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韵:姐姐眼里的王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 次 更新时间:2013-07-17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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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韵  

因组稿或请教,常去王元化先生借住的市府招待所--庆余别墅。但见里外两间房,里间是元化先生的卧室,外间就是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所在。室内陈设简洁:一张写字台,几把靠背圈椅,另有一个小小的文件柜。写字台上摆着元化先生父亲王芳荃(维周)和母亲桂月华的照片。另则是元化先生和妻子张可的一张合影。壁上悬挂着王老先生手书的条幅。房间虽不大,经常高朋满座,海内外来沪的学者,不少人在这里留下足迹。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间常见一位神清气朗气质不俗,衣着整洁颇有品位的白发老人,默默地坐在一边,静听元化先生与友人天马行空般地交谈。她,就是元化先生与之相处了一辈子、患难与共的三姐桂碧清。作为晚辈,我们用上海话称呼她为孃孃(姑姑),她总是微笑颔首。

碧清孃孃年逾九旬,从母亲姓桂。元化先生离世后,她一度健康欠佳,我去看望过她。问起何以从母姓?她解释说,她的三姨桂德华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回国后就在圣约翰等大学教外国文学,一生未婚。母亲怀她时,上面已有两个姐姐。三姨很羡慕,就与母亲商定,如果再生女儿,就过继给她。就这样,碧清孃孃出世后就姓桂。她告诉我,三姨丰富的中西学养,特别是酷爱文学,给元化以很大影响。可惜三姨早逝。长期以来,碧清孃孃与父母弟弟同住。元化先生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她终生未婚,就以照料这个家庭为己任。

谈起元化先生--她唯一的、挚爱的弟弟,碧清孃孃眼里泪光盈盈。她说,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燃起,全家从北京避难到上海。元化时年十七岁,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斗争,家里人并不知情。当年父亲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等学府执教,薪酬颇丰,积蓄了一笔钱准备送元化去美国留学,他执意不肯。一九三九年国军撤退,上海成了“孤岛”,父亲带了大姐、二姐去了内地,母亲、弟弟、小妹和我留在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租界,上海陷入黑暗,钱币一再贬值,家庭经济出现危机,不得不动用那笔为元化留学储备的存款,勉强度日。维持了一段时期,家里经济更见窘迫,我们姐弟四处找工作,挣钱糊口,每天只能吃两顿,直至抗战胜利生活都未改善。记得当年我除了在中西女中办附属幼儿园,从事幼儿教育外,还利用暑假在家编草帽加工出售,贴补家用。元化与满涛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由此结识了满涛的妹妹张可,两人由志趣相投而互相爱慕。张可常来我家帮我一起在草帽上画花,完工后我骑自行车去一些摊点出售,收入低且不稳定。元化的朋友黄明(后来知道他是元化所属的地下党文委的领导)知道我家的困境,设法联系当时上海的四大公司,在其中增设草帽销售点,情况有所改善。结账时我们要元化去收钱,他总是不肯,不愿沾光,常常是黄明收了钱送到我家。收入虽不多,但应付日常柴米油盐、买大饼油条之类的开销,还是有所补益的。就这样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

喝了一口水,碧清孃孃接着说:“元化当时也兼过一些教职,但他的工作取决于秘密斗争的需要,不稳定。我们从他飘忽不定的行踪中,意识到他干的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危险事儿,常为他担惊受怕,但知道他是为正义而斗争,所以并不反对,有时还帮他掩护同伴。从八年抗战到胜利到解放的那段生活,至今回忆起来犹感到辛酸。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本以为元化可以平平安安地工作了,想不到等待他的是更为艰辛坎坷的命运,而且长达二十多年。”

众所周知,元化先生命运的转折点是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运动”时。此前他在筹备新文艺出版社时,举荐过后来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又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稿。不料“批判胡风运动”开始,他就被停职交待。一九五五年五月关于胡风的第一二批材料相继公布,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宣布隔离审查,其时对他反复审问,他始终认为张中晓是个纯朴青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当时上海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对他说,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他出去。他硬是不承认。于是就以他态度不好为由,将他关押起来。

