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8月，由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首发、署名王小石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在中俄舆论中引发热议。半官方媒体俄罗斯之声在很短时间内就予以回应，8月15日，俄罗斯主要财经报纸Vedomosti也发表题为《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文章认为新华网文章“为了完全论证民主和私有化的恐怖情景，使用过时的、颠倒是非的和被歪曲了的资料。"

诚如FT中文网《媒体札记》专栏中所言，上述文章的发布有着中国当下舆论论争的独特背景。但新华网文章引发的争议也与中国公众对苏俄变革的历史认识有关。为此，FT中文网刊发俄罗斯作者文章，希望为读者提供另外一个理解该问题的视角。

“八月的夏夜，

我沿着莫斯科河，

一直走到高尔基公园，

听变革之风”

——蝎子乐队《变革之风》

如今，莫斯科市中心地区高尔基公园的转变成为时代变迁的一个标志。直到两年前，我们要花60卢布门票才能进入高尔基公园，园内是通过垄断经营的一些管理不善的快餐店和娱乐设施，提供昂贵却劣质的服务。而现在，公园免门票供游人自由出入，有各种庆祝活动，如讲座、瑜伽、拉丁舞课，滑轮和溜冰场，配套服务齐全：有户外带枕头的沙发、无数的躺椅，许多咖啡馆和餐厅，无处不在的免费无线网络……消费价格也都很合理，并不比莫斯科市中心其他地方贵。

对于莫斯科政府来说，决定垄断高尔基公园的商业或者开放高尔基公园让商业自由发展，确是一个观念问题。人们常说，观念难以转变，但慢慢地，确实发生了变化。

俄罗斯的新价值

其实早在1985年俄罗斯就开始了变革，而终于在变革持续近三十年后，出现了像高尔基公园这样的观念转变。

具体而言，俄罗斯的变革主要带来了三个概念性的变化。

第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言论自由。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带来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当局和无所畏惧的公开讨论。此外，公开性以后，各种信息开始爆炸性增长。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在苏联时期信息是多么的匮乏，连书都很少。俄罗斯博主rutra1997曾回忆道：“我的童年在苏联时期，那时候书非常少……（要看很多书）需要去图书馆借阅。但图书馆离我家很远，没法经常去。……（挑书）是让人心碎的过程。借回来的书一般几天就全看完了，就在家里翻来覆去反复看几遍，直到能有时间再去图书馆。”

第二，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参与。表达自由意见后的下一步，就是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叶利钦推行“民主化”授予政治参与的自由。直接选举不仅包括总统也包括杜马议员，以及大量其他政府官员（具体竞选职位发生过反复变化）。虽然对于“非局内人”来说，参与竞选始终是一个挑战，但现在俄罗斯网络反腐斗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参与莫斯科市长竞选的经历不由让人想起比尔•克林顿在《我的生活》中描述的他第一次无望但激励人心的国会竞选。

第三，普京时期的法治。随着缺乏管制的自由明显导致暴力横行和丛林法则，普京推行“法治”力图将行使自由纳入法律的框架内。前英国驻俄大使安东尼•布伦顿（Anthony Brenton）2010年对俄罗斯法治发展曾评价道：“普京总统带来了广泛的机构改革……陪审团在全俄罗斯扩大适用，司法行业地位提升，收入也提高了，司法系统的资源显着扩大，并削减了检察官在刑事和民事审判的作用。这些改革（和原制度）建立了真正的区别，使俄罗斯制度能在没有重大政治影响下有效和公平地处理商事案件。……司法腐败仍是个问题，但律师和当事人信心在增加，如有需要几经上诉后，通常可以得到公平的结果。”

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和法治是俄罗斯变革所希望带来的。尽管从政治来看，结果和希望很难说是完全一致的。但可以说，经过三十年有意识的推广，这三个概念已经从抽象性的舶来词变成了俄罗斯社会的内在价值。

俄罗斯变革的批判

当然，俄罗斯变革并非一帆风顺，整个过程也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和批判。在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对“自由”有争议的、批判变革的声音。

第一种批判的声音针对“自由”带来的负作用，来自那些认为他们的安全保障被改革带来的自由所损害的人们。

这些创伤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俄罗斯随处可见自由所带来的混乱无序、黑手党和政府腐败，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一些人认为苏联更好，因为苏联在诸多方面更有安全生活保障，不论是较低的犯罪率，还是免费医疗服务。

变革所带来的更多发展机会并非让所有人受益，比如经营商业、得到更好的教育等需要获取有用的信息和转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这的确给一部分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无法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发展。持该观点者更关注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俄罗斯在世界GDP中的份额缩减了。

这个角度确实可以作为批评俄罗斯政府从而促进其未来发展的积极因素——批评刺激政府做更多努力。随便提一下，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先生四次参加总统竞选均未当选（每次他都是第二），说明他还是不太可能在全国取得政权。

第二种批评的声音针对普京对“自由”的限制，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少得多，这些人认为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但普京总统时期回到了独裁统治。

持该观点者也很可能认为苏联优于现在的俄罗斯，他们认为虽然苏联缺乏自由，但有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而现在的俄罗斯是缺乏自由和邪恶寡头的结合体。

这些群体忽视了普京的法治化事实上并未否定自由的价值，而是意图通过法律作为限制行使自由的框架。正如约翰•洛克所说的“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法律缺席的地方，自由信奉的是看谁拳头硬的丛林法则。

有一位支持该观点的朋友的言论让我非常震惊：“我觉得90年代更好，因为你可以通过黑手党简单地就可以搞定生意，现在的法院冷酷无情没法这么做。”我谨慎地将这一言论作为俄罗斯司法腐败指数降低的依据……

当然，普京的法治化不能说完美无缺，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比如令人难以信服的“合法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

我很尊敬那些年轻时生活在苏联时代的人们，毕竟那里留下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感怀往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可以体会，毫无预料地遭遇上世纪90年代那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要在各种不断起伏的变革中艰难地调整自己去再次适应已经变化的社会绝非易事。享受变革成果的新一代人，不应该将这些做出牺牲的一代人视为“失败者”。然而，新的价值建立了，新的观念也转变了，比起回顾往事，或许我们更应往前看。

（注：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本文由张雄飞翻译为中文。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