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杜邦:精神分裂的超级强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8 次 更新时间:2005-05-07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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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杜邦/吴万伟译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译者注:美国保守派代言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人员]有句名言:在追求权力和安全的途径上,美国人来自火星(男性的阳刚),欧洲人来自金星(女性的温柔)。如果讨论日本的话,他会说什么呢?在许多方面,后现代的日本和美国不一样,倒更像欧洲崇尚外交而不是武力,信奉劝说而不是威胁,追求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事实上,可以说日本位于天体系列中更加女性化的一边,因为她厌恶使用武力手段。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一样明确宣布放弃国家主权之一的战争权,明确表示避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际纠纷。日本在战后被剥夺了海、陆、空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可能发动战争的潜在力量。这个根深蒂固的和平思想尤其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考虑到日本不是亚洲的波多黎各,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最重要的金融力量之一和占尽优势的候选国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新任常任理事国。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日本---拥有历史悠久的尚武传统,延续至今的武士传说,在20世纪上半叶曾摧毁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侵略中国,征服东南亚最后在1945年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如今,日本又一次成为领先的军事大国,拥有世界第三的国防预算(紧随美国和中国之后),拥有25万武装力量。它的自卫队(Self-Defense Force (SDF)在全世界从事维和行动,在东南亚进行海啸救援,参与、支持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联合行动。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吵吵嚷嚷修改宪法中对军事的自我限制,相信日本在保护自己根本利益时,如果必要可更加坚定和有信心地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已经谈到修改宪法,并宣称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甚至敢把自卫队称为现代化的陆海空军队,这个一直没有捅破的事实。

是不是像有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重新恢复霸权欲望的危险信号呢?还是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新现实主义的出现呢?也就是说日本面对发生变化的、更加凶险的外部环境进行的自然和早就应该进行的调整呢?果真如此的话,一个更加强硬的日本在战略上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日本正在从过去的和平主义转向更加强势、外向的安全姿态,体现在更加愿意使用自卫队来支持日本的外交政策、维护日本的安全利益。这个转变是逐渐演化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但是这个转变势头在不断发展,成为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分水岭,不仅需要东京,而且需要华盛顿进行新的思考。

和平主义遭到谴责

和平主义的心态在当今日本已经根深蒂固很容易造成人们低估国家发生改变的能力,甚至那些长期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也被蒙蔽。尽管如此,小泉首相在国家安全上的强悍发言常常跑在政策的前头,当然他不是要在鸽派中表现鹰派色彩的战后第一个日本首相,早在1980年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就有类似言论。但是背离和平主义立场是能感觉到的,不可逆转的,因为背后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不是首相个人的想法。

日本人在安全问题上,态度发生重大改变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小泉首相加速削弱和损害宪法的约束,对使用武力和集体自我防卫的约束。主要原因是原来曾经冷漠的民众越来越关心日本安全环境的恶化,主要因为跨国恐怖主义的猖獗,北韩的反感憎恶,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最近的民意调查包括权威的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进行的一次,都显示明显多数的日本人和议员赞成修改宪法(kaiken),有将近一半的人希望放弃对集体自我防卫的限制。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支持修改宪法。

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期以来捍卫宪法现状的议会中的联合力量的削弱,尤其是左倾和传统上和平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在影响力上徒然下降。社会民主党的边缘化和其政治左翼联盟的削弱增加了宪法第9条谴责战争条款大幅度修改的可能性,以便明确承认自卫队的存在。其他可能的修改将让政府很容易批准自卫队在更宽泛的范围的突发事件上部署,尽管这些国际上的行动当前可能被限制在非战斗角色上。因而,将来的日本政府可能不再认真承担越来越明显丧失实际意义的宪法限制。派遣自卫队的任何决定将根据当时政府的政治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做出,就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

然而,修改宪法不是假设日本在抛弃奉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和平主义的唯一的原因。非日本人很难非常详细地理解行政方面的限制究竟哪些被认为是多数国家里的正常的防御行为。其中有些规定荒唐可笑。听说日本防卫厅一名高级官员哀叹说用来反击侵略的坦克根本不可能准时到达,因为日本人被要求遵守速度限制,要在红灯前停下来。原因是战争动员的法律几乎根本没有办法让政府授权在军事紧急情况下暂时终止民法。

