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作为思想者的作家——答《文汇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8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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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引言


“江”“罗江”“蛮子”“三月三”“马桥弓”“老表”……这些印刷在《马桥词典》的词汇,像建筑工地上的砖瓦,堆积起马桥的生活场景。一个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被解构在这部小说里,虚构中的马桥成了无数个现实存在的中国乡村的缩影。


1968年,韩少功初中毕业后来到汨罗当知青。这部小说是他知青岁月里“遭遇”的一个又一个故事的凝结。有生命力的文章,总是需要依靠一片土地来生存。如果有《韩少功词典》的话,“汨罗”这个词会赫然在列。


2000年,他再次回到汨罗,居住至今。他在这里写作、生活、思考。在汨罗,他发现老百姓是从不偏激的,对“极左”和“极右”的极端化思想最有免疫力;他们低学历,甚至是文盲,但依据一点戏曲、说书、唱夜歌的“三瓜两枣”,也能把国际政治之类的大事看个明白——有个老农说到外交上的斗而不破,说“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呢”。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写道: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无论是作为“知青作家”,还是作为“寻根文学”的提倡者和代表人物,韩少功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


跨越了一个世纪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整个社会对文学的接受和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韩少功在近期的访谈中提到:文学曾经是投枪和匕首,旗帜和号角,但是现在变成“文青”这种弱智和低能的状况。“文青”,在公众那里已变成了一个弱智的同义词,越来越具有贬义性质。我们可以抱怨公众,说他们就是想赚钱,发现小说、散文、诗歌帮不上忙,就扬长而去了。但我们也得反省自己,那就是我们文学是否提供了真正的价值,是否能成为读者的精神好友,我们的鸡汤化、八卦化、以及标签化的文学批评,思想含量是否严重不足?就像食品业既要讲营养又要讲口感,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文学是否口感不坏、但营养不够?大量文学泡沫是否不利于大家的精神健康?


韩少功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氛围——当他作为一个青年作者去北京参加文代会时,那里设了很多分会场,但美协、音协、剧协的分会场经常是人跑光了,都跑到作协的分会场来听会。“那时候的文学充满了思想的活力,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制高点,几乎领跑知识界的其它学科。”韩少功回忆。


“思想理论分两种,一种离文学较远,没有多少亲缘性的;另一种是离文学很近,亲缘性很强的,比如人的价值观问题、道德问题、情感问题、感觉问题、性格心理问题等。我们说作家们应该有思想,是指在这些方面作家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能弱智和低能,不能不靠谱。这在一些小说、散文、诗歌里,一嗅就可以辨出高下和正邪的。”韩少功说。

——《文汇报》记者陈佩珍


正文


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止于娱乐


《文汇报》:您在《萤火虫的故事》一文里提到了——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您现在怎么看待文学的作用?正如您在文章中提到的疑问: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


韩少功: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自我精神修复能力,但也许要承受一个相对沉闷、艰难的时期。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物质化的价值观全球流行,动摇了以“上帝”或“人民”为核心的价值支撑,削弱了对真善美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寒带地区生长不了热带植物。当主流性受众最关心钱的时候,文学不合时宜,也帮不上忙。这些受众只需要娱乐。而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止于娱乐,所谓“不平之鸣”,所谓“悲愤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等,早就划出了文学与娱乐的界线。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已有1/4的人需要精神治疗,抑郁病患者数量在本世纪一直快速增长,对人类的致残比例至2017年已超过癌症,估计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杀手。这种大面积的心理危机,大概也是文学娱乐化的一个同步现象。


《文汇报》:您是湖师大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今年5月份也被聘为湖南大学的教授,您在高校中授课的内容是什么?您觉得大学中文系应该注重教学生什么?


韩少功:湖师大是我的母校,湖大与之相邻,都在岳麓山下。我在那里给学生讲一讲小说与散文,讲技术分析,也讲综合性人文修养。我会尽量讲一些专职教师讲得少的东西,比如创作现场的感受,多少做一点补充。至于中文系该怎么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合适发言。但基本事实是,文学不等于文学知识,写作一靠生活感受积累,二靠反复实践,甚至“非关书也”,“非关理也”。这对于全世界各文学院系来说都是天生的短板。当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写作班,我在那里给他们泼冷水,老师还不高兴。但几十年下来,好像他们也没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作家。很可能,大学只能做大学的事,对于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准备,如此而已。


《文汇报》:您有次讲座中谈到,遇到过太多文字功底天赋很好的人,可是最终他们没有定力写成什么东西,最终成为新闻记者,机关写手等等。在您看来,写作的定力如何养成?


