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埃及现代化历经200余年曲折演进，呈现从自主探索到外部依附、“由实而虚”的阶段性特征。埃及现代化萌生于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受欧洲列强外部干预与压制而被迫中断，1882～1952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埃及现代化呈现畸形发展态势。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扭转纳赛尔自主现代化路径，造成埃及工业化“由实而虚”，本土工业化进程陷入停滞乃至倒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在分配逻辑，让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底层群体规模持续扩张，深刻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埃及现代化演进历程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自主探索道路，坚守工业化重要地位与民生导向，方可实现自主且可持续的现代化。
究其本质，现代化是依靠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现代社会建构，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数智文明的转型，旨在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然而，与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军事侵略和殖民掠夺之上相反，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埃及现代化的发端本身即是对西方侵略和殖民统治挑战的被动回应，且长期遭到殖民主义的压制。1952年独立建国后，埃及在纳赛尔执政时期（1954～1970年）开启自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但进入萨达特—穆巴拉克执政时期（1970～2011年），埃及逐渐陷入新自由主义泥淖，丧失来之不易的现代化主动权，偏离以工业化为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国家现代化由此陷入阻滞。从长时段看，埃及现代化面临工业化失败和两极分化严重两大问题，对其现代化实践带来的经验教训，令人深思。
埃及现代化的萌生与畸形发展（1798～1952年）
埃及现代化发轫于应对西方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时代挑战中，长期遭受挫折。在抵抗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埃及民族主义孕育，民族国家构建启动，现代化探索随之起步。埃及现代化萌生于穆罕默德·阿里的自强革新运动（约1810～1840年），即自上而下效仿西方的改革，但此后埃及逐步受制于西方资本渗透，现代化发展丧失自主空间，至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82～1952年）陷入畸形发展状态。
1798～1801年，法国对埃及实施军事入侵与殖民占领，催生埃及早期民族主义，为埃及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开启与现代化的发轫奠定基础。面对法国的侵略，奥斯曼帝国当局不战而退，埃及马穆鲁克政府不堪一击，唯有埃及人民勇敢抵抗装备先进的法国侵略军，承担起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责任。不只是开罗，偏僻的农村地区农民和上埃及城市的人民也不怕牺牲，奋勇抵抗侵略，埃及民族主义精神随之产生。相关史料记载：“这是民族觉醒，埃及人民感受到肩上的责任与光荣，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命令，大无畏地奔赴战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全体埃及人民抗议（法国侵略）对祖国尊严的践踏。”
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1805～1849年）开启的埃及近代中兴局面虽然时间短暂，却有效提振了埃及民众的民族认同与主体意识，初步启动国家治理层面的埃及化转型进程。在这一改革与发展时期，埃及安全繁荣、文化昌明，去奥斯曼化和埃及化变革，成为助力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动力。正是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阶段，埃及人（特指埃及本土的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有别于外来的统治阶层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开始担任国家机关低级职务，由此启动国家机关的埃及化进程。同时，埃及推行面向本土民众的大规模征兵，既打开了埃及农民的眼界，又开启了军队的埃及化进程。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决心使埃及独立于奥斯曼帝国，首次任命本土埃及人担任吉萨省长，以阿拉伯语代替土耳其语的埃及官方语言地位，放开本土埃及人的军官任职权限，培育出第一批本土军官阶层。而在此之前，埃及行政职位和军官职务长期由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垄断。上述本土化改革举措，均有助于埃及民族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构建。
为富国强兵，穆罕默德·阿里通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体系，发展新式教育，开启埃及自上而下的自主摸索现代化进程。作为军旅出身的强势执政者，阿里在抵抗法国和英国入侵中，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制度文明，其在1810年巩固统治后，推行全方位改革，力图构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阿里进行土地制度和农业体系革新，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引进、发展和出口长绒棉，通过农业资源整合和商业垄断的资本积累模式，扶持近代机器工业发展，建设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文教领域，建立和发展不同于传统宗教教育的世俗化新式教育体系，适配国家改革建设的人才刚需，培养出一批接触欧洲先进科技与人文主义，尤其是吸纳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精英，推动埃及近代新文化体系的萌生与发展。具体而言，在埃及建立新式学校，如工程学校、炮兵学校等，创办世俗小学和中学；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开办语言院校，培养翻译人才，把大批西文图书翻译成阿拉伯文。1844～1849年，埃及在巴黎创办一所由法国陆军部管理的学校，在欧洲培养埃及新型人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后即位的埃及赫底威伊斯梅尔。
