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隆:文学意识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0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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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隆  

我一度对做文学研究的很看轻。觉得一帮胸前别着“教授”、“文学批评家”徽号的——举个例子,做鲁迅研究的,打起捆,再加三千斤秤砣进去,也不及鲁迅本人的意义——不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不普通的读者。

这群人呜呜呀呀地围在作家的岛周围,纷纷放弃登陆艇,在沙地上打滚打得浑身到痒。久之,便在作家周围形成一堵结实的人盾,把岛上的风景团团困住。那意思:要读原著?你凭什么读原著!先看看我们拟出的周详的介绍、严整的论说。——朋友中间的几个“托尔斯泰专家”,就是吃着别人嘴里漏出的剩饭长起来的,后来实在着急,才推开文明的人盾,一入原汁原味的山林。更别提我们这些还在海这边的人了。

过度的研究、扎堆的研究,不仅不会扩散到民众中以引起普通人阅读的兴趣,而在不停加筑阅读的门槛,高到令兴趣攀不上去。这个问题是固在的。即便我要在下文大书特书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保留看法。这也是我始终主张的:研究者、批评者不不得高于作者——平视最好,仰视只有好听话说;即便最终选择权在读者,诸先生也不要把这一权利顺手扔在海里。由海水冲上岸的贝壳,无辜的读者都愿意翻起看看。

总结起来,搞一次像模像样的文学研究, “三板斧”是必有的:对象文本;理论模型;个性切口。

对象文本,就是你要研究的那本书。当然,不限于那本书。《鲁迅全集》是鲁学家的基本对象文本,《红楼梦》是红学家的基本对象文本。他们还会找很多相关的书一起研究,如何找,找什么书,就取决于第二点:理论模型。

对象文本像一棵树,理论模型就是砍树的斧子,继而斫成材料后雕花的雕刀。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一本书,不同研究者研究出的东西如此之不同。这个“理论模型”听起来玄乎,就是研究者本人的主要知识系统。再说得白一点,他经常读得十几二十本书,且从这些阅读量中提炼出的主要观点。比如胡适先生的“理论模型”就是杜威主义、实验主义,他三十岁后基本没变过这套模型。想来就是在他读博士期间做杜威的学生,读杜威的书,读实验主义方面的书。王汎森先生在《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的演讲里也提到:“……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国内一些高校,在要求他们的副教授、教授候选人时,也提出:起码“通一典”。——不独文学研究,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都是这样,起码一套精熟的理论模型在手,如脚下有鞋、胯下有马、砍树的时候有斧头。

当然,这套理论模型的构成是可以相当复杂的。尽管就那么几本书打底,但基本的理论哲学要有、再表层一点的方法论要有,这是骨;就别说肉了。有了理论模型,研究者必形成一种先验性及先验精神:其认识发自内心,甚至在拿到对象文本前,基本的观点都出来了。这之后的实证研究,不过是一点一点地验证自己的先入之见。就如同你问某人对一场车祸的看法,完全不必描述车祸,就说哪儿哪儿哪儿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桥梁工程师会本能地说:该不是桥修得不对吧。而他们中研究桥墩的就会说:该不是桥墩的问题吧;研究桥体的就会说:该不是桥体的问题吧。相应的,一些搞车辆的会担心是车的设计的问题,一些搞车辆的又觉得是锻造技术不过硬。小说家或许会觉得:驾驶员没睡好觉,估计昨夜打牌输了,心情不好,又担心老婆发难,又赶着给客户上活儿,这客户还是女的,这女的还刚毒死了他老公……

不可忽视理论模型会和研究文本一同形成的事实。有些研究鲁迅的,会声称自己用的就是鲁迅的办法。但多数文学研究者是驾校先学的开车,再去买车的。这就令他们的“先验性”必然存在顽固的局限,仿佛文本倒成了衣服,而他们学的那一套是裤子,衣服要细细密密地掖到裤子里去……估计很多研究者在初期阶段都是这种状态,抓起一副自己欣赏的文本,就急于在上面大练一番拳脚。越到后来,其理论模型会越发的开放,没有特别的原因,就在于长期的与对象文本的互动。学校里学的那点儿,很快会被正式进入研究生涯后接踵而来的难题掏空。但理论模型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很难改变,这是他最以忠诚的精神故乡,剩下的再多也是驿站。

研究者的知识树要继续挂什么的问题,以及他挥动斧子砍对象文本时一下一下剁在哪儿,就牵扯出第三点:个性切口。这其实是文学研究最体现研究者本人的地方。——如果把文学研究也看做一种创作,“对象文本”是铺在台灯下的稿纸,“理论模型”是他学会了写字,“个性切口”才是那“写”本身。