在2004年6月国会通过的7个法案后,这些障碍现在大部分被消除。这些法案增加了前一年实施的偶发事件法律,以便协调加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日本面临侵略的情况下进行民众防卫合作。这些法案增加了军事准备力度和动员效率,允许日本人和美国军事力量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港口,机场,道路,无线电频率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法案还允许自卫队在危机的时候向日本领土以外的商业船只开火,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检查。

小泉首相也不断地削弱自卫队在海外部署行动的标准上的限制。美国领导的确保自由行动在阿富汗山区对基地组织的据点发动袭击,日本驱逐舰和补给舰提供支持。明确肯定的拿出支票薄的外交时代结束,因而日本打算增加与美方联盟中的军事力量比重。伊拉克战争更加严重地破坏了传统。小泉首相史无前例地做出决定成功地赢得国会批准派遣600人的部队到伊拉克南部。

这个部队只能被用来从事非战斗的角色。选中萨马沃 (Samawah)是因为这个地方被认为远离冲突,但是日本人员的存在本身证明了日本已经越过了政治边界。日本政府采取断然行动表明让自卫队成为赖以使用的强大力量的决心。

日本的战略意图

我们不清楚自卫队将来要怎么行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关于日本的战略目标有两个辨证和相互对立的观点。那些对日本和平信念和善良愿望表示怀疑的人认为东京在大幅增加军事力量和战略纵深,以达到弥补经济力量并实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大国愿望。怀疑论者认为日本加大维和行动力度,政府施加压力修改宪法,在导弹防御上和美国合作,购买可以用来进攻的军事平台和武器系统都是表明东京称霸野心的证据。

另一方面,实用主义者认为日本安全政策上的改变大部分是虚幻的,政府所谓的国防改革承诺和和同盟国承担更大责任份额的承诺都是口头上的,而不是有实质意义的。在他们眼里,小泉保证给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军事支持并没有兑现,和期待的情况相差甚远。尽管大肆宣传和摇动旗帜,派驻伊拉克的日本自卫队只是担当非战斗角色,除了自卫以外根本不允许主动射击。因此日本除了保卫自身以外,看不出在全球更加强悍或在东亚有多大实质战略价值的前景。必然的结果是日本将继续依靠美国作为其军事盾牌同时运用商业主义的利剑,培养广泛的伙伴甚至包括美国的敌人如伊朗以降低经济上的风险。

让人奇怪的是,辩论的双方都没有抓住公众舆论转变的真正意义或者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中的安全政策的重新定位。仔细考察当今日本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日本具有霸权意识重新复苏的集体心态。除了一小撮的极端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外,没有政治支持者愿意将自卫队改变成远征军,必要的时候确保日本在亚洲的霸权。这些右翼分子继续梦想回到原来的“帝国时代”,主要政党中的“正常化者”引人注目地表明谦虚的战略意图。

另外,日本的上年纪的国民和有弹性的、成熟的民主制度都可以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考虑到日本的地缘战略脆弱性,能源依赖性和出生率不断下降,日本很难推行东亚扩张和军事冒险主义,就算没有在本区域影响力方面的强劲对手中国的强烈反对,没有日本的最大盟国美国的反对。

那些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人也没有考虑到国内对国防支出的限制,法律规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远低于可比的其他国家。比如,中国花费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1%用于国防,美国3.3%,南韩2.8%,法国 2.5%,澳大利亚1.9%。在东亚,只有老挝的国防开支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即使从购买力平价对比显示日本的人均国防开支只占美国的四分之一,法国的一半。

虽然这个数字转换成每年的国防预算后是41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其中一半花在工资和个人消费上。因此用在军事硬件设施和支持系统上的钱低于我们想象的庞大预算。而且,日本的国防预算被均出一部分给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BMD)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在2004/5财政年度开支是10亿美元,下来十年间估计达到100亿美元。所有这些费用将被现行的预算所吸收。因此,影响战斗力量排名的变化尤其是武装部队进攻能力如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等都受到财政和政治现实的限制。

然而,否认日本作为地区霸权的角色并不意味着日本应该永远保持战略中立的超级强国,而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倾向在世界上驰骋。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防精英想象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建设性的角色,摆脱宪法的限制,按照日本人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和修改宪法和模式。这是小泉首相谈到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时的意思。它还暗示更加愿意使用武力或派遣自卫队在日本领土以外的地方从事自愿的联合行动,或联合国安排的维和行动。

