为难百姓。听了方士淦喊话,民众也不为难官家,纷纷散去。方士淦换乘小船,摸黑返回府署。

回到家里,方士淦感觉头重脚轻,浑身时冷时热。因落水引起感冒,令他妒火中烧,更恨陆名扬。第二天,方士淦请来郎中,服了药。又招来师爷王五,命他捉笔操刀,向省宪禀报。王五轻车熟路,以归安上报的公牍为蓝本,进一步添油加醋,又给陆名扬增添不少罪名,尤其是近期:“鸣锣纠众,两次拒捕,戳翻差船,淹毙差役二命,并戳翻该管知府坐船,推溺知府。”



  时任浙江省宪(巡抚)陈若霖,接到湖州府报告,感觉事态严重,决定动用绿营兵。于是,一名总兵率领五百名绿营兵开赴湖州,与府县官兵会合,组成近千人的大部分,浩浩荡荡进逼射村。这一次,官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有抓到陆名扬。总兵大人气急败坏,下令焚烧陆名扬的住宅,挖毁陆名扬的祖坟。

  陆名扬与家人侥幸逃过一劫,是因为他及时做了安排。知府大人溺水,二名差役淹死,使陆名扬意识到官府将会变本加厉报复。民与官,犹如鸡蛋与石头。二者碰撞,损毁的肯定是鸡蛋。陆名扬审时度势,说服村民与江湖好汉放弃抵抗,自己及家人分别隐匿于渔船与山寨。因此,省府县三级联手出动,竟然扑了空。

博弈再次升级,一方还是草民陆名扬,另一方则是巡抚陈若霖。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是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巡行天下、抚军安民”。

陆名扬知道,一个巡抚收拾一介草民易如反掌,他可布下天罗地网,让你插翅难飞。眼下躲避,只是权宜之计;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所以,他抱着躲一天是一天的想法,跟随渔老大飘泊于湖港之间,品尝做渔民的滋味。陈若霖煞费苦心,一边上奏朝廷,一边谋划抓捕。

在写给朝廷的奏折里,陈若霖将陆名扬描述为十恶不赦的积惯地棍,其罪过主要体现为“横行乡里、把持漕务”“违禁演戏、邀约抗粮”“持械拒捕、殴杀官差”等等。陈若霖的奏折源于府县一面之词,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甭管事实如何,陈若霖只需要得到朝廷认可,治陆名扬以死罪。然而,“定罪”容易,抓捕难。出动大军不管用,陈若霖改变策略,让府县差役分散行动,在归安境内进行拉网式搜索,以便锁定陆名扬藏匿地点。与此同时,到处张贴悬赏公告,有举报陆名扬下落者,赏银一千两。如此双管齐下,折腾半个多月,搜索不见踪影,悬赏无人举报。

一位幕僚向陈若霖建议,在官场找一位陆名扬的旧友,让他出面做说客,诱导陆名扬自首。仔细搜查,竟然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就是现任衢州府通判吴嵰。吴嵰,字介坪,系归安十八区吴家荡人,比陆名扬小两岁,陆母改嫁到吴家荡,两人即为要好的玩伴。陆名扬迁回射村后,吴嵰以科举进入仕途,彼此依旧保持联系。吴嵰的老母于数月前病故,陆名扬还亲身前往祭奠。如今,吴嵰丁忧守孝,正好住在吴家荡。陈若霖给吴嵰发了一封亲笔信,信里没有官腔,并称吴嵰为兄,令吴嵰异常感动。吴嵰领受抚台的旨意,立即去射村走动,通过线人传话,两人约定见面。

寒冬腊月,吴嵰乘着一叶扁舟,驶向菱湖中间,登上陆名扬避难的渔船。时值晌午,船主虞阿大早已张罗一桌酒菜,替陆名扬款待吴嵰。虞阿大把客人引进中舱,让两人对面而坐,自己打横作陪。吴嵰一身微服,与陆名扬把酒言欢,毫无架子。虽是旧友,陆名扬心底仍视之为官,不等对方说破,自己就开门见山:

“兄台乃朝廷命官,今日来见草民,只怕是奉上峰之命,劝陆某束手就擒吧。”

“陆兄此言差矣!介坪丁忧居家,不免烦闷,故欲与兄叙旧,聊以开心。”吴嵰呷一口酒,睥视湖水说,“眼下,你我身在江湖,功名利禄全抛开,随便谈天说地。”

