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谈国际视野下的中国1956-195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7 次 更新时间:2013-03-26 0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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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看来,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最大的特点是这两年“反差极大”。随着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可喜变化,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在党的八大上已经成为党内高层共识。

  对于中国1957年之后的政策转向,沈志华教授在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中提出,除了国内的政治考量之外,必须将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发展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令人扼腕的是,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导致的“非斯大林化”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令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戛然而止。从“整风”到“反右”,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到“大跃进”,从中苏同盟到中苏分裂,从批判赫鲁晓夫到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的转折以这样一种扼腕的方式次第呈现。

  您在书中有“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一说。1956年的“春光”都照在哪里?党的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态度也不可谓不真诚。

  沈志华:1956年,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民众的思想。可以说,从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谓“春光洒满大地”,国人此时对于新政权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此时也与中共正值“蜜月期”,对于共产党人基本上是心悦诚服,认为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中共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下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956年的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可以说,历史在1956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对尖锐的批评有更大的承受力,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就有可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出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看到各国自主多元发展、多种模式竞争前行的局面。

  对于1956-1957年中国政治的“转向”,您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挺有意思的观察视角: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在195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先谈谈批判斯大林吧,中央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似乎态度颇为“暧昧”。您在书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举双手赞成的,非斯大林化为中共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沈志华: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中央开会的情况,包括毛泽东的讲话,可以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在内容上是能接受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并不好,他一直受压制。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谁帮我们搬掉了一块压在中共身上的大石头啊,谁让我们解放了思想啊,什么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啊,感谢苏联党啊,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还有一个担心是,苏联这么一搞,突然提出批判斯大林,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容易导致思想混乱。你批他,你得引导,有个解释,一步一步做教育工作。像苏联这样做,突然一个报告下来,昨天还是太阳,今天就变成漆黑一团,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有这两方面的担心。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高层的反应。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当时也没这个概念,只是说学不学苏联。学苏联,就是学斯大林嘛。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这一套东西。毛泽东提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1957、1958年。他1956年开始考虑,要走自己的路,但当时从口号等方面来说,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批斯大林之后,苏联你自己都承认你这一套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你吗?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将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条件。

  但对于同样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主席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这种“背叛”可能也打击颇大,这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吧,比如,他应该很操心“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沈志华: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那会儿,毛泽东还是身强力壮,他那会儿也是信心十足的。不过,他对批斯大林还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是,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干。反正是从道德层面,他也发表过一些不太满意的看法,说赫鲁晓夫不能这么做。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您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在论战中,中共提出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但您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其实与我们的主张没有重要分歧,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沈志华: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影响到中苏关系,这个说法是“九评”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去看材料,你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这是后来中共要解释中苏分裂的原因,得从根儿上说。毛泽东一直说,苏联必须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是1963年、1964年。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逼着苏联公开承认错误,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样做的根本的目的是,你要服从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经不能领导了。你们整个纲领、路线都是错的,你还怎么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要把中苏分裂的根子埋到这儿。但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中国八大路线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批斯大林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满(大体上还是赞成的)。还有,对苏联提“和平过渡”有些不满。这都是个别问题,谈不到什么总路线。你得看当时(1956年)的报纸,当时的党内讲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它都没这些(后来批判的)内容。关于“和平过渡”,我看了所有的谈话,都没提,只是到了1957年底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解释说,当时我们不太同意,考虑到苏联的影响,我们没提这个问题。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有不满,当时没提;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没计较这个问题,只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的一个说辞,后来找出的一个理由。从整个精神、方针、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是完全一致的。从1956年和1957年,实际的双方关系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1954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1955年至1958年上半年,这会儿的中苏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所谓分歧始于二十大,根本是个神话,却影响了几代人,因此需要从头说清楚。中苏关系真正出问题是到1958年,根本不是1956年。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沈志华: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但是批判斯大林对东欧的影响,就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它引起了东欧各国整个领导结构的变化,有很多本来“本土派”的领导人,过去受到斯大林的镇压,而现在要复出了。这时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所以它们就先出事儿了。

  从二战后到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战后初期斯大林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他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道路各走各的,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土生土长的“本土派”为主。但1947年冷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进逼之下,斯大林转而在东欧推行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他对“本土派”领导人大开杀戒,把“本土派”都给打压下去了,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取而代之。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东欧“本土派”又起来了,对现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提出质疑,上层也就乱了。所以批斯大林,导致整个东欧党的基层和上层都乱了。这就是“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

  波匈事情发生在10月底,苏联11月4日出兵匈牙利,一直到11月底整个结束。这件事——按毛泽东的话讲,“多事之秋”嘛——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在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时也说到,原来中共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阶级都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没了,地主也没了,公私合营了,阶级没了,阶级斗争自然也没了。加上毛泽东觉得中国搞得好,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特务都消灭了。所以八大有这么一个判断。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中共开始警惕了。他们又分析,波匈事件是国外反动力量和国内反动力量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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