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跃勤:论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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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勤  

摘 要 一个后发国家追赶乃至超越先发大国强国的崛起过程,从来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纵观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国崛起不乏成功案例,但失败概率更高。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但理论准备对崛起战略与政策指导不足无疑是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国家间的竞合更为复杂诡异的当代,后发新兴国家对先发大国强国的赶超面临更多变数和困惑。因而,需要更好地探索崛起科学规律,以有效应对各种崛起中的风险与挑战。本文在回顾理论准备对于大国崛起的国际历史经验基础上,分析理论准备对于新兴大国的赶超意义,探讨强化理论准备、促进成功崛起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 理论准备; 新兴大国; 大国崛起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兴大国崛起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

赶超与崛起是后发国家主动谋求加速发展,改善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愿景与自觉行为,也是自有国家以来全球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歇并永不会终止的一种竞争发展态势。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指出,古希腊繁华都市的衰亡和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长。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一些大国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依靠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动国际实力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后发国家的赶超和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复杂而艰难的发展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对象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大国崛起既包含诸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内嵌一些需要深化研究探索的、与特定时代的后发经济体特殊性相关的特殊规律性问题,如怎样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培育持久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如何处理内部发展与外部协调和平衡的关系等,都是发展理论一直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作为赶超国家梦寐以求的宏伟大业,崛起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和正确行动需要有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这是由多因素决定的。

1. 大国崛起规律有待深入研究

正如建筑一栋高楼大厦首先需要设计蓝图一样,建设一座美好城市同样需要前瞻性规划。没有合理的规划,后发国家的崛起是个艰难复杂的大系统工程,需要充足的物质准备、技术准备、人才准备、文化准备等,但这些准备的基础是思想、战略、制度和政策支持,而后者又都离不开理论准备、理论创新。其中,理论是指人们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对自然、社会现象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理论准备是指对事物现象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合符逻辑的结论的过程,它包括理念(思想)提出( 创意) 、系统论证、取得共识( 指导思想)、构建机制、形成战略指导等等环节和层面,理论准备实质上是运用理论原理来探索重大事件与实践运动的动因、趋势和规律,为实际行动提供战略决策指导,是克服前所未有的新兴大国崛起中的诸多老问题、新难题,减少曲折和走弯路的关键因素。正确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撑可视为国家发展方针、战略规划、政策选择、制度创新和路径选择等长链条、多环节中的先导(见图 1 所示) 。

较大发展中经济体在赶超先发经济体并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摸索崛起之路时迫切需要理论自觉、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使其崛起战略规划、政策制订和路径选择从一开始就置于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少走弯路。因为,这些后发大国要赶超先发大国,面临着诸多的艰难险阻,缺乏理论支持下的宏伟战略规划以及合理路径方法是不可能克服各种困境走向成功崛起的。为此,需要在总结以往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通过相关理论探讨和理论准备,提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各个发展战略与创新政策基础、制造舆论支持和增强社会共识等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经过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而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说,理论思维、理论准备是不断发展创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放眼未来,不专心思考,其理论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保罗•蒙哥马利和伦敦大学伊万•梅奥—威尔逊等的研究也显示,整确而完整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给政府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所需要的依据和指南,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遭遇困境时期,政策制定者们更加重视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其可操作性。

2. 外部环境变化使新兴大国崛起需要理论思维创新

首先,新兴大国不可再复制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与路径。二战之前,国家发展复制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德国和日本等在谋求崛起过程中均诉诸过武力,依靠战争掠夺弱小国家的领土、人口、资源来实现财富积累、实力扩张和大国优势。进入

21世纪,人类文明水平空前提高,国家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和国家关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的发展关系已然建立在新的和平共赢的新轨道之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无法再采取战争模式来获取,而需要在和平环境下展开更高质量和智慧的竞争,谋求互利共赢的正和竞争,而非有你无我的零和竞争,因而,这种崛起难度更大、效率较低、时间更长。