“呵呵,你倒是身在江湖,心系庙堂。”陆名扬感叹道,“其实,陆某并没做大逆不道事情,只是要求官府减征漕粮而已。可是,官府却对我恨之入骨。知县、知府、巡抚,为了对付一介草民,竟然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到如今,只怕惊动了皇帝老子……”

吴嵰接过话岔:“说实话,我打心底赞同减征漕粮。你看,我们归安本是富庶之地,二十区二百一十二庄出了几个富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还愁温饱;渔民风里来雨往,到头来还没有住房。为什么?苛捐杂税太重,致使百姓贫穷。”

“是啊,我们渔民最痛恨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渔老大插话说。

“不过,官府也有官府的难处。”吴嵰话锋一转,现身说法道,“我做过知县,知道知县不好做。一年薪俸与养廉银加起来不足一千两,除了养家糊口、支付幕友与长随报酬,还要‘摊捐’、招待敬奉上司。有时候,薪俸只够交罚俸,养廉银只够交‘摊捐’。还有,那么多书吏、衙役也要吃饭。不浮收漕粮,不增加捐税,县衙就得关门。”

“官府浮收漕粮、增加捐税,也是应该的,关键要适度。”陆名扬说,“问题是,官家不能只顾官家,不能不顾及百姓。很多官吏不顾百姓死活,一味盘剥,把百姓弄得穷困不堪,到头来官家要发财也难。”

“是啊,捕鱼也有讲究。鱼儿春夏产卵,我们就自觉禁渔。要是不停捕捞,来年就没有捞的了。”虞阿大附和道。

“据我所知,这些年归安减征漕粮,其实对官家并无大碍。头两年官差的收入有所下降,往后就逐渐增长。”陆名扬解释说,“究其原因,首先是,减征漕粮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农桑活了,工商也活了,别的税费和‘陋规’跟着水涨船高,大多流入官差腰包。其次,减征漕粮后,官家管得紧,损耗少了。要是官家能这样算账,就不会怪罪我陆名扬。”

“陆兄以一己之力,造福于归安百姓,令介坪敬佩不已。”吴嵰感叹道,“只可惜,上下官吏只顾自肥自利。历朝历代,官家总爱与民争利,以致势如水火,难以调和。你要他少征,他觉得你与他作对。今省府县俱欲治你,如之奈何?”

“唉——”陆名扬叹息道,“名扬上有老母,下有家小,还有父老乡亲。如若孤身一人无牵挂,我甘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哥,你要把皇帝拉下马,我陪你一起干!”虞阿大拍胸道。

“陆兄心系家人和乡亲,怎会鲁莽行事。”吴嵰劝诫道,“常言道,民不与官斗。官家整治百姓,有的是法子。若是安上叛逆罪名,将会株连九族。大丈夫做事,成败一身任之。陆兄一人隐遁,一村不得安宁。”

“我岂以一身累一村?”陆名扬苦涩一笑,“兄台放心,我打算向官府自首。你可以禀报上司,说你把我说服了,这样可得奖赏。”

“此言差矣!”吴嵰直视对方说,“你我情同手足,我岂能卖友求荣。智者顺势而为,兄台自首,十分明智。我将致信省宪,恳请宽待处理。”

吴嵰兑现承诺,给陈若霖写了一封长信,告知陆名扬愿意自首,并为之说情,恳请从轻发落。可是,陈若霖收到书信之日,同时接到升职任命。嘉庆二十五年岁末,朝廷任命陈若霖为湖广总督,刑部左侍郎帅承瀛为浙江巡抚。过了春节,就是道光元年(1821年)。陈若霖与帅承瀛正式交接,顺利击鼓传花,将“烫手的山圩”(陆名扬案)转给了帅承瀛。



帅承瀛,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1796年)中探花,入仕从翰林院修编起步,历任国子监祭酒,广西、山东学政,太仆寺卿、副都御史和礼部、工部、刑部侍郎等职。帅承瀛接任浙江巡抚,先着手处理要务,再过问陆名扬案。帅承瀛细读陈若霖留下的奏折副本,觉得事关重大,不宜迟缓,应迅速查办。虽说陆名扬答应自首,为了防备有诈,帅承瀛还是决定动用官兵。

道光元年三月某日,省府县共出动数百名官兵,从水陆两路进逼射村。数百名来自水上、山寨的江湖好汉望风而动,抢在官兵之前赶到射村,力助陆名扬。虞阿大告说他联络了太湖渔民,几百条渔船正朝射村集结;郭在方说他与多处山头通了消息,上千名义士将前来参战。陆名扬向两人鞠躬作揖,含着眼泪说:大家前来相助,陆某感激不尽。只是这样做,反而会害我。我不能连累诸位好汉与乡亲,打算向官府自首。请大家不要与官兵对抗,劝正在赶来的好汉撤回去。已经来的,就在村里吃顿饭,再走。

