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3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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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近日,《习仲勋传》(下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据编者后记称,该书“从编写到成稿,历时四年时间,十易其稿”,其兼顾政、史平衡之严谨审慎,可见一斑。笔者粗略通读该书,做了几条札记。

“食油四两,想起老蒋”

一般党史著作,谈四九建政后农村形势的恶化,多以大跃进为分水岭,但农村出问题,远在大跃进之前。《习仲勋传》(下卷)对此有所披露: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报告中专门写到农民对强迫储蓄有抵触情绪,个别农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发生因此投水自尽几乎致死等情况,说明当时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件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另一件是,有人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还有的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P260-261)将“食油四两,想起老蒋”这样的话写进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无疑是需要勇气的。

大饥荒期间的一些敏感史实,该书也未回避,如讲述1958年习仲勋率队考察西北地区时,有这样的记载:“(习仲勋)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大批劳动力集中到了(引洮)工程上,农事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甘肃收成不错,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结果还谎报增产粮食三十亿斤。……第二年春天,甘肃就发生了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有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

习仲勋亲历文革,曾遭遇游行示众及各种批斗,其复出后对文革的认知和态度,无疑很引人关注。《习仲勋传》(下卷)对此有所披露,据该书记载,1984年5月25日,习仲勋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明确表示文革“没有一点好处”:

“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P521)

胡耀邦“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种种禁锢”

《习仲勋传》(下卷)中多次提到习仲勋与胡耀邦共事时的交往,其中两处提到其对胡耀邦个人的评价。一次是文革期间,“习仲勋非常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时常上街看大字报,听群众的议论。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共青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时,他对身边的人和许多工人说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P304-305)

另一次是胡耀邦当选中央主席前夕,“习仲勋说:拥护胡耀邦同志为党中央主席。三中全会前后,是谁冲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动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耀邦同志就是重要的一个。他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种种禁锢,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位领导干部所必须具有的一股革命闯劲,一种革命胆略,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人才难得。自他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是大家公认的。选他当主席顺乎党心、军心、民心。国际舆论预料也会是好的。”(P502)

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三年一次,就够我们锻炼的了”

《习仲勋传》(下卷)中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当属习仲勋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感情。这其中固然有习仲勋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因素,如1958年的西北考察之行,即系周恩来安排;亦和周恩来对习仲勋的“保护”有很大的关系。文革前夕,习仲勋身陷“小说《刘志丹》案”,被指“利用小说反党”,即颇得周恩来庇护,“许多年后,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身处逆境时受周恩来特别呵护的情景:‘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P285)文革期间,习仲勋被批斗,又是“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P316-317)军管失去保护效用后,又是周恩来“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习仲勋实行监护,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P327)

对周恩来文革期间“保护”老干部的努力,该书做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并披露了周恩来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对习仲勋进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障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勋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P329)

如此,自不难理解,该书在谈到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时习仲勋的悲痛之情时,对周恩来的悼念和感伤所占篇幅最大,共三大段近千字;相较之下,悼念朱德与毛泽东的相关文字,则只在百字上下。(P344-345)撰史者如此不惜文字去铺陈习仲勋对周恩来去世的感伤与哀悼,自有习、周二人间的深厚感情为依托。

注释:

本文所有资料,全部引自《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故仅在文中相应位置标注具体页码。

来源: 腾讯评论-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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