其次,资源环境与市场竞争更加紧张、激烈。以往的崛起案例往往是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实现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俄、日本等均是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其发达致富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条件也相对较小。而且,21世纪前,特别是 20世纪前,世界人口、资源环境明显不同于当代,大量无人认领的领土、岛屿等可供探索、发现,无偿占有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而近一个世纪的快速工业化使得全球资源大量开发和消耗,闲置资源日益枯竭。尤其是在世界人口爆炸、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口加入工业化与城市化洪流后,资源与环境压力急剧加大。在当前这波新兴国家崛起潮中,仅金砖国家就有近30 亿人,人均GNI 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 /2 ( 2012) ,美国的约 1/10( 而英国赶超法国、美国赶超英国时人均收入水平均达被赶超对象的70% 左右),而且,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占全球一半,这样庞大的人群要快速致富,其所需要达到的增长率和持久度是前所未有的,必然对外部资源供给、市场分配和利益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再次,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不引起先发富裕经济体的反感和抵制,再造新兴大国与发达大国的关系需要深化理论研究。与日本、四小龙等一批较小的经济体可以主要依靠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出口导向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日本、韩国等甚至直接在美国扶持下依靠韩战和越战发战争横财之后迅速快速致富崛起的途径不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因为大国抱负、价值取向、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及体量规模等决定了不可能再依附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相反,是竭力谋求与其在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后发国家还渴望改变旧有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提升自身话语权,这就必然会对美欧二战以来拥有和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话语权以及国际经济规范制订与治理权造成威胁,因而,其崛起必然得不到日韩崛起所获得的支持,反而难免被发达经济体抵制和围堵,尤其是在当今美欧经济低迷和危机深重语境下,发达经济体为了维护自身既得权益,必然与后发经济体展开激烈竞争,甚至有可能不择手段地阻击后者的“扩张”和“赶超”。因此,新形势下新兴大国如何自证崛起“合法性”并构建平等、合理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正如袁鹏(2013)指出,目前,国际社会有关大国关系的理论框架依然由西方现实主义主导,这种理论认定崛起国必然通过非和平手段挑战既存霸权,而霸权国也必定以暴制暴,从而陷入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而学术界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观点重复,或就事论事,尚未超越领导人、倡导者的认识水平。因此,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理论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可见,金砖国家等大新兴经济体集群式崛起是一个在外部环境很不乐观的新的时代环境下的重大实践问题,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处理好与先发大国的关系,需要给予全新的理论解释。

3. 新兴大国间的复杂竞合情势需要认真研究

后发大国崛起过程中不仅与先发经济体存在着竞争和矛盾,还与同类赶超国家间存在合作与竞争关系,如何合理约束和避免恶性竞争,扩大合作,互利共赢,是新兴经济体群体需要慎重、妥善处理的重要课题。迄今,赶超中的新兴经济群体意识到求同存异、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在竞争中求合作还是不长的历史,合作机制尚未构建完备,合作机制建设理论尚未形成,因而,合作成效尚不够突出,不利于消除不合理竞争,形成合作共赢、借力发展的良好氛围。由于金砖国家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还未展开,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共识尚不明确,规划和操作细节等也未商妥,阻碍着金砖国家自贸区建设谈判的启动。同样,2012年 3月新德里金砖峰会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倡议,但一年后的德班金砖峰会尚未取得明显进展,原因之一是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机构建设中诸如出资股份、总部所在地、行长人选、投资方向等等一些敏感问题,尚未充分研究出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案,这也说明金砖国家有关专业研究的不足或者进展不够快,影响到竞争整体合作的快速推进。此外,崛起中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处理好与先发主导大国的关系,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行动?

面临艰难决策。在强手面前,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何协调立场,一致对外,谋求共赢,还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支持。如金砖国家一直呼吁改革欧美国家担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世袭制,但相互间如何推出共同候选人以及如何合力竞选等却又缺乏共识,也没有促成共识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保障机制。因而,新兴经济体被各个击破,旧的国际治理秩序依旧。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新的合理国际秩序的构建,使新兴大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规则的发言权和权益得到合理反映和维护,需要新兴大国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互利多赢的国际合作倡议并构建有效合作保障机制。新兴国家如何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迫切需要协同研究思路对策。

