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现代化不是单数的,而是多元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13-09-17 14: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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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 (进入专栏)  

  

  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提倡道德主体坎陷而生发出民主与科学。那时,西方强邻压境之下,不少人认为必须反传统,才能彰显自己改变的决心。在这样的风气中,牟先生维护住了传统,讲出了新意。

  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说明,不是全盘反传统就可以的。问题也不在于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的问题,也不是从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民主与科学的问题。问题在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如何仍然洋溢自己的智慧,面对人类历史之大化流行,参与进去,与西方文明有更多对谈、沟通,起相互调节的作用。

  现代化不再是单数的,而是多元的。不同时空,有不同性质的现代化。我最近常讲“全球的在地化”(Glocalization),到我们的年代,有机会重估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和形态。

  

  1992年的观感:重新理解传统

  

  1992年中秋,也是今天这样的时节,我到大陆观察,有很多感想。当时的想法放在今天依然大致有效,不妨基本照录于下:

  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转机,但这样的转机同时带着危机。危机缘此转机而显,但并不是源于此转机;危机乃根源于以前的一体化结构。

  旧有的一体化结构、新生的一体化结构,在近百年来的变革中,以一种既斗争又对立,却没办法扬弃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综体。这个奇特的综体,表层是意识形态,底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表层的意识形态经由一种外力的禁锢,而使得底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以一种被僵固为一个封闭整体的方式显现。

  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失去了原来的“阳刚性”,而异变成一种“阴烈性”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更强烈地禁锢了整个中国族群原先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意义因之无法释放出来进入到整个族群的生活世界中。

  阳刚者,生之气也。阴烈者,杀之气也。一种杀伐之气的道德理想主义成为四十余年来的主调。

  改革开放之为转机,在于它可能瓦解了原先那种奇诡的“一体化结构”,而进入到另一个新的可能性中。但是,改革开放之为改革开放,背后仍然有这一体化的结构,背后仍有那种带有阴烈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呼口号式的,搞运动式的,动不动就要“奋战”,动不动就要“拼命”,这样的改革开放固然有其道德理想;但更值得说的是这样的道德理想不是阳刚的。或许经济成长了,但人性的异化扭曲并未彻底改变过来;这乃是整个中国族群最大的危机所在。

  须知: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并不是由于改革开放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将原来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状况凸显出来。在一体化结构中,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益形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先那种教条主义及阴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一体化结构中,却也形成一个极诡异的调节机制。那时,大家勒紧裤带,控制物欲,一切听指示,遥望伟大的道德理想,甚至以为“满街是圣人”,尧舜之治再现。知识分子在丧失个体性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整体中,以为获得了飞跃的进步与无上的自由。谁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好梦方酣,风雨骤作,十年浩劫,梦可已醒乎?我恐东南方的熏风,吹送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曲,却又是另一场梦,充满着危机的梦。现在,人性的异化并没有因之即复原,倒是作为其对立面的要求,感性而身躯化的自我苏醒过来,这时原来那种调节机制逐渐瓦解了,好的来说,乌托邦的迷梦可以醒了;但冲出去的是一切向“钱”看,一切求“物欲”,它像脱缰的野马,奔腾狂啸,我恐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未来不久的“新富”与“新贫”,两极化的对立,斗争将伊于胡底?这样的两个对立面之厮杀,将如钟摆般,嘀嗒嘀嗒,漫漫长夜,何以天明?

  中国啊!在危机中,也在转机中。

  玄奥的教条主义已渐褪去,且让它继续归返自身吧!回到马克思那颗人道主义的心灵,避开乌托邦式的狂热,审慎展开社会的批判,一种学问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让它在中国大陆重新升起吧!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让阴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由整体的禁锢封闭转为个体的冲决网罗,这样的溃决是必要的。忍受溃决,面对溃决,让中国族群重新找寻其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让他们回到传统文化的母胎记忆中,绽放新的理解与诠释,展开新的批判与重建。让风雨吹袭,让烈阳曝晒,让新的中国文化土壤因之而诞生。新的、有活力的调节机制在这代人的努力下,三十年后,中国当享太平。

  此时,人始如其为人,物始如其为物,一切还其天地自然。

  

  好制度与德性相互影响

  

  1992年说的“三十年后”,如今忽忽已过21年。巨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但当初期待的“回到传统文化的母胎记忆中,绽放新的理解与诠释,展开新的批判与重建”,仍是有待我们共同努力的事情。