韩少功:这是一个大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大体上说,作家越往后写,越是拼人格、拼综合实力。懒惰的人走不远,虚伪的人走不远,投机取巧、急功好利的人走不远,冷漠、狂妄、缺乏同情心的人也走不远……当好记者等等恐怕也是如此。所谓人才,先成人,后成才。有才的人不会是少数,优秀的人才却不会是多数。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漫长时段的修为、修养、修炼才能克服。这里从来没有灵丹妙药。连讲大道理都有点多余。世界上真正的难题,通常都是大道理谁都懂——但很多人不一定愿意做、不一定做得了、并且会用各种借口自我开脱的问题。


《文汇报》:您最近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此前采访的张炜老师、叶兆言老师等,都强调了随着年龄渐长,写作有时候有些力不从心,您现在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韩少功:你说的这两位是高产能手,我是自愧弗如,过了花甲之年后更是心力不济。去年我只写了几篇随笔。今年有一长篇小说,还了一家出版社的旧账。


《文汇报》:您能透露一下新的长篇小说吗?和以往小说相比有什么新的突破?


韩少功:“剧透”不受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就自己去看吧。至于“突破”也很难说,一个人写到晚年,能大体上不失水准,就谢天谢地了。作者自己说的都不算数。


80年代的文学现象,都是一些可贵的探索


《文汇报》: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很多的文学流派,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您怎么看待80年代的文学界?


韩少功:80年代的那些文学现象,都是一些可贵的探索。即便有不少简单化、标签化、道德脸谱化的写作旧习,但打破禁区纠正积弊,功不可没,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助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当时的某些应急之作,也许艺术生命不够长久,但后人应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文汇报》:您在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创作出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等,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一文学口号?


韩少功:“文革”式的“横扫四旧”,与此前此后反复出现的“全盘西化”,虽然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却构成了左右联手,异曲同工。这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家常见的文化阵痛,文化焦虑,文化自宫。1985年文学界“寻根”的提出,无非是提倡重视、清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建立中国与西方健康的对话关系。这一话题也许提得早了些,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只有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的时候,类似讨论才不会情绪化。果然,1985年后的讨论大多是情绪化的,不怎么讲道理的,正如有批评家说,中国文化这条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这一句话就可以获得满堂喝彩。这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国学热”,当然形成了明显的气氛反差。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无非是中国多了些钱,多了些经济发展。如今,关于本土传统资源的讨论,已深入到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个领域,文学界倒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大说这事了。当然,我的看法从未改变,包括我也从不认为本土传统资源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神器——晚清比现在要“传统”要“国学”得多吧?晚清为什么混不下去了?这就是说,“寻根”并不是提倡复古和守旧,而是提倡创造性的自我再造。


《文汇报》:大众忽略了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翻译家”,1987年,为什么会选择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韩少功:当时读到昆德拉这本书,觉得比国内很多伤痕文学写得好,可成为中国同行的一个借鉴。出版却并不顺利,因为好几家出版社认为作者毫无名气。即便如此,中国读者还是早于东欧国家、包括捷克在内,更早读到这本他们的“禁书”,可见当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不算太低。这个译本是经英文转译。很多年后有许均先生经法文转译,书名也稍有不同。我与许均有过长篇对谈和见面。据他说,国内同译一本书的译者,经常是不能见面的,像我们这样能坐到一起吃饭的,几乎绝无仅有。我听了就笑,至于吗?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只要不存硬伤,应该容许不同的再创造空间。


《文汇报》:您为什么称“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翻译界一直就纯净水式的翻译还是有个人色彩的翻译有所争执。


韩少功:这不是我的话,是引克罗齐的话,reproduction。把一篇楚辞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也会因人而异,五花八门。汉语内部的翻译尚且如此,何况在异质性的中/外文之间进行翻译呢?这五花八门中,哪一种算是“纯净水式的”翻译?能避免或多或少的个人色彩?“再创造”,当然不意味跑野马、信口开河、指鹿为马,但以为译文可以等同于原文,则是对文学翻译的无知。眼下人工智能大体上可以搞定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等,但对复杂的文学翻译仍是望尘莫及,帮不上多少忙,就是这个道理。


思想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感觉打假


《文汇报》:您1968-1978都待在汨罗,现在也搬回去住。这片土地带给你的,除了创作出如《马桥词典》,更多的是什么(比如某种价值观、生活态度),并在之后的生活中如何影响您?


韩少功:我喜欢乡下的生活,这首先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不是写作的问题。乡下有优质的空气、水、农产品、山水风光,有“慢生活”的放松,有体力劳动和呼呼大睡的机会,有知识圈以外的底层生活丰富多彩,再加上眼下的光纤宽带入户……这么多加分项还不够吗?至于你说的对创作的影响,也许会有,或者说,肯定会有,但可能是潜移默化,很难一一考证。事实上,长期待在乡村的人不一定都能写作,写乡村也不一定都能写好,因此我不愿意在作品和经历之间做固定的因果链接。写作经常是可遇不可求。所谓“可遇”,是大把握不妨有。所谓“不可求”,是小刻意通常不可靠,顺其自然好了。


《文汇报》:在《天涯》2018年第1期上,您发表了《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对中国乡村和乡土进行了诸多思考,您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里的哪些文化需要被保护?“农村”和“乡村”两个词能划等号吗?