4. 新兴大国崛起理论急需加强理论研究

迄今,有关大国,特别是当今的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研究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出版的《大国的兴衰》被认为是研究大国崛起的代表性论著。但该书主要考察了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5 个世纪的 9 个大国崛起案例,没有考察也无法回答 20世纪末期以来新形势下新兴大国的竞合并存的群体赶超规律性问题。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对于自身在新时期的崛起环境、特质、规律、战略等缺乏相应的基础研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不可忽视的是,相关研究主导权仍被西方学界垄断,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西方学术界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没有足够的关注和合理的理论建议。诚如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人文科学教授彼得•维尔(Peter Vale)2013 年 3 月 14日在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所言,目前整个全球体系研究被欧洲体系占据着,一切其他国家都被视为是外围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被严重忽略,并且由于以英语作为研究语言也使相关研究受到了限制。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没有将对美国和欧洲以外国家的研究视为全球体系研究中独立的一部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发展始终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知识圈子内,其研究视野也限于欧洲和美国。这与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及其发展问题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要求不相适应。过去的观念和研究习惯等理应随之而变。目前,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金砖国家不仅相关研究机构缺乏,研究人才短缺,而且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的应用更是乏善可陈。作为转型中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继续推进经济改革与转型急需同时深化政治改革,但改革知易行难。公方彬(2012) 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

可见,新兴大国崛起面临的多种现实难题尚无现成答案,依靠发达国家学术界来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创建崛起成功学恐怕并不现实,迫切需要强化自身理论创新和理论自觉。

二、理论准备助推大国崛起: 成功案例的历史考察

一般而言,大国崛起是物质准备与理论准备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准备、理论创新是可与物质准备相提并论的两轮之一,是战略创新、制度创新、发展创新的基础和指引。世界发展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崛起既与一定的物质准备分不开,也与正确而充分的理论准备密切相关。

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既与当时英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准备有关,也与亚当斯密等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武装不无关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发育成熟往往离不开相应的新学说的引导、宣传和支持,指导人们认识、理解和支持新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范式。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的理论条件是,工业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经济学摧毁了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体系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束缚,奠定了适应工业革命发展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基础。事实上,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国国内外市场蓬勃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业资本逐渐取代商业资本而占据优势地位,但此前一直作为英国经济政策理论基础的重商主义因片面追求海外贸易货币财富积累而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限制生产,反对单纯追求贸易利益,抵制重商主义。代表工业中产阶级思想的新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应运而生。亚当•斯密学说认为,国民财富是工农业生产的商品的总和,国民财富来源于国民劳动创造,一国从外贸中获得的主要利益不是输入金银,而是输出本国剩余物品和从国外进口本国所需的物品。因此,重商主义者倡导的限入和奖出妨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争可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的和谐一致。自由竞争理论为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物质生产和消除重商主义的压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成为英国在西欧列强中率先崛起的理论基础。在美国赶超英国,建立和发展自身工业,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理论准备同样发挥了重大支持作用。在19世纪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学说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盛行,美国资本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都缺乏,建立和发展工业很不利的背景下,美国学派提出由“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等所构成的一整套有关落后国家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并付诸实施,成为美国依托工业创新、保护主义、内向型发展和社会和谐实现经济崛起的理论基础。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又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其原始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的。按照汉密尔顿的思想,美国需要在国民经济的所有基本产品上都实现自给自足,这是摆脱英国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支配地位的关键。美国著名政治家、“美国制度”之父亨利•克莱 1824年提出了以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将汉密尔顿的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得以具体化。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被辉格党及 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的纲领,并在南北战争后一直到 1894年一直支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美国学派从理论上证实了美国采取高关税保护贸易和走内向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性,指导并保障了美国后发工业的迅速壮大和经济崛起。美国1816 年的关税水平为 35%,1828年为 50%,1875 年为 40% - 50%,1914 年为44% ,1846 - 1857年的“自由贸易”时期其平均关税率依然高达 25%。高关税政策起到了抑外扬内、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美国外贸占经济比重1869 -1872 年为14.1%,1889 -1893年为 12. 9%,以后一直维持在 12%左右的较低水平。正如威廉•麦金利总统( 1897 - 1901年)所指出的,坚持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使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世界第一大矿产国和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迈克尔•赫德森也论述了从1814 年根特和约签订到1914 年的 100 年间,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及经济理论家在构建美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及对美国大国崛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派理论不仅是美国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还对尔后德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79 年 7月德国首相俾斯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大幅度提高关税,标志着欧洲大陆开始逐步向贸易保护主义复归。为什么在各国当时普遍遭受重大经济危机的相同历史环境中,德国率先发生了这种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历史性逆转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俾斯麦首相受到美国学派重要影响的结果,而李斯特等人是美国学派代表性人物亨利•凯里在德国的追随者。