  中国在价值上的主体性何在?随着经济变迁、政治开放,中华民族显然在全球占据了一个重要角色,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以前在一个文化的霸权底下,憋屈地思考自己,现在有机会重新定位。

  当然,我们的生活世界、现实文化状况,还有很多糟糕处。但前人的经典智慧,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可以诠释、开发,让其参与到生活世界来。

  比如,言忠信,行笃敬,如何在现代陌生人社会、公民社会里实现?不止要讲君子之道,首先要讲公民之道。在尽义务、争权利的过程里,使社会的忠信实现出来。

  台湾有发票对号领奖的制度。特等奖有台币几百万,买份报纸十块钱,发票可能为你带来两百万。我从不兑奖,没财运。以前把发票拿回去,让小孩兑。现在很多人直接给公益基金的捐款箱,他们去兑。这样,在这个兑奖的现代制度里,拿发票就不是全为了发意外之财,忠信就可以保住。

  “人之初,性本善”,“性”有“创生义”、“自然义”,孟子强调道德创生义,荀子强调自然生成义。各有胜场。我以为荀子讲得对,要讲“以心治性”、“化性起伪”,明末王船山强调“习与性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人的自我保存需要获取资源,但如果失去了分寸,就形成了贪欲,所以必须节制。礼义之教,在现代社会,需要公民意识才能做好。

  有好的制度,整个心境不需要大修养,就会很坦白。不会有什么“存天理,去人欲”的挣扎。天地有道,人间有德,建立良好的制度,才能保证人的忠信。

  我就主张小事要管,而且要管彻底。念大学时,买火车票回去过年,拥挤,恐怖,现在很好了,一是供需平衡,一是教养提高。台湾的捷运轻轨,即使上下班非常拥挤时,大家还是靠右边,把左边让出来,让给要赶路的人。有谁没意识到的,马上会有人提醒。

  台湾很多管这种小事的人,但也只有十分之一。士,许慎《说文解字》说“十一为士”,士,就是十分之一嘛。果真差不多如此。你不做,可能就没人做。做了,就会良性发展,台湾进步非常快。

  以前在熟人社会的血缘亲情的大脉络里,有整体的感通和认同感,很多伦常、仁义道德都关联在那里。陌生人社会里,要造就公民意识、公民社会。

  

  强调汉语语感,并不是守旧

  

  这些事都很小,但整个传统文化需要这种转化。传统经典里,有多少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王道的思想,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思想?

  在新时代,学者们可以从对经典的理解诠释开始。对儒、道、佛要有深度理解。对四书五经、老、庄、心经、金刚经等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在现代的氛围里重新诠释。

  不要带着西方的理论去看他,这也并不是要摈除西方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人要进到经典的生活世界,去理解它、诠释它、参赞它。深入理解后,古典的汉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要勾连起来。要唤起汉语本身的语感。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已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太深了。譬如,说到道德,你会想到道生之,德蓄之;据于道,成于德,还是只想到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就想到“moral”这个字,或者是康德或亚里士多德讲的道德?再比如说到“知识”,是“识为了别,知为定止”吗?还是只想起Knowledge?“明白”是什么意思?“知常曰明,虚室生白”。这可不只是英文的“understanding”而已。

  如果没能唤起汉语的语感,我们就丧失太多东西了!一百多年来,因为我们丧失了太多汉语的语感,没办法雅致,也没办法深入。作为一种伟大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只能在西方的框架下,做一个代工,甚至只是代工上的螺丝钉而已。

  中国哲学,当然要进到全球哲学的环境下,互动融通。更多理解我们的经典,跟整个生活世界融通在一起,跟现代语境联系在一起,并联系到学术上,自铸新词,跟全球文明一起发展。

  老一辈人是意识到的。我们这代学人分两种:一种是封闭,用传统的语言重讲传统的学术。讲道家,就是自然无为,完了。何谓自然,何为无为,不讲了。另一种,是通过西方某一家、某一派来解释传统,结果把传统框住了。可能也出了成绩,但有时会截脚去手,很可惜。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回到汉语语境。所以,用汉语说起哲学,比Philosophy要更多。用汉语说起宗教,可能比Religion某些方面更宽广。这就会使西方的Philosophy、Religion有变化,不再只有原先那种理解。

