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7 次 更新时间:2013-11-03 17: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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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新民说文化沙龙·致青春  读书嘉宾:许纪霖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凤凰网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有梦想相伴,这才是好的人生和有期待的人生。那么,青春和梦有关系吗?今天大家都在谈“中国梦”,这个梦的真正意义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而且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什么是我们的青春梦想?有了梦想,它有可能实现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郭敬明

   什么叫大时代?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所谓大时代,就是一个不是死就是生的时代。我读大学的19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大时代,不仅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人的。1980年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没有梦想,而是自己、个人和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法撕裂。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小时代”。小时代意味着什么?郭敬明在接受新浪娱乐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白,他说:“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核心就是要成功,要白手起家,一路飞黄腾达,最后站在财富和地位的最高点。我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我是真正从四川一个小镇来的,什么关系也没有,长得也不是说惊人的帅,个子也小小的,我有什么呢?只有凭我的脑子,这是我唯一拥有的。所以我一路走到今天,会激励很多人。”

   读了这段话,我突然明白了郭敬明之所以这样红,这不仅仅是小女生的梦幻式的向往,而是代表了中国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成功。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

   郭敬明很自豪,如果他是官二代,他爸是李刚,或者他是宗庆后的女儿,那不新奇。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和能力站在了那个位置上。他可以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所以他对很多中国底层的年轻人,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我觉得郭敬明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还在底层挣扎、又有梦想、希望往上游动的那批年轻人的梦想。中国这个社会今天变得非常畸形。似乎只有往上走,成为人上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被别人看得起,最终被自己看得起。郭敬明毫不讳言,他就是一个小时代里面最成功的典范,虽然他也有虚幻的爱国观念,但是这些宣称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还是商业上的宣传?我不知道。

   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老虎代表着野心、欲望与恐惧。同样,在一个小时代里面,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郭敬明。问题只是他有多大,他在你内心当中,是处于主流还是处于边缘的位置?

    

   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

   我是文革之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大学生,俗称77级。现在回顾1980年代,我把那个年代称为“后理想主义”的年代,文革结束了,80年代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氛围还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还有革命的余韵,把改革也看作一场革命,甚至以革命的激情方式搞改革,有一种宗教般的热忱,一种像热恋一样的献身精神。革命和恋爱实际上是一回事,革命者永远是浪漫的,浪漫的人也最容易去革命。

   我将这些非常纯粹的革命精神称为青春的精神。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青春精神在毛泽东年代才出现,不,从晚清就开始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青年人的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三代是最美好的,最重视的长老的经验。但是到了晚清,世界发生了变化,三代的理想被摧毁掉了,取代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进化论。未来是美好的,年轻人代表着未来。所以从梁启超开始就热烈地歌颂青春。你看,晚清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他最后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梁任公开始,中国出现了一种精神,叫“少年中国”,后来五四有一个著名的团体,就叫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发扬光大的,就是青春的精神。

   今天五四被简单化约为爱国运动,其实五四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场青春运动。五四精神当中,除了民主与科学之外,还有一种青春精神,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发扬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自己的青春来改变社会,改造国家。五四的精神导师李大钊先生在五四之前就写过一篇文章《青春》,那个时候他还在日本留学。他如此写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五四的时候,毛泽东在湘江畔,也发出了如此豪言壮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青春精神后来延续到革命者那里,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与五四有一脉相承的精神,革命精神也是从青春精神中发展演化而来的。

   1980年代是一个“后革命”的年代,也把青春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延续下来,以理想主义的浪漫从事改革。然而,在现实之中,却遭受了很多挫折,理想幻灭了。从1987年初到1990年代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内心是很痛苦挣扎的:理想主义是我们的宿命,但是理想的实现又是那么的虚幻,究竟应该怎么办?在什么意义上来确证自己的理想?