这些应该是值得欢迎的进展,而不是让人警惕的信号。人们必须记住的是日本和欧洲不一样,如今在欧洲难以想象国与国之间还会再发生战争,但是日本生活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前景仍然存在的地区。让日本按欧洲的安全模式进行将是愚蠢至极的做法,强调增加建立互信的措施解决内部冲突,同时保证武装力量避免领土以外的行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和欧洲相比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可预测。日本的结盟义务使得它维持能够进行国内和海外现代战争的军事力量。自卫队人员不能被看作戴着蓝色头盔的非政府组织人员(NGOs)。

结盟的意义

但是保障半个多世纪日本安全的基石的日美同盟有多牢固呢?这个同盟会不会因为日本民族主义膨胀或华盛顿对日本作用的重新评估导致崩溃或者极大的削弱呢?这里有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美国人中不到10%感觉日本是个让人亲近的国家,中国作为日益增长的主要贸易伙伴已经减弱了东京在美国商界和工业界的影响力。原来紧紧把美国和日本连结起来的共同战略利益意识已经松动消失。尽管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继续表达支持联盟的原则,但是在冲绳(Okinawa)和厚木(Atsugi)的地方居民中有强烈的反对美国驻军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士兵性虐待丑闻和美军占领非常有价值的公用土地等让日本反对驻军的声浪一再高涨。

即使如此,很难想象这些情况会导致联盟的终结或空洞化。经过克林顿政府忽略的一段时期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向日本大幅倾斜,重新恢复与东京的紧密联系,表现在美国政府断定一个强大的具有参与地区事务的日本对美国在东亚的三大利益至关重要: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大的后勤和情报支持,以及为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地点部署美军提供方便。五角大楼明白从政治和战略原因考虑,重新部署在日本享有的设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关岛(Guam)太远,越南人不大可能允许美国人重新占据以前的基地金兰湾(Cam Ranh Bay)。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是在东南亚和印度洋部署的有用的中继站,但是对台湾海峡则没有用处,而这里是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最可能地点。另外,2004年8月宣布的美国军事力量全球部署的调整只能增加日本作为美国的主要亚洲伙伴的战略价值,也是美国部队部署中东和中亚的重要基地。

很可能的情况是日本继续保留在联盟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寻求更大的自主性和平等权利。但是不管怎么算计,联盟对日本是纯粹的战略好处。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为日本提供了无可匹敌的威慑力足以抵抗任何来自有核国家的袭击。这是东京考虑的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和俄国都有能力用核武器袭击日本,而且北朝鲜可能已经拥有了一把初步的核武器和发射工具。另外,美国将是抗衡日益增长的大国中国的重要力量,防止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50年以前,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比例是1:6,到了2050年按当今的人口出生情况计算,这个比例将达到1:16。虽然日本的经济仍然比中国强大许多,日本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但是日本的相对位置是在恶化。如果和美国的联盟解体,日本将需要增加两倍甚至三倍的国防预算来弥补美国力量失去的损失。即使那样,它也从来不能取代美国带给它的独特的军事和情报资产。

东京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安全伙伴关系中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政治和决策空间,由于规模和战略权重差异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可以作为例子说明这一点。正如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别人指出的那样。尽管表面上很相似,英国和日本都是海上贸易国家抛锚在欧亚大陆的旁边,但是日本战略环境的巨大不同和缺乏像英美之间共有的盎格鲁-美国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纽带使得美日和美英关系有根本的不同。

很可能的情况是在演化过程中,日本在亚洲针对自己安全关心的事情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寻求机会得到更多的合作行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日本与美国战略结盟中的独立思考倾向。为了更加成熟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必须接受和鼓励这个倾向和行动。其中很多是由于日本加入BMD的驱使,以及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处理一系列复杂和相关的政治和操作问题。

当前,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能力侦察和拦截袭来的弹道导弹,如果考虑到中国,俄国和北韩已经具备的武器库,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缺陷。由于现行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导弹,在缺乏抗衡的导弹能力的情况下,东京只好选择加入BMD的研究和开发。当今这个野心勃勃而且倍受争议的项目的中心目的是建造一个导弹盾牌保护日本免受北韩的有限攻击(虽然它不大可能有效拦截来自中国或俄国的数量众多和力量强大的导弹力量)。

2005年后期有可能进行联合试验,这个设计中的系统有陆地和海上两个基地的拦截导弹组成将在2007年激活开始运作。除了持续不断的怀疑这个系统到底能不能如假设的那样起到实际作用,加入美国的BMD系统给东京带来一些真实的政策上的复杂难题。

