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周厉王是一面镜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3-08-06 0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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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秋凉时节的一个夜晚,国都镐京城里出大事了。

  黑暗中,一群手持棍棒、农具的国人秘密集结,并扑向王宫—他们要向周厉王讨还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他欠下的血债。

  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周厉王下令调兵镇压。臣下两手一摊:我们周朝,寓兵于农,现在农人暴动,您能调谁来呢?

  厉王这才明白大祸临头,急急带着宫眷潜逃出城,到彘地(今山西霍州市东北)隐居起来。一代君王,下场狼狈。

  国人在王宫中遍寻厉王不着,混乱中有人说太子静在少召公家里躲藏,便云集至召公家门前,火光如昼。召公无奈,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充作太子静交出,国人杀之,令人叹息的悲 剧,止住了混乱的进一步扩大。

  事变只持续了一天,算是历史上最短暂的革命,却威力非凡—赶走了不可一世的国王。这以后的十几年,国家没有了国王,由贵族大臣会议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行政”时期。

  前828年,厉王死,谁继承王位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时,召公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并把在自己家中隐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静带到人们面前,告诉人们这个年轻人是谁,并提出由 他来继承王位。

  当年太子静年幼无知,暴政与他无关,经召公十四年的培养,静成长为学识颇丰的翩翩少年,于是贵族举手表决,拥立他做了国王,是为周宣王。

  宣王励精图治,恢复先王传统,广开言路,下情上达,并要求官吏在征收赋税时不得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史称“宣王中兴”。这些律令被郑重其事地刻在“毛公鼎”上。如今, 这座“镇国之宝”安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这个因财税争端引起的政治事变,史称“国人暴动”。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是“邑”。邑,国也,国人,就是邑内之人的统称。周王分封诸侯,新贵领同族人和分配的商族人同居领地。周人居邑中,称“国人”,商人居野,称 “野人”,就是居住在国都城内或近郊的士农工商人等的统称。

  国人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对邑共同体的事务有举足轻重影响,源于族群内部久远的民主习俗。

  《左传》里有不少“朝国人”的记载,即征询国人的意见。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曾朝国人议立新君,国人不同意,国也就让不成。宋景公时,六卿贵族和大尹争权,双 方诉之国人。因得罪国人而亡国的事例,此前也发生过,如闵公二年的“卫懿公好鹤”。

  国君和贵族了解国人的力量,对其惧让三分,并争取国人站在自己一方。晋惠公为得到国人的支持而“作爰田”;郑子产不毁乡校,也是为听取国人的舆论。

  尧舜禹时代,赋税已经产生,但并未像周厉王那样搞得民不聊生,而是用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当时最大的“国事”是治水、祭祀、御敌,都可属于“公共产品”。禹“卑宫室, 而尽力乎沟洫”,因为农业对于人来说是救命的需要。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相当平静而宽和的。《尚书》首篇即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那是一个让后人向往的太平世界 ,所以孔子才极力推崇那个时代。可惜,这种古代民主制未能延续,随着王权壮大,国人地盘日见缩小。成康以后,对国人的掠夺有加重的趋势。《诗经》里“苕之华,其叶青青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语,反映了下层国人生活困顿的情景。

  镐京附近的自然资源—山林川泽原属公有,任由国人开采享用,君主不得独占。这个世代绵延的传统,限制着君主的权力过分扩张,也补充了国人的生活来源。可是周天子却偏要 把事情做绝,连国人的最后的一点依靠也要剥夺。

  面对王室衰微的局面,周厉王不是设法革除弊政,而是取消传统习俗,行“国有垄断”,与民争利,至不许民得利,也就犯了“大忌”—国人不仅经济利益受损,政治权力亦同时 被削弱。

  国人权利被侵犯,一时间,宗庙广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要求国王取消专利政策。国人的批评激怒了厉王,找来卫国的巫师做“便衣警察”—谁背后谤王,格杀勿论。于是,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听不到批评声音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惊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厉王忘了,国人是不能这样毫无顾忌得罪的。

  周王既是国君,又是族长,遇事可以商量,也应该商量。像专利这类断别人生路的大事,如能听进异见,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国王铁了心,一意孤行。国人终于忍无可 忍,于是,本文开头一幕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兴替镜鉴

  

  国人权利,体现为一种基层社会的活力,它的存在形成了对王权的制衡。只要这种机制还在,王权的过分膨胀就能得到抑制,而这种权利机制被消弭时,专制就在眼前。

  “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下层民众的武装暴动。当年召公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丰碑上的一句名言,它昭示后人,统治者不管掌握了多大的 权力,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

  任何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健康的基层社会基因。当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自治的,邻居们能够为增加福利而彼此友善合作,社会就充满了活力;若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虚弱的,人们无权 管理自己的事务,而由远在天边的政府来代替自己作出决定,这个社会早晚会失去活力和动力。

  国人走上街头,本不是为了推翻国王,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却闹到人仰马翻的地步,证明财税本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权力的政治问题。在这场斗争中 ,国人终是胜利了,却也是最后一次胜利。秦以后显示力量的不再是国人,而是皇帝。民间维权的大幕被拉上,再无戏可演。

  共同体一旦丧失了处理自己事物的能力,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彼此之间的纽带和信赖也就跟着丧失了,冷漠与麻木,便充斥了国民的大脑。周厉王的恶劣之处就在这里 ,他是恶魔,更招引来更多的恶魔。

  潘恩把政府与社会分开来,告诉人们:权力必须分割,只有在民间保留有相当的权力,才有可能堵死政府向极权方向蜕变的可能性:“有权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是那些出钱的人 ,而不是那些花钱的人。”这里所说的“出钱的人”,就是纳税者,而“花钱的人”指的就是指政府。西方社会制度的演变,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当年的中国也曾走在这条路上 ,可惜半途而废。

  早期国家,其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财政就是为公共服务提供资源的,领导者无私利可言。今亦如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市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财税的本质就是 它的鲜明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如今人们苦心求索的,不过是回到两千八百年前而已。

  而把财税这等天大的事往小里说,把它们当成单纯的技术或工具来理解,却是如今一些专家、学者的本事。所谓财税本质之类的理论大问题,在他们的视野内,也就永远找不到北 在哪里。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周厉王就是一面镜子。可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有谁会愿意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呢?

  

  来源: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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