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4 次 更新时间:2005-04-26 1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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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本文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2004年6月)和“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04年8月)宣读,评论人茅海建、陈兼及与会同行章百家、牛军等对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提要: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波兰与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不得不求助于中共。尽管在危机处理的初期,中共来不及参与,但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1]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Yeltsin )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把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3]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4]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5]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6]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7]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8]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9]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10]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11]

  

  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苏联与东欧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J.Stalin)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12]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13]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14]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15]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 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16]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出山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17]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18]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 ákosi Mátyás )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和雷瓦伊(R évai J 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

  

  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 ),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N.Khrushchev)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G.Malenkov)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ajkL ászl 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

  

  东欧与中国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还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20]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21]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A.Roshchin)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22]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23]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24]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25]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26]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27]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28]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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