伴随系统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埃及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并开启对外军事拓展进程，一度重塑区域影响力、彰显近代埃及的发展势能。这一时期，埃及向南出征苏丹，势力远达埃塞俄比亚；向东进军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向北镇压希腊独立运动，且多次与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爆发军事冲突。埃及的中兴与强大，阻挡了欧洲列强殖民亚洲的道路，1840年《伦敦条约》的签署，强行遏制了埃及的崛起态势与自主现代化进程，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抑郁而终，埃及的自主现代化探索随之落幕。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如阿巴斯一世（1849～1853年在位）等因忌惮欧洲列强的威势而消沉，现代化建设基本陷入停滞；多数继任统治者推崇西方发展模式，执政期间奢靡开支激增、财政透支严重，大举外债，为国家债务危机埋下隐患。伊斯梅尔（1863～1879年在位）执政时期极力推动国家欧化转型，宣称“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了”。他表面上主动开放，推进现代化，譬如修建苏伊士运河，恢复民族工业和新式教育，重新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举债式现代化使埃及逐渐陷入欧洲构建的债务陷阱，为英国侵略和殖民埃及提供了借口。
1882年，为保障英帝国通达印度的交通线，并为向非洲内陆扩张提供前进基地，英国违背其于当年6月25日与法、德、俄、意签署的“不寻求占领埃及任何领土”的《公正文件》相关约定，悍然侵略、占领和殖民埃及。尽管1919年埃及民族革命极大地冲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1922年英国被迫单方面发表《二二八声明》，承认埃及名义上独立，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实际上延续到1952年七月革命。长期殖民统治中断了埃及自主现代化进程，造成埃及现代化畸形发展。
英国殖民统治彻底剥夺了埃及的现代化发展主动权，对埃及现代化造成深远负面影响。英国以学术话语形式，大肆宣扬埃及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例如，称其缺乏燃料、资金和技术，不宜发展工业。并刻意夸大埃及发展棉花产业的优势，进行政策倾斜，大兴水利工程以扩大棉花灌溉面积，加强服务棉花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做法加剧了埃及单一经济畸形发展的模式。数据显示，1880～1884年，棉花出口占埃及总出口额的75%，1910～1913年上升到92%，埃及被牢牢地锚定在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形成至今难以摆脱的“依附结构”。棉花种植挤占粮食种植耕地，埃及从世界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贻害至今。
英国殖民统治阻碍埃及宪政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进程。1882年2月7日，埃及颁布旨在确立代议制的《基本法》，这一宪政改革方案因英国殖民干预最终未能落地实施。1883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组织法》，相较于此前宪政框架出现明显倒退：新法剥夺本土代议机关的立法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英国驻埃及代表手中。根据1913年颁布的《组织法》，立法会议依然是政治咨询机构，没有最低限度的立法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殖民当局就无限期推迟立法会议，本土代议政治体系陷入停滞。英国幕后操纵制定的《1923年宪法》，载明人民主权原则，形式上完善了埃及民主宪政框架，看似推进了埃及民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但该宪法构建的国王主导型权力结构，本质上仍以服务英国殖民利益为依归。1923～1952年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王室与华夫脱党形成长期权力博弈格局，宪法危机不断，政治动乱频仍。鉴于党争误国的历史教训，1953年纳赛尔政权宣布解散所有旧政党，重构国家政治治理体系。
纳赛尔时期埃及自主现代化探索（1952～1970年）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腐朽统治，终结英国殖民统治，完成独立建国历史使命。七月革命的成功，使埃及人民夺回事实上丧失百余年的现代化主动权，为埃及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推进纳赛尔现代化战略创造了政治前提。
纳赛尔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辗转流离的生活经历，使其体察埃及民众生活的艰辛与社会疾苦。中学阶段，纳赛尔已参与组织抗议英国殖民压榨和法鲁克王朝腐朽统治的游行示威。1937年，纳赛尔进入开罗军事学院，开始漫长的军旅生涯。他组建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实现埃及独立，1953年废除君主制，建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执政之后，纳赛尔以自主重塑国家现代化道路为目标，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纳赛尔现代化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经济现代化，二是以“融合阶级差别”、缓和两极分化为目标的纳赛尔式社会主义政策。
农业作为埃及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独立的支柱，农业现代化也是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农业发展可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资金，并释放工业化所必需的劳动力。因此，进行土地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成为纳赛尔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经过1952年、1961年和1969年三次土地改革，地主及其子女占地的最高限额从150费丹（1费丹约合6.3市亩）逐步下调到50费丹。与此同时，纳赛尔政府无偿没收法鲁克王室约17万费丹土地，以及私有宗教田产和公共宗教田产。埃及土地占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对于独立初期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通过国有化把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实现经济独立，是自主推进工业化的前提。埃及建国初期，纳赛尔政府对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持开放包容态度，并未大规模没收外国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期望通过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事与愿违，外资和私有资本普遍持观望保守姿态，投资意愿不足。