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从战争中走来——我的父亲张爱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6 次 更新时间:2013-08-27 16: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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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  

  

  张爱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

  同时,他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人物。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而儿子张胜对他的评价确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作为一本党史人物传记,张胜给父亲张爱萍所作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自出版以来,赢得了党史研究者和学术界以及普通读者的好评,并成为本报2008年度20本推荐好书之一。这种情况在同类著作中极其罕见。而这本儿子写父亲的著作,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以及复杂的感情纠葛……

  近日,《从战争中走来》精装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本报2008年度推荐20本书。作为一本诞生后深受各方赞誉的传记,本书将张爱萍传奇性的一生,他个性分明、“好犯上”的性格,以及不计个人名利,为追求自己理想奋斗一生的经历表现得极其充分。日前,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胜。

  

  1 探寻他,走入他的心灵

  

  新京报:你写这本书跟你父亲的沟通情况和具体过程,书中交代很简单,能再详细说说吗?

  张胜:1990年,我在部队没事干,每天学习搞清查。这时,我父亲已经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了,我后来就请假,想给父亲录些东西,写一个回忆录。我们坐在什刹海边那所居住了近40年的四合院里,听他回溯往事。最后整整讲了一年,录了上百盒磁带,整理出来有好几百万字。

  最后又整理出40多万字的稿子,一看根本不行,就是流水账。父亲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不要瞎吹!”这时,我就觉得这本传记我弄不出来了,加上我当时下海经商很忙,然后就给搁下来了。

  新京报:那本书的定稿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胜:一直到2000年我突然领悟,自己的创作思路有问题。实际上是我在写我自己,不是写他。这个角度必须调换———我就是他,我得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走一遍才行。我觉得这书能写了,就从我自己寻访、探寻他,走入他的心灵,这样去写。我真正动笔是在2003年他去世的时候,到2006年8月份写出了第一稿,审查到2007年11月,总算通过出版了。(图片:四岁时的张胜与父亲张爱萍的合影。照片由张胜提供)

  

  2 访实地,展现多角度的史实

  

  新京报:书中写到亲自走过你父亲走过的地方,这种实地考察对于你写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胜:他战斗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走遍了。我在写作上把自己放进去,用我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本书在空间上是一致的,但在时间上有差距,我回到皖东北和我父亲在皖东北中间差了半个世纪,但都是在皖东北,两层叠加在一起能把事情很真实地展现出来,我父亲怎么说都是粗线条,我怎么看是我的事情。比如写我父亲在监狱里关押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想什么,我们在外面想什么,最后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立体,很多东西需要区别。

  新京报:你的书把你父亲的性格特征,人物风貌展现得很充分,很形象。在动笔之前,你是否有意要做这种尝试?

  张胜:我这本书,就是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具体化。比如延安整风等问题,都涉及这一点。在写作中,我不回避矛盾,力求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把现实的矛盾放在时代背景中来看,有很多问题就好理解。

  

  3 不回避,耿介性格的真实体现

  

  新京报:书中涉及的内部矛盾比较多,一方面可能在你和父亲交谈中已经考虑清楚了,另一方面可能是你父亲实事求是的风格铸成的,对以往的事件不回避。你在这点上是否和父亲达到了一致?

  张胜:我父亲的个性就是从来不回避问题。我在成书时尽量保留下来。我觉得他很多话不是针对某些人讲,是对相当一部分人讲。

  新京报:很多战将在回忆的时候喜欢讲自己怎么闯五关斩六将,对于自己走麦城是尽量不说的,但你父亲要求你一定要写他失败。这也是他的一个天性吗?

  张胜:他回顾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回顾挫折。我在书中写到的一些事情并不是有其他目的,主要是为了突出我父亲的个性,所以你不能不涉及到很多问题,但并不是针对什么人。

  新京报:你父亲的个性是非常耿介的,你在书中多次写到他“犯上”,对于某些事情不平则鸣,顶撞上级。有时候可能就为一句话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被边缘化。这是个性使然呢,还是别的因素造成的?

  张胜:我觉得是多重的,他首先是个军人,他军人的气质血性都在,但他又不是像巴顿那样的军人,他是有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人,不仅仅是武夫和军人。他向往美好社会,信念质朴。同时,他身上又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色,就是讲究气节,有风骨,就是人格不能受屈辱,因此,表现出来的人格非常刚强,不低头。

  新京报:另一方面,你写到的你父亲,多次对于个人利益、职务任命毫不在意,有时一些难以接受的安排他也泰然处之,你怎么看父亲的这种品质?

  张胜:我觉得他思想同时受老庄思想影响影响很深,很超脱,对功名很淡薄。同时又有墨家的苦行僧主义,不喜欢很奢华的生活,平常自己喜欢写字读书,不和别人打牌瞎扯,不太合群,有几个朋友都不是官场上的朋友,都是老同学。

  另外,我父亲有独立人格。他虽然很有个性,但是党性很强,能够不计个人荣辱、职务升迁,服从整体的利益需要。1949年,他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创建、组织起了我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他在海军干得很辉煌时被调到浙江军区搞民兵训练,他并没有说什么。他跟我们讲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时,他说自己有想法,但是不能向党和人民去要职务,连想都是错的。

  

  4 重感情,和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

  

  新京报:书中对你父母亲的恋爱和婚姻状况,我觉得这段描写非常清晰坦率,现在回头看您怎么看父母亲的爱情和婚姻?

