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永平:东亚发展模式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6 次 更新时间:2013-06-30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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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永平  

过去两百多年世界版图的重心在西方,上个世纪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版图又开始重新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改变这个世界版图变化的力量就是东亚。今天的世界开始向多中心转变,可以说东亚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怎么看这个变化和现象呢?东亚的发展首先体现在日本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在世界舞台崛起,二战之后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改变了之前白人主宰世界的格局。在日本之后崛起的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两个地方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在世界产业链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变化形成了所谓的东亚雁行阵结构,日本作为领头雁在前,其他国家跟随其后。接着,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雁行阵的结构,东亚地区的发展更加多元化。2011年,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第15,台湾24,香港37,相比1950年,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 D P也大大靠前。在世界贸易总额排名榜上,日本第4,韩国第9,台湾第8,香港第10,如果加上中国大陆,前十名就有5个在东亚。在外汇储备排名上,日本第2、韩国第8、台湾第4、香港第10,加上排第一的中国,同样前十名中有5个在东亚。今天世界经济各个主要领域,东亚都在产业链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引领着潮流。

东亚发展模式的四大特征

东亚为什么成功?首先所有东亚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加入国际分工。其次,是整个东亚都是政治控制体制,是威权政治。外向型经济加上威权政治,就是从东亚经验得出的结论。

如果说东亚模式具备一些特征的话,第一个特征就是加入国际分工。东亚的崛起是加入国际经济分工的结果,不是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封闭的经济体系。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购买者驱动的商品链、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技术驱动的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相继兴起,世界经济体系由原来排他性、封闭型的体系变成开放、包容的体系。东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时机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征是政府的发展注意倾向。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应尽量让市场机制去决定和配置,政府做得越少越好,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市场经济。但是东亚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从日本开始,在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东亚所有的政府都奉行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成为最高目标。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经济发展政权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为了维持执政、为了维持统治,就要发展经济,这是发展主义。以经济发展作为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所以东亚出现了所谓典型的干预性政府,由政府来规划经济。尽管不是计划经济,但是东亚国家都有负责政府规划的部门,制定发展方式,确定产业政策,将所有的资源通过政府的努力引向这些产业。

政府的规划如何实施呢?我们国家是通过国有企业实施这些规划,其他东亚国家则是通过民营企业来实现,如何让民营企业配合政府,配合政府的产业指导呢?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措施。日本是行政指导的关系,政府与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非常绵密的关系,让企业了解政府的意图,政府能够更好通过这些桥梁实施自己的计划。韩国政商关系最密切,政府的主导性非常强,尤其军政府执政期间,有办法让企业听自己的。韩国的经验,我觉得对中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很多企业是国有企业,但是不听政府的,政府没有办法要求国有企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做。要知道,形成相对密切的政商关系,可以解决协调问题。经济发展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协调不好会导致很高的交易成本。东亚相对密切的政商关系,大大降低了协调的成本,这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

第三个特征是政府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并依靠民营企业发展经济。分析东亚的崛起,看到了外向型经济,看到了威权政治,并没有看到这一个特征,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韩国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台湾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之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有经济体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了方向,开始放开民营经济发展,从70年代开始就完全确定每发展一个新行业,都由民营企业全部去做。

第四个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对这一点不能机械地教条化理解,但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东亚早期发展确实看到有控制性的经济政治制度存在,日本尽管是多党制,但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长期执政,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政治结构,它有很强的威权性。日本是政治的三角结构,一个是政府的官僚体制,另外一个是政党,这是长期自民党一党独大形成的后果,还有一个是财阀。这个稳固结构带有很大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跟我们说的多元竞争政治不一样。韩国更不用说,韩国很长时间就是军政权,是威权统治。台湾1987年之前实行高度的压制性统治。东亚有这样的政治特征,经济发展取决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基本的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保证了东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民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要求,被威权政治排斥和压抑,随即就出现了政治动荡。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政治动荡,导致政变,最后以暗杀为结局。台湾7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政治转型。政治转型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理顺了社会各种关系,又使社会回到有序的过程,回过头又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顺利完成,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是非常关键的。