陆名扬安排外来客人在祠堂里吃了一顿饭,与他们行礼作别,就毅然去见官兵首领,投案自首。陆名扬束手就擒,父老乡亲无不伤心流泪,只能木然目送他被官兵押走。

在陆名扬羁押于省城监牢之际,虞阿大、郭在方先后以亲友名义探监,并说出“捞人”的想法,陆名扬予以拒绝,声言自己愿意听任官府发落,只要不连累家人和乡亲,死而无憾。

一日,帅承瀛亲自升堂审讯。在“明镜高悬”的法堂上,几名高官正襟危坐,众多衙役两边站立。帅承瀛一拍“惊堂木”,众衙役齐声高喊“威武——”,威严气势,咄咄逼人。此情此景,会把一般小民吓得魂飞胆丧。陆名扬虽然跪着,头却高昂,神色镇定。帅承瀛是审案高手,见识过很多人犯,眼看陆名扬面无惧色,感觉他就是积惯地棍。为了来个下马威,帅承瀛又将“惊堂木”猛地一拍,露出一脸杀气,厉声讯问:

“堂下嫌犯,可是吴明扬?”

“在下陆名扬,曾经随母亲寄居吴家荡,叫过吴名扬。”

“府县说你是积惯地棍,做过很多坏事,你要从实招来。”

“我没有做过坏事,”陆名扬争辩道,“我是不是地棍,到归安打听就知道。”

“大胆刁民,你竟敢纠约抗粮,逼迫官府八折收漕,僭越把持漕务十多年,该当何罪?”

“大人,小民何曾纠约抗粮?八折收漕,是小民与县官商议约定的,并非小民逼迫。”

“一介草民何以与县官议事?分明是胆大妄为!”

“草民当然无权过问官事,但要草民纳粮,草民要纳得明白,朝廷要征多少,百姓便纳多少。官府如若浮收太多,百姓承受不了,要求官府适当削减,也是理所当然。”

“岂有此理,纳粮交税天经地义。”帅承瀛再拍“惊堂木”,继续指控道:“你目无王法礼义,违禁演戏;鸣锣纠众,多次持械拒捕,殴官杀差,戳翻知府坐船,戳破差船,淹毙差役二命。”

“违禁演戏属实,这是小民无知,不懂忌讳。”陆名扬辩解说,“殴官杀差之事,小民未曾为之。知府坐船不是我们戳翻的,而是被官兵差役挤翻的;两个差役淹死,据说是在抢劫村民后被追打,仓惶逃往知府坐船,混乱中挤入水里。”

“胡说,你这是为自己开脱!”

一直以来,良民形象被固化为老实巴交、安分守己。陆名扬能言善辩、据理力争,并没有给帅承瀛留下好印象。对付地棍,帅承瀛认为最好是用重典,杀一儆百。审讯完毕,他迅速上奏朝廷,奏折上所列行状源于府县原告,足以比照“刁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哄堂闹署,惩凶殴官者,为首斩决、枭示”条例定罪。帅承瀛清正廉明,早已天下闻名,他曾多次作为钦差查办大案要案,尤其巡按山东审理徐文诰案并为之平反昭雪,赢得朝野一致好评。是故,道光皇帝信赖帅承瀛,看了他的奏折,就不假思索指示:准奏!别说那些罪行,单是“明扬”这名字,就令皇上忌恨。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帅承瀛根据圣谕,下令处决陆名扬。儒家崇尚“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 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所以,中国古代习惯秋冬行刑,认为这样合乎人道、顺应天意。鉴于陆名扬案特殊,帅承瀛决定快刀斩乱麻,随判随斩。

行刑之日,天气晴朗,阳光明丽。法场上,数不清的人头像黑点似的攒动。这些不明就里的围观者,只是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饶有兴趣看热闹;陆名扬的亲友也混迹其中,他们是来收尸体的。空气潮湿、闷热,所有人浑身大汗淋漓,衣服一捏就出水。正当刽子手举起屠刀砍向陆名扬的时候,天空忽然变得黑沉沉的,观众眼看一片模糊,三步之外看不清脸面。“冤案,冤案!”有人这么一喊,观众纷纷响应,跟着呼喊起哄。混乱之中,绿营兵赶紧动手维护秩序,防止场面失控。为了方便行刑,现场只好点燃火把,照着刽子手把犯人头颅砍下。