美国学派理论对日本近代经济发展政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 1871-1877年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期间将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推销给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并引起强烈共鸣。日本明治维新著名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深受经李斯特等传到德国的美国学派的影响,自称“东洋俾斯麦”,奋不顾身地扶植日本近代民族工业事业的发展与保护,对近代日本经济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不仅从西方大量学习先进技术,更注重学习西方强国理念、开明文化、管理模式,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比如首相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 、经济制度( 如兴办工业企业、承认土地私有) 、引进先进文化和礼仪习俗( 引进西方著述、改历、易服、剪发) 、学习军事理论(建立近代化军队) ,学习西方构成了日本学者的重要使命。日本涌现出大批西方学学成者和传道者,其中福泽谕吉( 1834 - 1901)多次出访西方,撰写大量著述,为明治维新成功和日本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改革思想理论基础。

当代,美国十分重视各种理论成果、理论主张对国家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支持作用。如美国政府特别重视各类思想库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政府政策制订的参考价值。在一战后美国创建了很多智库,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布鲁金斯学会、海军分析中心、兰德公司等,这些世界著名智库及其专家均提交了大量基础理论成果与战略研究报告,为美国崛起和维持世界霸主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兰德专家艾伯特•沃尔斯蒂特提出的“第二次打击”概念成为美国重要军事战略。有观点认为,关注主权国家间的权力平衡甚于理想和道德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后派生出来的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种种流派,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被基本确立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地位以来,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影响。历届美国民主党政府基本上都起用世界第一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充任要职,麦肯锡、兰德公司等智库的很多研究精英也直接被延揽到政府高官岗位。布鲁金斯每年研制的《确定国家的优先任务的报告》一直是民主党政府施政纲要的主要依据,因而,布鲁金斯甚至享有“民主党思想库”和“民主党的影子内阁”的美称。美国联邦政府向兰德公司订购的政策咨询服务占兰德公司政策咨询服务的65%。在 1981年初里根政府在推出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管制以及推行强有力的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四项重大改革决策过程中,布鲁金斯协会、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充分阐述和论证了改革管制对于美国稳定发展的理由与意义,对于高层作出改革管制的决心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并赢得了公众对削减联邦预算的支持。

可见,长期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成果和精英决策人才的引进和吸收,大量精英人才团队的研究成果和政策指导为美国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重大正确决策创造了理论前提和思想指导,弥补了政府高端专业人才与政策研究决策的不足,进而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社会繁荣,巩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保证了美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的维持。同样,英国、德国及日本等先发国家在赶超发展过程中也均重视理论学习、理论借鉴及其对制度和政策的指导作用。

三、新兴大国强化理论准备推进成功崛起的路径选择

金砖国家等艰难崛起中的新兴大国需要围绕增长理论、战略理论、外交理论、国家理论、合作理论等重点,关注增长与转型、改革与发展、开放融入与改造维权、权力与权威、顺势而为与逆势而上等关系,深化理论研究和战略支撑,寻求摸索纾难解困的成功崛起之道。

第一,提高对理论创新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的认识。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其经济发展,不断赶超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体系创新的过程。当今的西方国家政府极为重视理论研究的作用。如 2013年 3月英国政府宣布向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增长中心注资 5100万英镑,通过前沿理论研究和精确分析为政府提供农业、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等多领域的政策咨询服务,利用资助扩大研究领域,打通全球科研与政策间的瓶颈,促进新兴市场繁荣和全球平衡发展。21世纪的大国崛起是在一个远比 20世纪及以前更为复杂多变的时空环境下的发展、转型、融入、再造、合作与竞争,更需要理论自觉、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金砖国家赶超战略的制订与路径选择需要借重大国崛起新理论的支撑。金砖国家学界和政界均应高度重视大国崛起规律的指导作用,力戒盲目行动。

第二,勇于探索新兴大国崛起新规律。

后发国家赶超发展并非水到渠成的必然事件,中间蕴藏着太多的隐秘性和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必然性,诸多大国崛起失利事实的核心问题是无法维持长期快速稳定的增长。当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后发新兴经济体处于较快发展赶超轨道,但也面临着增长质量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增长持续性弱等困惑。如何保持强劲的持续增长动力,扩充经济实力,缩小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差距,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金砖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命题。因而,这些国家急需在继承吸收已有增长理论、发展理论基础上,依据当代经济发展新趋势,研究发展新规律。主要就是需要研究如何创新技术和体制机制;变革转变增长方式以保证增长动力强劲不竭; 需要致力于包容性发展,使这种赶超发展能使本国和世界相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和代际公平发展等。同时,还需要注重研究方法创新:一是要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用国际通用学术语言和态度方法阐述包容性发展理论,讲出打动世人的故事,使崛起理论和实践得到全球的认可;二是要注意与国情结合起来,找到能够帮助金砖国家成功崛起的有用理论,为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良性发展和崛起提供理论参考。

