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哲学有无界限，无疑是困扰学者的一个课题，也是学者不愿意深究的话题，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的学者常常关注同一原始的文本、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思潮。《圣经》起着宗教与历史的双重作用，基督教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逐步与其历史意义合而为一。黑格尔《美学》洋洋四大本，本身就是其哲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更是文艺理论的名著，也是对西方美学的历史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上升为形而上的理论分析，形成哲学思想，以富有激情的独特生动的语言为载体，可以说是文史哲融合的典范。《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文学魅力更是经久不衰。保罗·利科的著作《时间与叙事》就是对历史、文学、哲学领域的综合讨论。历史必须上升为形而上的思想，不然就是一堆材料的整理归类。有一个很有名的论断：如果真相被拿走，那历史就只是一个无用的传说。人们在其历史过程中，从未停止以永无休止的一系列无限多重的主体性来建构自我。哲学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历史结晶。

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并无明确的区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六经。经为史提供了精神依据，史让经的精神获得了生命意义。人们的行为、态度和实践完全被思想占据了，思想与任何物理事件或进程一样都有历史。福柯主张用历史材料来分析哲学问题，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在每种历史哲学中，都包含着一种严格意义的历史学的要素，恰如在每种严格意义的历史学中，都内蕴着彻彻底底的历史哲学的诸要素。

黑格尔、马克思也曾试图论证历史的确能够依据各种各样的普遍性范畴来构思。现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人类精神的科学就是人类精神的历史学；历史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并规整哲学原则；历史的思想就是某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重构过去的思想；历史哲学以哲学反思为指归而不是以历史叙事为目标。

历史材料必须用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完成历史叙事，文学就是历史天然的因子。在十九世纪以前，历史书写被认为是一种文学类型。中国的许多历史著作甚至成为文学的经典，《左传》《史记》等莫不如是。叙事为历史学家对时间经验进行情节化提供了基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叙事也许是一种诗学行为，更类似于诗人所创造的纯粹想象性故事，甚至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应是一个作家。一九七八年，怀特出版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旗帜鲜明，十分具有挑战性。正像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历史学家的主题也随着时间而变化，处理这些主题的叙述技巧和叙事构思也在变化。社会史的范围包含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各个阶级与阶层之间的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家庭成员及家庭生活的角色，劳动休闲及娱乐状况，人们对待自然的文化态度，人们的宗教、文学、音乐、建筑、学术等文化—几乎与文学的表现对象相差无几。有故事性的历史更具吸引力去开创人所共享的精神世界，历史的材料只属于研究者，有故事的历史才是活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世界。小说家与历史学家都是要把他们叙述的画卷通过无处不在的想象展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学与历史相互补充、强化。文学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历史则解释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甚至历史学家也常常感慨：普通受众从历史小说与历史题材的戏剧中得到的历史知识不亚于专门的历史读物。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就著述层面而言是文学的一部分。历史不能回避它的文学性，因为它无法回避其自身。历史有着一种双重特性：它既分享着文学形式的世界，同时又是一种寻求获得历史真理的严格的智识实践。

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不是哲学吗？无韵之离骚不就是文学吗？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不是比历史学家更精辟吗？苏洵《六国论》论六国灭亡，不是比历史学阐述得更深刻吗？《三国演义》开篇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不是比《三国志》更精确地揭示出历史规律吗？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家残雪称最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的境界，最好的哲学要有文学的底蕴。马尔克斯说：“与其说马贡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当然对于作家而言，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才有价值。 《论语》、《孟子》、《庄子》、欧阳修、苏轼、朱熹、曹雪芹等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在文史哲中难解难分，学者从某一方面切入，其实很容易曲解。

海德格尔的门徒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是文学还是哲学？罗曼·罗兰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作家梭罗感慨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我甚至认为《瓦尔登湖》是用散文诗一样优美的语言写的哲学著作，而作者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身体力行者，通过自己的实验得出结论：“把自己的生活越是简单化，宇宙的法则越会删繁就简，孤独将不会孤独，贫穷将不会再贫穷，懦弱将不会再懦弱。”从曹操的“对酒当歌”，到李白的“朝如青丝暮成雪”和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直到曹雪芹《好了歌》对功名、金钱、爱情、亲情的彻悟，不都是诗歌写的哲学吗？朱自清的散文《女人》完全可以说是一篇论证深刻的哲学论文。文学史的规律证明，许多文体的解放实际上是由思想的解放促成的。卢梭的《忏悔录》，可以说是充满哲思的文学作品，更可以说是用文学语言写的哲学著作。鲁迅的《呐喊》《彷徨》充满深邃的哲学意蕴，比哲学家的论析更深入人心。泰戈尔的许多诗歌是以独特的表现手段来写的哲学著作，在探讨有限与无限、生与死、人与神、爱与恨等哲学问题上，甚至比哲学家来得精确：“大地的泪水，使大地的微笑永远如花吐蕊。”“黑夜就像一个黑孩子，诞生于白昼之母。”文学活动的真谛在于对人类生活的审美发现，对人类生活的整体审视，从这一意义上讲也就是进入了哲学的层面。神秘的要素不是在语言中，而是在思想中。更确切地说，如果它在语言中出现，那是因为它先已存在于思想。海德格尔说诗有两个邻居，一个是吟唱，一个是思想。文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探索宇宙人生比哲学家更投入。文学批评乃是一种文学的哲学。找不到精神的故乡，找不到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途径，文学家最后用结束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哲学拷问，在二十世纪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名字：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茨威格、普拉斯、叶赛宁、法捷耶夫、马雅科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毛、顾城、海子……

论证文史哲的无疆界，不是本文的出发点，更不是宗旨，目的是提醒研究者必须具备文史哲融通的思想与能力，才能不辜负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至于以偏概全甚至曲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哲学的深邃思维，很难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也难以真正理清文学与时代潮流的关系；没有历史意识的冷峻分析，很难阐释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批评家必须在史实上求助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而在观点上求助于哲学家的概念框架。当然批评家必须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它们发生联系。

手段的进步与革新极有可能形成思想的飞翔，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丰富功能使文史哲的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能，很容易诞生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很有可能被改写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文学历史哲学家。我们拭目以待，期待文学研究者捷足先登。

美好的愿望不可能一蹴而就，超越自我的研究范围，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更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透明的玻璃墙限制了思想的飞翔。仿佛一个人从硕士、博士开始就已经进入这个藩篱之内。即便是跨界成功、确有成就的学者，也常常遭到冷落与漠视。一方面表现了圈内学者的故步自封，安然自足；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打通文史哲的勇气与成就望而生畏。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钱锺书、范文澜、邓广铭等已经导夫先路，当代很多学者也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一定要肯定其价值与意义，切不可以一技之长攻其所短，更不能抓住一点所谓的细节失误，否定其披荆斩棘的艰难开拓。

文史哲融通的思想方法，能够真正地发现问题并多视角地解决问题，因为许多问题是跨界存在的—结果在此地，原因却在彼；问题在此，答案在彼。《庄子·齐物论》感慨：“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伟大的作家是多么渴望遇到自己真正的知音啊，而一遇知音真的需要等待万世吗？时代呼唤打通文史哲、融合东西方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