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历史上首个民主选出的总统穆尔西是否是军事政变赶下台的，这或许可以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导致穆尔西下台的6月30日示威乃是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是埃及革命第一阶段以失败告终的难以辩驳的证据。

政客、军人和法官组成的精英无法克服短视，为新共和国打下基础。强行撸下当选总统应该避免——自由主义反对派本可以要求政府做出让步直到合法选举（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从而缓和公众愤怒。表现好的话，他们本可以接着迫使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接受必要的妥协。

穆尔西下台的最危险后果在7月8日显露无疑。那一天，开罗安全部队朝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复职的成千上万支持者开了火，50多人被杀。如今，埃及人担心1992年阿尔及利亚或1999年巴基斯坦的局面重演——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队宣布选举无效并掀起血腥内战；而在1999年，穆沙拉夫将军领导了一场大受欢迎但马上成为遗憾的政变推翻了总理谢里夫。

埃及正处在2011年初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以来最动荡的时刻。但过去的错误也让埃及人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了解了成功转型到底需要什么。

第一次转型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合法性。制宪过程并未让各股政治势力团结在被共同接受的民主制度安排周围，而是最终让社会走向了极端，不同身份的人各自为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程序错误：与突尼斯不同，埃及在新宪法尚未产生前先选出了全面掌权的总统。

结果是，穆尔西的激励变成了巩固权力，而不是起草包容性宪法；在全民公投中，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宪法草案获得了64%的选民支持，但投票比例只有33%。反对派也有责任；他们拒绝与穆兄会合作，寄希望于政治孤立和经济失败终会削弱它们的对手。

第二次革命凸显出，在埃及多元化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接受这一非包容性过程。走上街头要求重修宪法的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世俗自由主义埃及人，他们的动机不仅有政治和经济不平，也包括对自由和包容的诉求（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桀骜不驯的中产阶层别无二致）。

新转型过程必须强调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进步取决于三大因素。首先，埃及需要被广泛接受的宪法和政治路线图。新转型过程必须强调共识，可以将“无征服，亦无被征服”作为指导原则。宪法的修订必须包括公共争论，由此产生的宪法文本必须在全民公投中得到绝对多数支持。

确保伊斯兰团体也被纳入政治进程是进步的前提。在穆巴拉克时期开始进入议会竞争时，埃及穆斯林用暴力斗争交换温和和参与。最近的事件威胁着这一历史转变。除非穆斯林被永久纳入政治领域，否则政治伊斯兰将在未来以更暴力的形式回归。

其次，埃及新领导人将必须采取不受欢迎的旨在重振萎靡经济的措施。这要求向公众解释埃及所面临的真正的经济挑战。新政府需要说服中产阶级接受目前占公共开支30%的能源补贴的削减，并确保更好的竞争监管和信用民主化。新政府需要保护穷人，向穷人提供保障和更广的国家服务，并让他们相信改革会让他们过得更好。

最后，“街头”必须保持向政客施压，以确保转型能带来主要政党能够存在的政治和解。如今，街头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反抗”（Tamarod，通过征集数百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提前进行总统选举而引发最近的示威草根运动）迫使四分五裂的自由主义政党变得更具纪律性。尽管穆尔西的支持者也表现出了韧性，但对其他宗教政党支持的日益增加反映出即使是穆斯林也对穆兄会的表现不太满意。

成功需要对话和妥协。过渡总统曼苏尔（Adli Mansour）所公布的路线图顺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首先是宪法，然后是议会，最后是总统。过渡总理、著名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和外交家贝巴拉维（Hazem El-Beblawi），既是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也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最高当局艾兹哈尔清真寺（Al-Azhar Mosque）学人子弟。他是领导最后技术官僚内阁的理想人选。

曼苏尔和贝巴拉维可以克服短期诱惑，因为他们不参与即将到来的选战。与此同时，军队应该因其最近的错误而受罚，保持低调。

埃及的民主转型仍然可能成功。但迈向包容、持久制度的进步要求埃及人汲取过去两年半中所犯下的主要错误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