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8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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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近年来,由于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经逐步为各国研究者所了解。中国的参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中美之间的战争。同时不能忘记,这也是自冷战爆发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历次战局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对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行。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在笔者掌握的400余件俄国有关档案中, 这种电报约占90%。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亟须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严重。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 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注:《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 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注: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1950年12月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515,第35~ 37页。)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 5日,俄S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0~21页。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 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注: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17~19页。)苏联政府立即回电, 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注: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 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20~21页。)

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3~24页。)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 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注:《关于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22页。)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 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注:《关于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给彭德怀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41页。)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部队因连续作战而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前线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 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57页。)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3页。)

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 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 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 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注: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彭德怀年谱》,第465~466 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51年1月15日,俄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宗337,第1~3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 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 1月26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7,第37~40页。)

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 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注:[美]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页。)

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朝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注: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然而, 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 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 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 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注:《彭德怀传》,第446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0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7,第41 ~44页。)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1~153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3月1日;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3月3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案宗337,第78~82、89页。)但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 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

在战争进入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 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 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 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7卷,第1 部分, 华盛顿特区1983年,第462、507~511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25页;《艾奇逊回忆录》,第409~411页。)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 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打边,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注:《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5日、6月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第23、28~29页。)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 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注: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 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第31~32页。)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注: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 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第57~59页。)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 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注: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1951年6月2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 目录1,案宗339,第78页。)

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 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注:详见葛罗米柯会见柯克日记摘录,1951年6月27 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02~203页;《板门店谈判》,第122~128页。)

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 “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30日,俄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宗339,第90~91页。)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1952年1月底, 朝鲜方面就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 年2月8日,俄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宗342,第81~83页。)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 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 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月16 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7 月18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第72~75、65~68页。)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注: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2年7月16日,俄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宗343,第69页。)8月20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注: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 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54~72页。)

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慨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 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注:《彭德怀年谱》,第538页。)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注:毛泽东致谢苗诺夫(斯大林)电,1952年12月17日,1953年1月7 日, 谢苗诺夫致毛泽东电,1952年12月27日,1953年1月2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第105~114、125~128、115~116、139页。)

于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然而,一个月后, 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 3月13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注: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的信,1953年3月1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第58~59页。)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 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 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注: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3年3月 1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第60~71页。)

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同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会谈, 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针。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朝鲜对于苏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前往平壤转达莫斯科指示的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注: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 目录5a,案宗11,卷宗5,第120~122页。 )至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立场的态度,目前尚无历史文献可以说明。但从实际行动看,北京还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和周恩来的声明。4月26日, 板门店谈判重新开始。

说中国方面在此时不想将战争停止下来,是有根据的。1953年夏季,中国志愿军在战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前线阵地更加巩固,反登陆作战也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总部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中朝联军在最后谈判阶段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共攻击敌军目标104处,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注: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89、325~326页;《板门店谈判》,第261~262页。)以至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宣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2页。)

事后,毛泽东还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注: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 目录5a,案宗11,卷宗5,第156~158页。)当然, 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月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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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 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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