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加快了埃及国有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埃及正式开启社会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国有化运动进入高潮。除了声名远扬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埃及的银行和保险业也全部收归国有。到1963年，进出口贸易、建筑、交通运输、矿业、航运、制药以及重化工业均完成国有化。埃及公有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52年的13%，上升到1973年的40%左右。公有部门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率，在1964年就达到64%，占10人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90%，其工人占全国工人的一半。国有化和公有部门的发展，为纳赛尔政权集中资源、大力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为加快推进工业化，纳赛尔政府引入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1957年，埃及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启动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规划投资规模达3.3亿埃镑，这一计划虽仅执行3年，但依托政府重点扶持，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1960年，埃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提出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并据此编制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60～1965年），预计向工业部门投资4.447亿埃镑，向农业部门投资3.83亿埃镑。其中，石油、化工和医药等为重点投资行业。1966年，埃及政府再度制定七年规划，以加快工农业发展。然而，受1967年“六五战争”冲击，国内经济建设秩序被彻底打乱，七年规划最终未能落地实施。
为缓解两极分化，优化社会结构，纳赛尔推行“劫富济贫”式社会主义政策，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构成该政策的两大支柱。在农村，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农民直接受益，限制地租亦然。《土地租赁法》规定地租为地税的7倍，并保障租地农民的永租权，佃农由此实质上成为土地占有者。土地改革后，平均地租较土改前减少1／3至3／5，按分成制租地的佃农则可以得到收成的一半。此外，政策规定雇农最低工资，允许雇农成立农会以保障自身权益。在城市，实行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对燃料、食品、电力和自来水进行补贴，保障城市中低阶层的生活；规定工人最低工资，限制最高工时，实行义务社会保险制；限制房主租金，且租金长期保持不变，有力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新建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和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社会平等。此外，诸如累进所得税的政策亦直接而有效地抑制大资本，发挥“劫富”效果。政府规定每人担任一个职位，不得兼职，公司经理和董事年薪不得超过5000埃镑。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度，对年薪超过10000埃镑者，超额部分税率高达90%。
总体上看，纳赛尔自主现代化战略取得基本成功，埃及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工业化有力推进。尽管受到1956年和1967年两场大规模阿以战争的严重冲击，且经济计划过于冒进，埃及经济增长呈现上下波动，但是依然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1952～1966年，国内生产总值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6.12%。埃及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从1952年的31%下降到1970年的28%，同期工业占比则大幅提升，从9%上升到22%。与此同时，纳赛尔“劫富济贫”政策，触及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根本利益，引发这一群体的不满与抵触。他们利用埃及在“六五战争”中的失败，对纳赛尔展开全面抨击。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纳赛尔于1968年发表“三三〇”声明，明确宪法保护私有部门，停止“社会主义革命”，释放政治犯，酝酿取消监管法。1970年9月，纳赛尔因病逝世，持同情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立场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接掌埃及政权，实施“开放政策”，彻底扭转纳赛尔时期的自主现代化发展路径。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持续深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最终挫败了埃及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挫败埃及现代化（1970～2011年）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否定与修正，体现发展思路从强势国家干预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向。新自由主义神化自由市场，将自由市场视为国家治理的原则：“国家受市场的监督而不是市场受国家的监督”“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全面行使政治权力”，并主张社会政策私有化。西方把这套用于“医治”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更高阶段“富贵病”的新自由主义，强加给处于现代化早期的全球南方国家，埃及便是深受其消极影响的国家之一。