一个老师带出的博士生,如果又碰巧选择了研究同一文本,比如都用福柯的办法研究张爱玲,用萨特的办法研究王国维,他们交出的论文也可张三怒目、李四低眉的。文学再怎么说还是人学,没人的地方,以及人性不够丰富、表达能力不够发达的地方,都或者没有文学或者是文学的“千万年荒野”。——作者和研究者都是受文学浸润、为生活掬起得湿湿的、高高的。我有一个私人想象:好的文学,好的作者和研究者,都常住在阴有小雨的山顶上,他们绝受不了干燥、受不了平地。

这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是萨特研究波德莱尔。在《波德莱尔(1-7)》中,诸如:“在波德莱尔那里,行动呈现如下的节奏:在构想时赋予行动夸张的暴力,好像他必须做过头,才有力量实现自身;在付诸实施的初期猛然爆发——然后清醒突然回归: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背弃自己的行为,行为很快便分崩离析。”——是萨特和波德莱尔两种人格、两种先验性融洽得比较周到的,既体现了作为被研究者的波德莱尔,又有萨特本人在其中。但也有“个性切口”切得太大的地方,如:“此一对于我们的超越性和我们无从辩解的无目的性的直觉,应该同时显示人的自由。”再比如:“决定论是令人安心的:通过原因而获得认识的人可以通过原因来行动,而迄今为止道德家的全部努力都用来使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些装上去的零件,可以借助一些细小的手段来操纵。”——波德莱尔就成了萨特理论的小跟班,更像是萨特拿波德莱尔举个例子。如此,文本、理论、自我,三者就不融洽。但在天才那里,仍然好看。

这里也要提到文学研究者,甚至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即萨特在这一章节引出的:“人的恶习中……包含着他喜爱无限的证据(即便这只是恶习的无限扩张)……”(《人工天堂》——原注)文学研究肯定是喜爱无限的证据的,并疯狂地把这种“恶习”倒向一种接近失控的正义——是的,失控的正义。

最典型是做考据的研究者,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附录编》里的《戚蓼生与戚本》,《澹香楼诗词》(葛秀英)、《两浙輶轩录》、《戚蓼生考》、石印戚本的底本之传狄氏手,以及鲁迅是戚本印行后第一个重视并采用此本的《红楼梦》研究者,俞平伯《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中并未认识脂本的真价值,还把戚本拿来与程高本相比;并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对“程乙本”的直接无视相比胡适初撰《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时对该版本的推崇……通篇读去,遍看证据。可谓之“证据的泛滥”,且这绝不是周先生《红楼梦考证》里大唱“证据戏”最过瘾的一出。在这一路学问中,无限的对证据的喜爱必然敲开一扇隔绝了失控的正义的门。

有的网友揶揄我:你平时写文章的方法,无非“这个说”、“那个说”,以及“环境说”、“氛围说”,然后你就觉得“是”了。对此我亦深深抱憾。在文学研究,哪怕谈文学的随笔中,无法找到不在论据上死去,而单能于结论中活来的。提出此问题的网友说得对的一面在于:证据不是去置换真相的,而只能在于接近真相。放在文学这里尤其是。把证据看得太高,如晚期的李敖,以为证据可以置换真相,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证据和真相之间,永远有一种“无声的沉默”、“没有动机的运动”,是研究者穿不过去的。

我化用萨特在《波德莱尔》里的一个说法,而冠为此文标题:文学意识的命运。原意和这个相去甚远,在此只想揭示出起码的两点:一是刚刚提到的对“无限证据”的依赖,但凡有理论模型在,证据总或是知识树上飞下的落叶,或是浮在枝丫上岸然青葱的新生。再就是文章开始提到的,文学研究所必定带来的阅读障碍的加筑。我们今天读的一切原典,因为有周围强大的人盾在,读起来都比作者刚刚写出来——那一代读者所读到的厚实,也玄虚。

最后要谈为什么我觉得从前对文学研究者的看轻是错的。这就要提到:文学研究者是怎么来的?

文学研究者也是从读者中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三板斧”。但有这“三板斧”还不足以引起他们研究文学的兴趣。非得是拿到一个还没成为对象文本的文本,翻几页,整个人被雷劈了似的,停在某一段落——一脸焦黑,七窍冒烟,他才具备充分的研究此文本的动机。说得再白一点,就是对它倾其所有,直达基因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发了疯似的“爱”。研究者会在研究某作品之后,不仅更爱这个作品,还更爱他自己。有似于博尔赫斯《胡安·穆拉尼亚》里写的那个精神分裂的老太婆,灵魂上和他的暴徒丈夫赫然为一了。

我举个个人的例子,是《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的两段: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读这两段,我口中念叨的是:写得真他娘好!真他娘好!是那种旷野中,雷劈了之后正在烧的老树的感觉。只可惜我不具备第一个动机,即文学研究者的“三板斧”,所以只有一腔知识树以外、大海这边的独自狂欢了。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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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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