提起这段往事,碧清孃孃说,元化从小脾气就倔,不肯说假话,不愿说违心的话,对他不认同的事决不低头,他的这个态度我们并不意外。只是他被关押后,与家人失去联系,我们不知他关在哪里,日夜为他担心,直到一九五七年初,母亲家搬到香山路,偶然有一天从住处的窗口发现对面一幢洋房的院子里,元化在独自行走,大冷天只穿了一条单裤,当时就怀疑他精神异常。这一年的二月,隔离审查结束,元化被批准到华东医院治疗,这才证实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引发了他的精神疾病。经过治疗,恢复了正常生活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不过他的审查结论却一直拖着,到了一九五九年才下达。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一九六○年他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样的结论,在元化先生的人生道路上,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元化先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在他备受屈辱的日子里,父母、妻子、姐姐给他的温暖和关爱,给他的慰藉,促使他挺起胸来承受命运的不公,他受伤的心灵逐渐得到愈合。谈起这个家,碧清孃孃首先介绍了母亲。

元化先生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笃信基督教。外祖父桂美鹏,曾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攻读,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四姨后来嫁给闻一多的堂兄闻亦传,女儿闻玉梅是知名的生物学家,在肝病成因研究上有突破;舅舅的儿子是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两人均为中科院院士。母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睿智、能干、坚韧,善于治家,从不向命运低头,对元化的处境十分理解。她是元化在漫长的不幸岁月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元化事母甚孝,长期与母亲住在一起,与张可结婚后才租房另住。但是,只要他人在上海,每天总要到母亲寓所问安。母亲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元化的结论下来后她的内心始终不平。一九七五年父亲去世,她更为儿子的遭际放心不下。一九七九年她已九十三岁高龄,亲自动笔写信给周扬,为儿子的冤案申诉,要求平反。据说周扬读了这封信后改变态度,同意元化平反。这年的十一月,元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代表团团长、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陈沂向他宣布了平反通知。

碧清孃孃满怀感情地继续说:“生活中的母亲为人大气,律己严、待人宽,十分疼爱子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凡家中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子女吃,肉票、糖票之类都用来款待别人。一九八六年她以百岁高龄辞世。一九九四年初,我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清出母亲当年写给周扬信件的草稿,就交给元化保存。他读信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元化先生的妻子张可温良、谦和、宽容,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扬她的人品和才貌。提起这位弟媳,碧清孃孃赞不绝口。她说,自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母亲主持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著名的教堂慕尔堂举行婚礼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伉俪情深,从未吵过架,至多由于性格差异,在教育儿子上张可是慈母,元化是严父,偶而会发生一些小争执。元化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带给张可不少灾难。特别是“文革”期间,元化第二次被关押。时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张可也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高血压昏倒也不许治疗。张可始终没有怨言,对待元化总是和颜悦色。元化被关押时,分文无收,她用自己的薪金维持家庭,照料儿子。长期压抑的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发中风,昏迷七天不醒,送医院治疗后虽然病情有所缓解,恢复知觉,但严重的后遗症使她不仅损伤肢体而且不能再用脑,丧失了工作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元化能熬过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般的岁月,张可的理解和关怀可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碧清孃孃又说,正因为如此,元化对张可的真情更日益加深。张可行动不便,元化总是设法让她多参加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活动。出差或外出旅游只要有可能,他就要设法推着轮椅带张可一起去。家里地方小,条件差,为方便写作及会客,他近年借住在庆余别墅。这里沐浴条件好,全天有热水供应。他让服侍张可的阿姨天天送她来泡温热水浴,借以活络她的血脉,清洁皮肤,防止因长期卧床而生褥疮。张可骨折住院期间,元化每天上午放弃写作会客,去医院陪伴。他用真情温暖张可的心,直至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元化先生的一生中,碧清孃孃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亲属。母亲去世后,碧清孃孃一直把照顾元化一家看做是自己的份内事。近年来,特别是二○○六年八月张可先生离世后,元化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碧清孃孃既心痛,又无奈。她总是想方设法改善他的生活。她说,其实,在性格上我与元化不尽相同。我自小分担家庭经济,懂得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实际,比较节俭。而元化则比较豪爽,不拘小节。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家中经济最困难时,有一只盛满较好衣物的皮箱放在元化住的亭子间里,后来忽然不见了。我与母亲怀疑被人给偷走了,一问元化,他说送人了。对于财物他总是落落大方,家里有好东西他总要送给一些他认为需要的人。他送人东西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年他住到庆余别墅以后仍如此,凡人家送他的较为珍贵的补品如冬虫夏草、燕窝、人参等等,他转眼就送给别人。而对他自己不喜欢吃的巧克力、西点等等,则留下给自己人。他一生真正向往并追求的,是读书,是学术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文研所工作时,头上还有一顶“帽子”压着,他却把注意力转到读书研究上,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文革”中手稿被抄走,“文革”结束后,他找到了原稿,十分高兴,立即着手整理。张可中风昏迷住院期间,他陪伴在侧,不得不中断了这项工作。等到张可病情好转,恢复知觉后,他又急不可待地继续整理。就在华东医院张可住的病房阳台上,他全神贯注地做他的研究,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张可同室的病友见状,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他是个“傻子”。