日本的邻国尤其是中国非常担心在敏感的导弹技术领域获得的专业技能将很容易地转移,如果日本决定研制自己的导弹并且在导弹上安置核弹头。日本科学家已经参与SM-3 missile型导弹四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工作---推进系统,红外线传感器,轻型重量头锥技术,和运动刺杀弹头。中国担心日本可能向台湾出售导弹技术,将防御系统伸展到防卫台湾,从而抵消中国当今在导弹技术上领先台湾的优势。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将来的设计和导弹防御模式将明显改变联盟的权力结构,重新塑造日本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途径。在导弹防御上的成功合作将强有力地证明美国日本的共同战略利益,增加联盟内部趋向更加平等的趋势并刺激自卫队结构、组织和情报系统上的改革,以及笼统的国家安全决策。日本官员已经暗示他们愿意大量投入BMD计划并分享从新的FPS-XX radar雷达系统获得的数据,这个系统提高五角大楼追踪瞄准美国的导弹的能力。谨慎的自我利益要求美国在和日本分享敏感的导弹技术上慷慨一些,并准备好转让一定程度的操作控制,如果它指望日本全面合作的话。相反的,东京必须接受如果因为细节问题,部署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任何闪失或没能拦截攻击美国的导弹可能导致这个联盟的破裂或严重削弱。

更根本的问题是,华盛顿和东京都需要更加注意联盟管理,政策合作并处理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最好描述联盟实际工作的比喻是轮子的毂(美国)和向四周扩散的辐条(日本,澳大利亚,南韩,泰国)如果联盟要适应和繁荣在当今变化复杂的战略环境下,基本上单向的对话模式必须变成多方向的,联盟也要减少美国利益和政策优先的主导。这就意味着走向更加协商的欧洲式的联盟,让日本,澳大利亚和别的盟国有更多的机会改善华盛顿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增加美国决策者对亚洲安全和政治现实的敏感。作为交换,美国应该期待在对付共同的安全问题时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和费用分配。

安抚龙的担忧

由于联盟的重新铸造,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制订者需要考虑如何最好地安抚紧张的北京,让日本恢复元气在亚洲与美国密切合作对中国不是威胁。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和军方人事普遍认为日本的战略转移预示着一个更加强硬和敌对的日本。当然,这个反应没有任何新鲜或让人吃惊的地方,中国和日本作为对手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如今它表现在中国人担心日本支持台湾和BMD,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愤怒,尤其是小泉首相一二再、再二三地参拜供奉战争死难者的靖国神社,但是在中国人眼里,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象征。直到最近,这些担心被日本的宪法和北京认可日本美国联盟防止了日本军事力量的重新崛起而有所缓和。但是当日本摆脱宪法的束缚,太阳旗又一次飘扬在全球各地的部队,成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旗帜,中国的战略家必然得出结论---未来中日关系会有麻烦。

在这些战略家中有个观点认为日本除了想成为经济大国外,还想成为军事大国,日本从专注于自我防御转向接受更广泛的集体自我防御的联盟目标,日本在研制开发在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日本小泉政府在打朝鲜威胁牌以便突破集体自我防御的宪法限制,日本在使用维和行动和反控战争为幌子掩盖真实的战略企图,来消除本地区人们对它扩张军事存在的担忧。

和邻国对日本的担心相对应,日本对最近中国军事预算两位数的增长,从俄国购买先进的战斗机和舰艇,加快国防现代化的步伐,增加中国导弹数量明显不安。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最近购买的先进的基洛级潜艇(Kilo-class submarines)能够封锁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主要贸易通道。从2000年以来,中国海军舰艇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的次数明显增多。东京尤其担心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附近进行水文地理考察和石油钻探,以及有可能是海军潜艇情报搜集的活动。最近的表现是2004年11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汉级核潜艇进入冲绳附近的日本水域的事件。

两国关系已经由于一系列的海上领土争议变得异常紧张,最著名的是位于海底储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的Senkaku Islands(中国叫钓鱼岛)。到现在为止,这些争议仍限制在东京和北京之间激烈的争辩和中国激进分子的象征性抗议。但是误判的可能性将增加因为迫切需要能源的中国正加紧在岛附近的海上进行石油勘探的步伐,日本也做出反应增加海上巡逻和该地区的监视。已经有迹象表明小泉政府将允许日本石油公司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钻探,这肯定煽动中国新一拨的反日情绪。