第三,探求国际合作共赢新规则。

合作与竞争是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大国崛起不仅是大国本身的发展,还是国际发展格局与利益平衡状态的打破。20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逐渐让位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逐渐成为国家间发展的主旋律,但竞争也并未消褪,有时甚至更为剧烈。新兴大国不仅与先发大国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相互间也存在合作与竞争。有时,甚至竞争大于合作。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新兴经济体内部的竞争,新兴国家需要加强对新时期国际竞争与合作新特征的研究,研究如何加强内部平等互利合作、减少摩擦和恶性竞争、借鉴彼此成功发展经验促进各自发展,如何共同协调全球治理变革合作、降低对发达经济体主导力量的依赖与依附、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提升自身话语权,为后发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

第四,加强智库等研究力量建设。

专业机构、智库等是理论与战略研究的平台和中坚力量。目前,金砖五国的专门研究机构少之又少,在五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等各方面的研究人才奇缺,出版的专业刊物、研究成果、翻译书籍等也十分有限。这一状况亟待改变。近年,金砖国家已经开始注重专门研究机构和平台的建设,如巴西里约市政府申办2016 年奥运会成功后将加强与本市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作为实现“知识性”、“思想性”和“战略性”城市转型发展新思路的有效途径。为此,于 2010 年 11月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合作成立了巴西金砖国家政策中心( BRICS Policy Center) ,其宗旨是促进对金砖国家的认识与了解;研究金砖国家的合作议程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安排,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进程;加强金砖国家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与信息交流。“金砖国家政策中心”业已成为巴西对外战略和“金砖国家”合作战略的重要平台和巴西重要国际政策智库之一。俄罗斯也注重从战略谋划上、组织机构上推动金砖合作研究。2011年 9月13日梅德韦杰夫总统指示成立了“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规定其主要任务是整合分散在俄罗斯各地、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力量并联合国外学者的研究力量,开展金砖国家研究并在综合研究基础上提出对俄罗斯政府有用的政策建议。2013年 2 月中旬印度政府决定参照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模式建设自治研究机构———印度社会科学院,为政府提供参考。2011 年 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砖国家研究基地”。2012 年 3 月 23日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等五家研究中心合作创立了“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金砖国家已着手开展联合发展与合作研究。自 2010年巴西第二届金砖峰会开始,在峰会召开之前或者与峰会同步举行金砖智库论坛,智库论坛的许多成果与倡议成为峰会达成的合作协议的来源和基础。2011 年 11 月 19日在中国上海设立了由金砖五国机构参与的“金砖国家贸易与经济研究网络”( BRICS - TERN) 。2012 年 9 下旬在中国重庆举行的“2012年金砖国家智库论坛”中,有关建立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得到金砖国家专家的肯定。2013 年 3 月 11日南非德班大学举行的金砖国家智库学者论坛签署了联合建立“金砖智库委员会”的声明。

第五,着力提升理论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力。

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基于政策研究制订的科学性,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以及政府的重视程度,即研究成果与政府决策的互通渠道和机制。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咨询论证的环节,即必须要让智库等研究机构提供研究基础、发挥引导作用。理论成果只有转化为政策实施才能体现出其强大的实践指导功能。智库研究机构等必须走在决策前头,提出新思想并引领政府决策,引导决策而非解读政策。金砖国家除了加强大国崛起理论研究之外,还要打通理论研究———政府决策通道,着力提高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率。理论研究也应该立足于国家崛起的重大现实问题与需要,不断深化理论创新。决策者则要尊重理论研究,善于将合理理论建议转化为政策支持,避免决策失误。

总之,金砖国家的崛起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更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话题。金砖国家现有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满足不了实践提出的问题,如对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发展战略、经济增长转型途径、金融与经贸协作、自由经济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与合作、新兴经济体与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与 G7、OECD等组织的合作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以及新兴大国未来赶超与崛起进程顺利如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理论创新、理论自觉和理论实践。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1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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