碧清孃孃认为,元化先生本质上是个书生,不是当官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当了两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心情并不轻松愉快。此前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时,他参与起草周扬的一个讲话稿,其中关于对人道主义和共同人性的肯定,受到胡乔木严加指责。不久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上面曾派人来调查元化参与起草讲话稿的事。碧清孃孃说,卸任后,元化一头钻进书斋,开始他对人生的反思和一系列理论学术问题的研究和独立思考,才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应有的岗位,可以做自己应做的事了。

碧清孃孃又说,所谓“世无完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元化也有不足。他刚正拗真,脾气不太好,有时心里不痛快,就会对我发作。事后他总是后悔不迭。如果这一天他对我发了脾气,当天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向我道歉,请我原谅。我深深理解他饱经磨难的人生,多年来,我们姐弟之间可说是患难与共,我怎么会介意呢!说到这里,碧清孃孃感叹说,其实他脾气虽大,对人却极其真诚,对我也极为关心。母亲去世后,我一人独居,他时时担心我的安危。而今我年事日高,他对我更是牵挂在心,一再建议我请个保姆,帮着料理日常生活,有事也有个照应。可是我的个性比较要强,料理家务喜欢自己动手,有了保姆也许不太方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于是,每晚七点钟,他临睡前,总要给我打电话,知我平安无事,就放心。万一我不在家,他会打电话到所有亲友那里了解我的行踪,知道我平平安安,才放心睡觉。

孃孃还谈到,元化先生喜欢吃她烧的菜。张可病后,他自己承担了一部分家务,但他不善烹饪,孃孃常常做些他爱吃的菜肴送去。二○○七年十一月以后元化先生病情恶化住进瑞金医院,孃孃去陪他,总不忘带点自己做的食品,如意大利炒面、核桃酪之类。然而,他的胃口愈来愈差,有时带去的食品,他沾沾唇就不吃了。碧清孃孃说:“此情此景,我心里好难过啊!但就在他离世前几天,忽然对我说:‘清姐,我想吃你做的意大利汤。’我听了既喜又愁,我想他想吃东西是好事。可又想,他已病得这样,进食困难,全靠输液补充营养,要吃东西是不是有些反常?但我还是去买了胡萝卜、洋葱、啤酒……等原料,又去专售进口食品的超市买了外国加工的火腿,动手磨碎,考虑他不爱吃油腻,就用色拉油和酸奶各半,做成这道意大利汤。送去后,他一口都没喝。这时我真正意识到今后他不可能再喝我做的汤了,一时间真是心如刀绞!”说至此,碧清孃孃眼圈红了。

碧清孃孃还回忆说:“元化离开的那天,我在医院陪伴,到下午七点多钟,见他安详地睡觉,一切并无异样,就回家了。不料到了九点钟,接到电话,说他不行了。我急忙赶到医院。只见他闭着眼睛,面孔因脑水肿而肿胀得厉害。他的儿子王承义也在,扑在他床上大叫爸爸。他睁开眼睛看看承义,一会儿又闭上了。承义跪在他床前叩头,继续大叫爸爸。他已无力睁开眼睛,直至离去。承义聪明、大气,只是元化坎坷的一生,家庭遭遇的磨难,使他从童年开始就备受屈辱,心灵受到很大伤害,影响他性格的形成。而今,承义痛失父亲,而我再也听不到元化亲切地叫我清姐了。”碧清孃孃泪水夺眶而出,她不断用纸巾擦拭。

最后,碧清孃孃说,命运虽然对元化不公,但不当官后,他潜心学问,努力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用坚强的毅力战胜了命运。他的人品人格,道德文章,学术成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并理解。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我为有这样一位弟弟而感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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