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是谁要打倒张爱萍?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48 次 更新时间:2008-11-24 19: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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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这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胜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能够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出版,纯为一个异数。

  

  这并非一部普通常见的那种回忆录。这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儿子,与功勋卓著而又有着独立人格的父亲的对话录。

  

  父亲张爱萍,开国上将。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建国后主管解放军编制长达十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三十年,对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决策思维。

  

  儿子张胜,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毅然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

  

  张爱萍的独立人格,贯彻一生。

  

  例一,晚年与张胜谈到与×××的关系时,张胜问父亲:“×××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想张爱萍忿忿然:“什么×××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见该书396—397页。以下引文同出自该书,仅注页码不再注出处)1989年,张爱萍就没有跟。(420页)

  

  例二,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整个解放军都浸泡在商海之中时,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466页)

  

  张胜的独特思想,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如对华国锋,张胜评日:“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407页)

  

  此一评价,颇为到位。

  

  对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最有价值之处,是引用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揭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时期总参内部斗争的实情。

  

  张胜称:“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308页)可惜的是,境内出版条件所限,张胜不能将迫害者直接点名,我们也就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谜。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张胜追问:“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308页)

  

  经查,时张爱萍仍为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同为副书记的是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杨是代总长,李、王同为副总长。

  

  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张扣押。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称:“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308页)

  

  这“上面”,指的是什么人?

  

  张胜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309页)

  

  谁的签名?张胜没有说。当时谁能代表党委签名?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只能推测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3月8日,揭批“反党分子张爱萍”的“追斗会”拉开帷幕。张在会上检查称“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309页)

  

  同日,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310页)

  

  3月9日,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能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310页)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张胜说。(310页)这个“他”,如无意外,指的还是杨成武。

  

  同日,总参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310页)

  

  在总参,杨成武是一号首长。可简称之“首长”的,非他莫属。

  

  3月10日,以总参党委名义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送到叶群处。其中写道“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原件未注明日期)(310页)

  

  张胜说:“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310页)

  

  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311页)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319页)这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谁?张胜仍然没有点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否就是总参谋部领导人?我们不能肯定。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党委领导人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312页)

  

  我们已经指出,其时总参党委“领导人”即党委书记,就是杨成武。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312页)

  

  经查核,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是“这个领导人”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

  

  12月18日,这个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312页)

  

  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称“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张胜语),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321—322页)

  

  “这位总部领导人”,毫无疑问,指的仍然还是杨成武。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自己倒台了。张胜说:“‘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

  

  杨成武倒了,张爱萍的事还没有完。直至四年之后,1972年11月22日,方被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前此,在监护期间,使用的是“张绪”的化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重新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四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这是后话。

  

  关于文革中的“专案审查”,张胜在书中慨叹道:“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以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328页)

  

  张胜想要知道的,我们同样想要知道。

  

  惟张胜没有说出来且更重要的是,“上将”充其量只是一名打手,有关张爱萍问题的重要报告,均经毛泽东本人圈阅同意。

  

  2008年9月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略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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