新自由主义蔓延到埃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利用埃及的战后经济困难，尤其是外债危机的现实契机，主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威逼利诱，推动埃及实施多轮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外部干预，埃及国内政治结构变动的影响更为关键。作为前线国家和战争主力，埃及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三次阿以战争中，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干扰。1967年“六五战争”的惨败，使埃及国土主权与国家实力遭受重创，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纳赛尔政治威望下降，曾在纳赛尔式社会主义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乘机反攻倒算。萨达特总统（1970～1981年在任）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全盘否定纳赛尔式社会主义：“20世纪60年代我们进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百分之百的失败。任何人书写这段历史都会说60年代无非是战败和痛苦的年代。”萨达特政府扭转自主现代化战略，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拍即合。
萨达特出身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军官”和七月革命功臣，也是纳赛尔的亲密同僚和早期政治支持者。1952年7月23日深夜，萨达特受命在电台宣读声明，正式宣告革命成功。然而，萨达特主政后全盘否定纳赛尔内政外交和现代化战略，系统性调整纳赛尔“劫富济贫”、扶助中下层民众的政策措施，如实行向私人归还国有化的资产，把因政治原因被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等。萨达特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阿拉伯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发展私有部门，通过私有化压缩公有部门发展空间。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有利于激活市场活力，提振经济增长动能，实则为国内外大资本扩张提供了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与监督，国内外资本投机性极强，集中投资周期短、回报快的服务业和石油业，以攫取高额利润。更关键的是，这一发展模式使埃及再度丧失现代化发展主导权，埃及现代化再次陷入对外依附、随波逐流的境地。
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1981～2011年在任）同样出身小资产阶级，具备深厚军事素养，于萨达特遇刺后接续执掌埃及政权。执政初期，他力图总结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时埃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探索适合埃及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并未贸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穆巴拉克顶住西方的强大压力，断然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7年改革方案。1991年，埃及外债高达461亿美元，在此背景下，西方和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以减免外债“诱之以利”，促使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开启穆巴拉克执政30年间第一轮大规模新自由主义改革。此轮改革，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总目标，以消除宏观经济失衡的稳定计划为先导，以市场自由化和公有部门企业私有化为核心，确立了埃及全面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改革以稳定计划为主要导向，结构调整尤其是私有化进展较为缓慢。A.M.奥贝德1999～2004年担任埃及总理期间，改革势头趋缓，主要进行机构改革。
2004～2011年，艾哈迈德·纳齐夫担任埃及总理，开启穆巴拉克时期第二轮大规模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宏观经济方面，纳齐夫主要进行税制和税收改革（如2005年将企业增值税由40%下调至20%）、汇率和银行制度改革；注重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推动外贸自由化；持续降低进口商品关税，2004～2011年间埃及平均关税率从17.53%下降到10.28%；简化海关审批流程，将原有的26项审批事项减少到5项，并取消服务费和进口附加费。私有化是纳齐夫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银行、电信、石油等敏感行业在此期间均先后完成私有化。私有化的加速推进，体现出穆巴拉克政权经济政策进一步向西方垄断资本和国内大资本倾斜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穆巴拉克长子加麦尔·穆巴拉克在政治领域迅速崛起，埃及“新自由主义帮”直接执政，推动埃及政商关系走向一体化，双方利益高度捆绑。加麦尔是伦敦银行家，领导一批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密切合作的埃及精英，将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向高潮，埃及现代化进一步遭到挫败，并造成穆巴拉克政权垮台。
埃及现代化的两大问题
从表面上看，现代化似乎是生产力问题，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升级。然而，现代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生产关系的变革：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扩大中间层占比，构建社会结构合理、社会公正和谐的现代丰裕社会。纵览埃及20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埃及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和以共同富裕为本旨的生产关系变革的两个方面，均长期处于严重困境，这是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埃及现代化遭到挫败的主要原因。
工业化发展受阻，现代化生产力根基崩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是近500年西方崛起的物质基础和直接动因。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依托长期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完成原始积累。与之相反，埃及现代化在抵抗西方侵略中艰难萌生，遭到殖民主义的强行打压，工业化进程极为艰难。19世纪上半期，穆罕默德·阿里维新图强，发展近代机器工业，推动埃及较早实现工业化萌芽。然而，西方通过军事威慑与外部干预，遏制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态势，致使刚刚起步的首轮埃及工业化探索被迫中断。19世纪中期尤其是伊斯梅尔执政时期，埃及通过大举外债，推动民族工业有所恢复，但欧洲精心构建的外债陷阱，使其干涉埃及内政有了借口，最终致使埃及于1882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殖民统治虽在表面上促进了埃及现代化，如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兴起、产业和社会结构调整，但其始终以遏制埃及工业化为目标和方针政策。1837年，英国殖民者约翰·鲍林赴埃及开展经济调研，提出的“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的论断，直观暴露出英国遏制埃及工业自主发展的殖民意图。英国首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克罗默（1883～1907年在任）长期推行打压埃及民族工业的施政导向，其在《1891年度报告》中宣称，“任何鼓励和保护埃及棉纺织工业发展的做法，对埃及和英国的利益来说，都将是有害的”。为遏制本土纺织产业成长，克罗默对埃及棉纺厂强征8%的营业税，直接造成埃及棉纺厂批量倒闭，对此，《剑桥埃及史》予以客观佐证：“英国人采取行动，阻止当地纺织业的发展，使其无法与英国本土制造商竞争。”基于这一时期工业发展史实，罗斯坦的评价具备充分合理性：“英国人在埃及统治的28年中非但没有建立任何民族工业，反而消灭了一切能使工业取得某些进步的可能性”，“在工业方面，克罗默勋爵的所作所为仅限于破坏”。