   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读到了现在已经去世的北京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我与地坛》。《我与地坛》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这个经典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是精神性的,史铁生写出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创伤和受伤后重新寻找理想的心路历程。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确证我的生活意义?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人就没法确证自己。虽然北岛很早就说“我不信”,但是一个不信的人是很孤独的,而按照崔健的说法,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孤独的人不再与宏大的目标联系起来,就变得非常渺小。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将自己的人生与某种理想和意义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曾经所信仰的那些东西都幻灭了,看不到理想有成功的时候,那怎么办?史铁生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理想主义,我称之为“后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是目的论的,把理想建立在一个宏大的乌托邦目标之上,这种目的恰恰与过去的革命悲剧一样,过于实质化,为了实现理想,践踏路边的小草都在所不惜,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是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主义。

   实质性的理想主义到了1990年代初已经幻灭。在这片信仰的废墟上,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到来了。如何既克服传统理想主义的虚妄、又避免虚无主义呢?史铁生讲得非常好:“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伤,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获得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需要人生的一些阅历去感受它。

   史铁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后来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就像一头猛狮囚禁在牢笼里面。在最绝望的时刻,他每天独自驾着轮椅到地坛公园沉思默想: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有意义?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与死的问题。最后史铁生想明白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你最后实质性地获得了什么,真正的意义在这个理想的过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实现了理想,这不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生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看上去好像比较荒谬,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加缪写过我最喜欢的《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因为得罪了宙斯,被罚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顶,石头就会隆隆地滚下来,他的命运就是周而复始的,每天重复做着一件似乎没有结果的劳作。西西弗的人生是够荒谬、够悲惨的,但是他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的确很荒谬,但是只要他意识到这个荒谬,他就战胜了这个荒谬,他就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因为他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当中,而是他能够向这个荒谬的命运抗争。

   西西弗的精神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这个意思。孔子也很悲惨。他当年周游列国,去传播儒家之道,但没有君主把他当回事,但是孔夫子还是坚韧地实践他的理想,激励他与后来无数代士大夫的,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精神与西西弗的精神是相通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过客》,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散文,他笔下的那个过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坟地,人家都劝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着你,但过客依然要往前行。

   这就是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在史铁生、西西弗、孔夫子和鲁迅身上,有这样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成为反抗虚无的英雄。到了1980年代后期,能够支撑我与一批80年代的过来人,大概就是这种“后理想主义”。我们受到的挫折实在太多,如果是过去那样的在乎结果的实质论理想主义,大概是支撑不下去的。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正是这种带有虚无感和荒谬感的“后理想主义”,我不在乎是否成功,而是自我价值、自我意义的确认,不管结果如何,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过了,奋斗过了,就乐在其中,为信念而活着,为享受过程而活着,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如此而已。

   我之所以交代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让你们知道1980年代不全是玫瑰色,全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也是从废墟里面爬过来的,有过激烈的天人交战。

    

   工具理性成就不了大才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社会,正式告别了“革命年代”。整个社会开始市场化、世俗化,这是中国从晚清到1990年代之前所没有过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民众搞启蒙,到了1990年代,上海一个学者如此忏悔说:原来我们以为老百姓需要我们启蒙,搞了半天原来老百姓比我们更懂生活,谁启蒙谁呀?我们这些读书人才是最不懂生活的,最迂腐的!从此他就开始拥抱世俗,把国家的富强、百姓的物质满足作为评价现实的最高尺度。应该说,像他这样到1990年代发生大转向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个别的。

   社会发生了大变化,理想主义变成非常可笑的东西,社会上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叫做工具理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无论欧洲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家,古老的文明都是价值理性,只要目的是合理的,那么你的行动就是合理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理性。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可世俗化社会之后,另一种理性占了上风,那就是世俗化社会的工具理性。

   在世俗社会里面,上帝死了,统一的价值也死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神,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不再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韦伯指出,现代人就采取了一个新的理性标准,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说许多人要当公务员,但他不会去考虑当公务员有什么意义,是否适合自己,他考虑的只是为了考公务员,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人的一生就变成设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具体人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努力步骤。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这样的工具理性人生,同样从社会影响到大学。工具理性不仅在社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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