  比如Ontology(本体论),佛教是谈空无的问题,西方人原来只理解为Nothing(无),但现在佛教谈strugglefornon-being(性空),这无形中使Philosophy变宽了。这也就有了所谓“BuddhistOntology”,ontology这词也就放宽了。

  所以,不必再问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只是它不再同于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它更宽了。

  我强调汉语语感,并不是守旧。有人认为,做中国哲学是不能传译的,别去接触外国哲学,我觉得这也毫无道理。

  现在的学术格局,有个Power的问题,跟穿衣服一样。我不那么服从西方的权力。我们现在基本是屈服于西方的话语和知识权力底下。

  洋人来中国谈先秦学术,用英文讲先秦思想世界。我第一个感觉是,我们的莎士比亚专家(前人如梁实秋),什么时候到伦敦去用中文讲莎士比亚,英国人觉得很不错,我就觉得语言平等了。当然,安乐哲教授的硕士在台大念的,他来做中国传统的讲座,是用中文讲,这很可贵。

  其实,中文也是国际语言啊。洋人其实也很希望你讲中文。台湾有个很糟糕的制度,大学教师,如果教中国哲学史,3个学分,用英文教,就是4.5个学分,貌似鼓励你国际化,这是非常可笑的。有的国际学生来台湾,是想学中文,结果三年后,一句中文也不会讲。这对他们也不好。在台湾,这种出主入奴的心态,也很严重。我自己做中国哲学,觉得需要做这种努力。

  

  中西文明还要深度融合

  

  中国文化,儒道是同源互补,佛教进入中国后,跟儒道联在一块,到宋已经很融通,到明中叶,已经到了同源融通的地步。

  本体论有不同,佛教以前讲“缘起性空”,儒道讲“生生不息”。但是,从修养工夫论在人间实际展开上,佛法做了很大调整,从“出离世间”,到“不离世间觉”。大乘佛教把儒道两家也容纳进去了。从个体解脱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彼岸的净土”到“此岸的净土”到“人间佛教”。大陆现在也很讲人间佛教。

  我们的传统,很讲人间。荀子就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最后一个我转化为:圣贤者,文化教养之本也。自然的生命,血缘的生命,文化教养的生命,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不能对不起天地父母,对不起先贤老师,这非常的柔软,不能光讲发展是硬道理。道理其实是很柔软的,是人文软实力、心灵的软实力问题。

  现在很多人谈国学热、孔子热。问题是如何热?当然要生根。我有一些具体建议。

  比如,就中国古代传统来说,生活世界要跟天地自然、跟整个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像冬至那天,领导别去地方考察,在家里吃汤圆,省察自己。因为那天日照最短,阳气开始生长,一阳在上,五阴在下,复卦,跟最高的道联系在一起。这是在重新唤醒内心。我们民族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泥土里长出来,有本有源,是重视存在本身的,不是捕风捉影的,用符号去记录声音,去控制意义的。图像文字,意义是生长出来的,要用意象去体会那种意蕴。

  我们是一种“筷子”的思考方式,通过主体用中介者去联系客体,达到一个整体,达到均衡跟和谐,彼此交融。我们是一个王道文化。西方是“叉子”的思考方式,主体通过中介侵入客体,控制客体,以主摄客。

  当然,中国现在有十三亿多人口。明朝末年不到一亿,清朝中叶乾隆晚期到四亿人口,传统那套父权高压、君主专制、男性中心的传统儒教信仰,已经没办法承受那种规模。出现问题,才会有戴震反对“以礼杀人”的呼声。用什么样的思想,跟人口的多寡有关系。美国的人口那么少,用掉的资源却接近全球50%。我们当然不能用美国的方式,而必须走出新路。

  要重视原来的王道思想,在追求宪政治理的过程中,让佛、儒、道的思想都能被吸收,恰当运用,我们有这个机缘。

  重回传统,重视传统的价值,是树立起一个主体,不再以主摄客、主客对立,而是主体对客体有清楚的把握,而又上通到天。这需要“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既要“物物一太极”,又要“同体一太极”,在制度上能将天人和谐的理念体现出来。

  人类几个大的文明里,中国文明最重视“天命”的概念。说到底,是一种承担的传统,但不是排他的,不是一神论的传统,是“教出多门,道通为一”。修其德,远人来之。大家一起来,共存共荣。

  中华民族是到了一个新的年代,要有一个升级版的文明。

  

  (林安梧,台湾大学首位哲学博士,元亨书院创办人、博士生导师。现任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宗教与哲学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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