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以健全国民经济体系、加速推进工业化为发展目标，号召“生产从针尖到火箭的一切产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维持在25%左右。在“一五”计划期间（1960～1965年），埃及农业与工业投资比重基本持平，分别占总投资的23.4%和26.6%，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最多。这一阶段埃及制造业实现高速发展，1954～1970年间制造业就业增长130%，1970年制造业出口额达1953年的7倍。总体上看，纳赛尔的工业化战略获得阶段性成功，夯实了埃及现代工业的根基，其中，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钢铁工业和阿斯旺高坝的建设，对埃及国民经济自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萨达特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很快终结了纳赛尔时期工业化的“黄金岁月”。萨达特时期，得益于1973年十月战争后的石油繁荣与地租性收入的大幅增长，埃及经济实现高速增长，1975～1985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5%，但工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倒退态势，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73年的19%下降到1978年的14.9%。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力图汲取萨达特时期埃及工业化倒退的教训，呼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并制定系列扶持工业的政策。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下，这些政策没能扭转埃及工业化“由实而虚”的势头。1959／1960～1975年，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0.5%。此后，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在20%以下徘徊，到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5.8%。将埃及与同期土耳其进行对比，可清晰看到埃及工业化转型的失败困境。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能力和出口结构基本相近，1977年两国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均为25%。到2003年，土耳其工业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85%，而埃及仅占39%。
分配结构失衡，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质上是西方垄断资本与埃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埃及中下层民众进行的赤裸裸的剥夺。首先，1992年第96号法显著损害农村底层群体的利益，呈现“劫贫济富”的特征，加剧农村两极分化。该法案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议会辩论后，于1992年6月由埃及人民议会通过，其出台无视广大穷苦农民的反对呼声。法案以耕地租赁权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名义，以市场供求法则为托词，废除纳赛尔时期对地租的行政控制和佃农对租赁耕地的实际占有权。根据法案规定，在1992～1997年政策过渡期结束后，佃农可以继续租赁地主的耕地，但是地租从地税的7倍大幅上调至22倍。1997年10月，所有租地合同到期，国家不再管制地租，地租定价交由地主与佃农自主协商，同时赋予地主租赁期满后自由更换承租主体的权利。
损害农村底层群体权益的第96号法引起埃及社会的广泛抵制，围绕这部法律的政治斗争持续激化。在法案辩论期间，农村暴力事件、袭击地主和游行示威增加，埃及社会动荡不安。1997年5月，农民活跃人士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发起大规模抗议集会。尽管面临强烈的社会舆论与基层抗争压力，埃及当局依旧推进法案落地。该制度改革使大量底层农民权益受损、生存空间被压缩，被迫向城市流动谋求生计，却又遭遇城市公有部门企业私有化下失业潮的冲击。
其次，私有化加剧城市人口两极分化。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又称“结构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埃及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直接政策工具和长期过程，其既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点环节，也是清算纳赛尔式社会主义的关键措施。萨达特时期初步启动的私有化，在穆巴拉克时期呈滚雪球的方式加速推进。20世纪90年代，埃及开始启动大规模私有化，但遭遇政治阻力，进展缓慢。2004～2011年纳齐夫担任总理期间，埃及私有化进入高潮，282家公有制企业完成私有化，其中包括出售埃及第四大银行亚历山大银行4／5的股份、埃及电信1／5的股份。
穆巴拉克执政末期，私有化改革进入激进推进阶段，在城市地区造成双重负面冲击。一是埃及私有部门两极分化，大型私有企业快速扩张，中小型私有企业遭到打压。依托政商关联优势，大型私企逐步垄断市场，而雇员5～9人的小型私企和雇员10～99人中型私企，因同时受到大型私企、公有制企业和外国资本的三重挤压而陷入窘境，难以承接由于私有化和第96号法而失业的大量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雇员5人以下的非正规部门无序扩张，成为吸纳失业人员的主要载体和底层贫困群体的聚集地。二是城市失业人员和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失地、贫困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极高，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与两极对立。
