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98 次 更新时间:2007-03-29 0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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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2]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3]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4]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5]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6]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7]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8]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9]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0]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1]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2]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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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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