这一天,剩下的白昼被昏黑久久笼罩,直到夜幕降临。

帅承瀛未曾亲临法场,看到如此奇异景象,忐忑不安,扪心自问:莫非有冤情,错杀陆名扬?这个疑问在帅承瀛心里盘桓许久,后来他派亲信到实地暗访,竟然证实陆名扬并非积惯地棍。为此,帅承瀛非常懊悔。《清史稿·帅承瀛传》记载:“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深悔之。”虽没有后悔可吃,帅承瀛还是做了补救,奏请皇上案件就此了结,不再株累家眷及他人,“若令兵役到处搜拿,必致人心惶惧,难以安居乐业。”道光四年(1824年),帅承瀛丁忧回籍,属于他名下经费的积余有八万两,衙吏告诉他,依照以往惯例,这银子可从库房提取,归其个人所有。帅承瀛拒绝据为己有,将这笔银两捐了出来,一半用于湖州地区兴修水利,一半用于资助贫苦的读书人和鳏寡孤独者。

吴嵰得知陆名扬被处决,忍不住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由于劝说陆名扬有功,省署奖赏三千两银子与他。收到赏银,吴嵰心情沉重,寝食不安。黄昏时分,他悄悄来到陆名扬坟头,一边跪拜,一边哭诉:“陆兄,真是对不住,介坪害死你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劝你自首……”三千两赏银,吴嵰全部捐献了,用于十八区新建义学,以训蒙穷人子弟。

陆名扬引颈就戮之后,归安、乌程、德清三县民众自发凑钱,在各处土地庙为陆名扬塑像,将他与土地神一并供奉。来年忌日开光,三县百姓云集各处土地庙,隆重祭祀陆名扬。射村男女老幼倾巢而出,其盛况赛过任何一次庙会。清代学者包世臣记述说:“买香楮祭奠者,为之空市。”此后百余年,民间总会自觉祭祀陆名扬,即使官府弹压,也未曾中断。

处决了陆名扬,犹如除掉眼中钉、肉中刺,让归安、乌程、德清三县官吏满心欢喜。当年又到征漕季节,王寿榕欲乘杀陆名扬余威,一举反攻倒算,全面废除“八折收漕”,恢复旧有浮收,“捉猪”、“飞斛”如故。“八折收漕”是陆名扬与县衙的“定约”,已经坚持了十余年。眼看关系到子孙后代利益的“定约”将要毁于一旦,十八区民众深感不满。况且,“捉猪”(称重时以手捉秤)、飞斛(以斛度量时堆高谷物)都是克扣行为,令老百姓深恶痛绝。

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十八区民众聚集到县衙门前请愿。王寿榕态度强硬,下令拘捕了四人,押入官署。民众要找县官理论,遭到衙役殴打驱逐。一位乡民呼喊:“今日豁出来,跟他们拼了!”众人蜂拥而上,与衙役进行搏斗,衙役很快溃散。民众冲进县衙,王寿榕从后门逃走,其亲随、幕友及书吏等八人被捆绑,作为人质押回十八区。王寿榕跑到知府衙门,请求方士淦出动兵役剿捕,不料竟遭到严厉训斥:“难道你今年又要办大案?这一次本府绝不出动一兵一卒,你自己好自为之!”方士淦去省城拜会过帅承瀛,知道省宪注重保境安民,也知道陆名扬冤情,所以不想再被王寿榕牵着鼻子走。

王寿榕碰了一鼻子灰,没有上司撑腰,不敢武力弹压,只得向十八区乡民退让。他派师爷前往十八区交涉,释放四个乡民,换回八个人质,并就漕粮征收达成契约。从此以后,十八区民户九折纳粮,禁止“飞斛”、“捉猪”,以“平斛”、“平秤”计量。过去“八折收漕”,官差爱用“飞斛”、“捉猪”伎俩,相当于“九折收漕”。如果禁止“飞斛”与“捉猪”,实行“九折收漕”,与以往几乎相当。所以,民众愿意答应。这样,王寿榕赢了面子(提升一折),民众也未曾吃亏。

陆名扬虽然被杀,但他与官府达成的约定并未完全废止,也算没有白死。不过,他竟然成为清官帅承瀛刀下的冤魂,倒是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陈

良,湖北黄梅人,理工科出身的文史学者,资深媒体撰稿人,已在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大量历史随笔、文学作品,文章经常被权威媒体转载。出版著作有《人间烟火》《透视腐败》《灵魂笑忘书》《走出迷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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