埃及工业化的失败，以及新自由主义系列“劫贫济富”式改革措施，彻底扭转了纳赛尔时期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结构趋于均衡的发展态势。一般而言，中间层占比50%以上的社会结构比较合理，是基本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据研究，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严重失衡特征，顶层占比约1%，中上层占比约10%，中间层仅占19%，中下层约30%，底层占比高达40%。表面上看，似乎比纳赛尔时期上层占比约20%，中下层占比约80%的二元结构有所优化。实际上，埃及社会始终缺乏稳固的中间阶层支撑，且在社会流动中仍面临向下流动的结构性风险。中下层和底层群体共占总人口的70%，构成埃及社会的贫困群体。综上可知，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剥夺埃及人民权益，加剧两极分化，不仅挫败了埃及现代化，也最终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深层诱因。
结论与启示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内外条件、道路模式各不相同。总览埃及200余年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受制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长期缺失现代化主动权，是其现代化挫败的根本原因；工业化失败是现代化挫败的直接原因；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权服务于西方垄断资本、埃及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全然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则是其现代化挫败的主要原因。
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本国人民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民意和时代发展趋势的现代化道路，是保障现代化进程可持续推进、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从19世纪后期到1952年独立建国，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现代化因长期掌握在殖民势力的手中而随波逐流，现代化畸形发展。在有形的殖民统治终结后不久，以新自由主义为载体的无形的殖民主义再度介入，再次剥夺埃及人民现代化自主权。由西方国家及其垄断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公司幕后操控的新自由主义，服务于西方资本的扩张利益，难以适配埃及本土的发展基础与社会诉求。指望新自由主义推动埃及现代化，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证明，只有埃及人民才能创造埃及历史，只有埃及人民才能开创埃及特色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既是现代化和产业升级的火车头，又是创造优质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优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埃及工业化萌芽于19世纪上半叶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但遭到欧洲列强的强行扼杀。19世纪中后期埃及大举外债，工业化似乎有所恢复，却因陷入欧洲外债陷阱而失去国家主权。英国70年的殖民统治，以宗主国根本利益为依归，埃及工业化遭到赤裸裸的扼杀。埃及开国领袖纳赛尔艰难探索并开启的自主工业化，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中逐步消解、彻底中断。新自由主义转型下的发展路径偏差，直接造成埃及工业化失败。一是浇灭了埃及经济腾飞梦，1965～201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4.9%；二是产业结构原地徘徊，优质就业岗位供给严重不足，中间层占比超过50%的现代化良性社会结构成为难以实现的发展愿景。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是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健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从历史角度看，欧美掠夺式现代化，通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形无形地压榨和剥削全球南方国家，培育国内“工人贵族”、建设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这条路，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实际上，广大人民的福祉、自由和全面解放，才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可持续发展看，埃及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服务于西方垄断资本和埃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赤裸裸地剥夺广大民众，造成不可承受的双重后果：两极分化和人民的普遍贫困，对国内资本积累和市场深化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削弱现代化内生动力；遭到剥夺的民众举旗反抗，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
可喜的是，阿卜杜勒·法特赫·塞西执政以来，重新确立自主发展的现代化导向，聚焦国内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致力于重塑埃及现代化发展体系、改善民生福祉，回应民众对体面生活与国家发展的现实诉求。例如，非正规部门是埃及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载体，数十年来，创业难、融资难和运营难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埃及将非正规部门规范化发展纳入《埃及2030愿景》，切实解决非正规部门面临的发展困境，促进非正规部门升级为正规私有企业，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导向，体现出塞西政府的现代化战略立足本土发展实际、以民生改善为核心的发展特质，为埃及现代化良性发展的实现规划蓝图。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合作、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平台，以及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项目，都将直接助力埃及现代化更好发展。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亚洲史、非洲史，主要著作有《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