韩少功:“文化”这个概念太大,谈起来要特别小心。有些文化是随着技术和经济而变化的,比如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从农牧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无可阻挡。如果我们怀念油灯、草鞋、水车、油纸伞、吊脚木楼,那就得去博物馆——眼下很多乡村民俗游,其实就是这种博物馆的放大和活态表演,如此而已。另一种文化与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不大,地缘性很强,因此较为恒久,至今仍是人们活生生的日常态,根本用不着去“保护”。比如很多再富的国人也喜欢土菜、饮茶、汉服、棋牌、方言、昆曲或京剧,你拦都拦不住。这就是说,有些文化易变,有钱就能变,就必然变。有些文化则难变,与钱多钱少没关系,甚至能成为任何程度的现代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与守旧是有区别的。“保护”是建立若干静态或动态的博物馆,满足人们常有的怀旧情感。守旧则是让大面积民众永远住在博物馆里,都活在昨天,与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文汇报》:您曾经说,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暗示》里的思想性更强,您为什么一直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算是有思想的?


韩少功:很多作家从80年代以前的教条主义灾区中解放出来,反感思想和理论,强调“跟着感觉走”。这可能情有可原,但有一个深深的误解。教条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其实是假思想和假理论。事实上,感觉崇拜论的误区是,好思想与好感觉从来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有个人特别让我反感,却说不清理由——这就是感觉。当我能说出理由了,能说出一二三或ABC了——这就是思想。思想是能说清的感觉,感觉不过是说不清的思想,如同鸡是长出了毛的蛋,蛋是潜藏在壳里鸡,如此而已。当我们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时,其实也就是在强调文学的感觉化。只是这种感觉要区别于那种假兮兮的无病呻吟、搔首弄姿、做伪娘、贴胸毛、玻璃心。思想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感觉打假。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感觉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思想打假”。


文学有高下之分,随着时间的沉淀一见分晓


《文汇报》:在1996年《天涯》杂志改版,您担任了首任社长,当时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是什么?


韩少功:当时的文学杂志,大多数在市场经济中丢盔弃甲。小圈子勾兑利益的、自娱自东的、办垮了的,都不在少数。能死乞白赖追一追名人的稿,不分香臭的见名人就要,已算是很敬业的“好”编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团队想找回刊物之魂,就是说得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要往哪里去。“立心、立人、立国”是台面上的大话,具体的意思,是经过80年代的启蒙大潮后,我们以为“跟跑”“学舌”“移植”的阶段应大体结束,希望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多一些自己独立的探索,自己的声音。后来一系列有较大社会反响的稿件,对错与高下且不论,多少都有这种“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的文化意义。


《文汇报》:回过头来看,您如何看待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的争议?这算是您最满意的小说吗?


韩少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管对自己还是别人的作品,我的评价都只会是约数,是印象分,没法精算出一个“最”。我只能说,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在国内卖得特别持久、在国外也译本特别多的一本。这本书当初引起争议当然不是坏事。我有一个优点,就是听到别人批评时,我经常不吭声,哪怕你九条说得不靠谱,我也不会争。只要你有一条说得在理,我就会暗暗记在心上。这可能让自己以后避免一个类似的错误,有什么不好呢?不是很合算吗?至于当时个别批评者,不过是在有关“人文精神”的思想讨论中,因观点不同而积怨,找个书名相似的茬来泼脏水,吹黑哨,破了法律底线,就不好了。即便如此,我后来在给国内外提供有关书评资料时,还会把这一指责列上去,让读者自己判断。


《文汇报》:2013年的长篇小说《日夜书》,被称为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为什么在时隔多年后再次创作一部跟知青有关的题材小说?


韩少功:文学不是新闻,常常有一个滞后,比如需要一段足够的时间沉淀,才更能看清某些人和事。三十年对于我来说大概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对焦我的知青生活。


《文汇报》:今年是网络文学的20周年,您怎么看待网络文学的发展?您觉得它会取代传统文学吗?


韩少功:什么是“网络文学”?据我所知,很多上网的作品都印上了纸媒,很多纸媒的作品也上了网,是不是很难严格区分?“传统”的古体诗词不是也能上网?至于专供网络连载的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一部分,老实说,我对此没有发言权。据说动则几千万字,百万字的都只能叫“短篇”,老汉实在读不过来。我问过一些网络作家,他们说他们互相之间也极少看,因此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我只是相信,任何一种形式或载体的文学都有高下之分,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一见分晓。我们不必一见网络就以为是互联网+,就是文学的阿里巴巴,就是高科技和增长点。不管到什么时候,优秀文学作品永远都是少数,无论纸媒还是网络的文学都这样,我们不妨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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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汇报》2018年07月15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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