  张胜:父亲跟我讲到了他和孙力第一次恋爱,后来李克农告诉他孙力是托派,他就跟她分手了,他跟我讲的时候快90岁了,回忆起来还很痛苦。他说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另外,我在书中讲到了父亲后来遇到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杨纯,她后来干得很辉煌,我母亲在资历能力上不亚于杨纯,她一参加革命就崭露头角,马上得到赏识,但是她们后来命运不一样,杨纯和我父亲分开了,很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没有做好为他牺牲的准备。”表现了一个女性独立追求人生价值。

  我母亲也是很有追求的,但她面临这种情况很无奈,她在大连的时候很痛苦甚至想放弃,自己找工作,受伤的丈夫又不能理解她,脾气暴躁,因为人的脑部受伤,性格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最后她把命运都交给了自己的丈夫,以致自己发展前途丧失,很难评价每个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很敬佩我的母亲,她甚至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杨纯有她自己辉煌的个性,我母亲也体现了。

  新京报:后来你父亲遇难的时候感受到你母亲的好了,我觉得这段也很真实,看了很有感触。

  张胜:我爸就是平常凶点,党员标准要求,他倒霉了就觉得对不起我们了。属于这种人。我挺欣赏他这点的,男人就应该这样,平常很粗线条,到时候他还是很重感情的。

  

  5 父子情,两代军人的差异

  

  新京报:在本书中,我觉得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很微妙,比如,你住房狭窄,他也不管不问。

  张胜:我和父亲的关系的确微妙,我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我父亲。他从小对我们要求非常严,家里的东西我几乎碰都不碰,所以长大后我一难过就参军,从中学起在部队干了30年。结婚后我就从家里搬走了。那么,我对他的感情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在书中列举了父亲的老部下周立仁的例子,他去世前叮嘱家人每年都给我父亲送螃蟹。周很景仰他,主要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我对他的情感,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公而忘私的人,让人景仰的人,我觉得这才是英雄。

  新京报:作为两代军人,你跟你父亲在解读历史和对未来的理解上有争议吗?

  张胜:有。比如到底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他跟我讲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还是从理论上讲根本问题是体制不变人不变,他从另外的角度,认为不能把坏事都推到体制上,所以书中很多事情谈到这个。我有时候也有意识地逗他。

  新京报:大部分读者都很肯定这本书,但有人也评论说,你对父亲有很多由衷的赞美和敬佩,少有对父亲性格的冷静分析,有的地方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过浓,多少削弱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算是白璧微瑕。是不是很难克服这一点?

  张胜:我写的时候也希望能克服这一点,所以我总放在客观环境里看待这些问题,可能读者们还认为没有做到,我自己感觉我对他的赞美还远远不够。

  

  众人评说《从战争中走来》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是近年看到的难得众口称赞的一本书,除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外,在网络上搜索,网友们的评价也是一致赞扬,几乎没有说其不好的评价,对于这样一本好书,自出版以来却少有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和评价,本版编选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说和网友们的看法分享。(《从战争中走来》张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

  胡德平(统战部前副部长)

  

  作者处理史实很公正

  张胜花六年时间写的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写得很饱满,他思想中和现在的有些政策不一致的,也能够写出来,作者处理得很公正,没有溢美。我觉得历史你可以改写,但是历史的史实不能来改造。历史史实可以多角度,多方面来写,观点可以有好多种,事实只有一个。有人说张将军是一位没有道德欠账的人,起码这一点,我说就写得很清楚。

  很多事我们都经历过,愿意思考的人和不愿意思考的人水平就是不同,愿意动笔和不愿意动笔的人认识程度也会不同,愿意印证考察历史事件始末的人和一览而过的人,思想高度、深度就是不同,你多思考、多研究,你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就越大。我觉得这个也应形成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

  潘维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始终保持天真很珍贵

  张爱萍将军这一代革命者,年轻的时候怀着解放天下劳苦群众、推翻压迫制度的理想投身革命,那时候全部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天真就不会走到这一步。问题是到了中年你还是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吗?

  而张胜写出了张爱萍将军终其93年的生命历程,始终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多么珍贵啊!我觉得这才是共产党人能够给历史留下来的好东西,而且会变成神话,不光是中国的神话,也是世界神话的一部分,因此张胜写出张爱萍将军的天真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是极其珍贵的。当然张胜还不可能把张将军的一生写完嘛,我觉得张将军最华彩的生命乐章又是一本大书。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耿介之士的命运

  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对这本书的价值还是很有些怀疑的。因为写传记,特别是自己写父辈的传记,我一直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观念,子女写父辈更是难免虚饰曲笔,更有一味地拔高溢美者。这些年来,在我们历史学界,特别是在党史学界,弥漫着一种神鬼史观,老是把一些人物给搞成不是神就是鬼,简单化和脸谱化,缺乏对人性的深刻解读能力。所以我们出的传记作品,其客观性都很值得质疑,没有很成功的。张胜这本书,以两代军人对话的形式,打破了这个传统窠臼,写父亲写出了嶙峋,写出了情怀,写得生龙活虎,写得发人深省。

  或许,这本书最大的存史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诚的不无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生追求的全过程,包括他晚年的困惑。史书上常说,耿介之士,命运多舛。耿介之士的命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时代的道德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书中的张爱萍将军的命运,也是耿介之士的命运,从中也反映出了一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无曲折的道德谱系。

  章立凡(学者)

  

  为党史写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只是纯粹从人物研究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亲属写传记和学者写传记,各有各的难处。亲属写,为尊者讳,有很多感情上的东西难以避免,不能客观地来表述。学者写的传记,可能对传主没有直接接触,纯粹凭史料,信息是间接的,写的东西隔着一层,导致写得不到位。作者以史学研究的客观视角,采用直接与传主对话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以往传记写作中的这个难题。

  关于文与史的关系,铺陈太多,文采出来了,但可能削弱了史学价值;史学的材料引用得过于琐碎,可读性就差了。这本书解决了文采和史学的矛盾,取得了一个比较和谐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党史写作形成了一种套路,使大量的党史人物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但张胜把张将军的独特性格写出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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