日本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怎么办。一旦冲突发生,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希望日本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美国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保卫台湾免受中国的攻击。这就把自卫队(SDF)暴露在中国的反击之下,有可能把日本拉入和中国的直接冲突中,成为二战后两国的首次直接交战。这个将产生对两国都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

因此,让人觉得矛盾的是,虽然中日之间相互的不信任不断增加,经济上的相互倚赖却日益加深。日本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使双边关系不会走向公开的冲突或波及更宽广的领域。这就要求两个亚洲强国间高度的互信,并且愿意考虑新的机制协调和防止纠纷以免大的危机的出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不幸的是,除了关于北韩的六方会谈之外,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让中国加入探讨协调现存冲突防止新的冲突的战略。相反,北京产生这样的印象美日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是在对抗中国,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导弹防御就能说明问题,因为开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三方(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SD)安全对话,2001年在堪培拉举行的美澳部长级会谈。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个对话让人起疑就像在亚洲建立一个目标针对中国的新的安全联盟的第一步。在中国担心TSD可能演化成为亚洲式的北约NATO是放错了地方时,还不允许中国形势对美国日本安全合作的否决权,通过进一步将TSD机制化把它转化成有俱乐部色彩的事实上的三方联盟,毫无道理地惹怒北京。更好的办法应该是创造一个安全机制允许中国参与直接和日本美国讨论东北亚的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这样一个机制已经以六方会谈的形式存在,这个机制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建立于2003年用来化解和消除北韩核问题。中国一直拒绝先前建立次地区安全安排的尝试,担心这种机制被当作外来干涉和参与中国内部事务的工具,尤其是台湾问题。但是北京对六方会谈的方式感到满意,感到自己是这个过程的主人公之一。因此有希望期待中国在将来某个时候愿意扩大讨论范围和议题。扩大六方会谈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增加互信的措施,给中国提供战略保证,有助于缓和其反对扩大了的美日防御合作的立场。

未来展望

从这个分析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东京渴望推行更加主动的安全政策是面对的更加危险和复杂的安全环境做出的反应,并不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在实行了将近60年的准和平主义后,日本该走出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理想,更加全面的参与维持地区秩序并遏制对其安全造成的威胁。虽然担心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是真实的,这些担心是错误的。民主和法制根深蒂固,宪法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将继续存在,美国的结盟将确保日本不需要发展核武器或主要攻击力量,这些肯定会破坏本地区的平衡敲响警惕的钟声。

虽然这个联盟从前被比喻为同床异梦,现在东京和华盛顿越来越在做共同的梦了。但是,政府需要认识到小泉在外交和国防上的改革理想,国内和地区政治现实将持续限制日本从军事上支持美国的能力。对日本来说,东京必须接受过去十年经济低迷的回归和缺乏增加军事力量的愿望可能有一天迫使人们对日本战略和经济价值进行头脑清晰的重新评估,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别的地方。美日同盟的削弱和日本力量开始持续下降将造成长期的动荡和战略上的变化,并对两国利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日益衰弱的、缺乏影响力的日本将减弱华盛顿在亚洲事务上的影响力。

消除这个前景的最好办法就是政府把和日本的关系作为亚洲政策的首先要务,承认日本对同盟和东亚稳定的核心作用。但是,布什总统在迫切要求日本参与反控战争和支持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时,必须小心不能太规定严密了,在施加压力迫使东京在军事购置和部署方面做出决定时,有可能增加日本重新成为霸权的危险。与此同时,布什必须明确表示反对日本获得核武器或主要攻击能力如远程导弹或航空母舰。那样的话,将破坏地区稳定并最终对日本自身的安全利益造成危害。

最后,中国的安全焦虑应该给予重视。虽然古老的格言一山不容二虎在当今地球村时代不再是真理,各样的老虎都可以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但是友好的中日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的。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新型安全机制帮助管理和处理不可避免的麻烦和纠纷。美国的政策应该关注中国合理的安全担心,但是需要在对亚洲新兴力量的叩拜和没有必要的敌对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点。

译自:“The Schizophrenic Superpower”by Alan Dupont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ME2/dirmod.asp?sid=&nm=&type=Publishing&mod=Publications::Article&mid=1ABA92EFCD8348688A4EBEB3D69D33EF&tier=4&id=BCCA247035BF4F06978D1F6922E96ACB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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