不断变化的东亚发展模式

我们不能把东亚模式固定化。东亚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所以东亚模式是动态和变化的。因为这样,东亚才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地创造经济奇迹走到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不断维护市场环境,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和条件,这是东亚普遍发生的现象。但是总的过程是政府控制不断降低,在这一点上东亚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像西方的市场经济,政府不是直接跳到市场中决定资源分配了,而是退出这个市场,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去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早期政府可能直接参与资源分配,但政府更重要的职责是建立市场环境。一开始东亚国家两方面都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慢慢退出资源分配,更多致力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现在我们恰恰面临这样的阶段,现在政府也在做这两件事情,但更侧重直接决定资源分配,对市场环境的建设做得远远不够。东亚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启示,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要随发展阶段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决定资源分配的过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就是跷跷板的关系,政府这边重了就会把市场跷起来。但是随着市场重量的不断加大,就会把政府跷起来,市场最终成为主体。东亚的发展过程就是市场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

二次大战之后东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第一次是由初级产品、劳力密集产品向资本密集产品升级,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第二次是由资本到技术密集的转型,日本、韩国、台湾也都完成了,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由资本技术密集向创新驱动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日本已经完成,韩国基本完成转型,并因此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在日本之后创造了西方之外第二个经济成功的例子。这是个动态竞争的过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仅应顺利实现转型,还要能引导转型。

中国第一次转型完成了吗?没有。我们还面临着第一次转型,由劳动力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的转型。我们也没有完成由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的第二次转型。我们离第三次创新驱动的转型更远。我们的挑战比其他东亚国家都大,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三次转型,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这个阶段我们最应该借鉴韩国的经验,汲取台湾的教训。韩国的特点是大企业主导经济,说韩国已经跻身到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就是因为韩国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三星、现代、LG,主导着各自的行业,它们是领跑者。衡量一家公司、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主要的标准就是资源整合能力。所有的欧美跨国公司都是以整合资源为能力,它们都有能力在全球平台上将全世界的资源整合起来为我所用。大企业主导下能够保证创新,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而台湾相反,企业仍然是以代工为主,一直固守代工的模式。所以台湾从领先韩国,到现在被韩国超越。

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创新,今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创新能力很不够。整个国家不是创新型的国家,所以才由政府站出来号召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这些创新主体不需要你告诉他,为了生存,他们会拼命创新,但是现在他们不愿意创新,所以政府只好站出来号召创新。

大企业为了跻身世界顶尖跨国公司行列,只能拼命进行创新,政府只是配合扶持这些企业。如果企业本身不愿创新,再多的政府支持也不能把企业变成创新型的企业。韩国政府是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己任。这是韩国政府一直不变的目标。他们通过审计将企业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抓住企业的把柄。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出口,要把一个行业上升到世界的什么位置。企业必须要这么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不仅不会揪你的问题,还会提供你各种资源帮你解决问题,这形成了一个正向激励。

我们今天将大量的资源流向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并没有创新的意愿和积极性。国有企业拿了资源不进行质的创新,而热衷于量的扩大。创新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利益在于量的扩大、利润的增加,而不在于加入国际竞争,去主导这个行业的世界产业链。我们要解决的是这方面的问题。韩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解决了约束问题,形成了硬约束。而我们一直无法解决约束问题,是软约束,政府提供资源之后,却没有办法去惩罚它。

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启示

东亚模式内部有很大差异,要看到他们有共同的特征,更要看到他们的差异,还有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第一,市场经济具有多样性,没有单一模式的市场经济。东亚给我们提供了市场经济多样性的例子。市场经济有各种方式和多样性,但也有着共同的东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要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就需要保护私有产权,这是共同的、基础的东西。

第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配合。经济发展要有基本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秩序了。东亚给我们的启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通过政治管控维持秩序,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是有时间限制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新阶级力量成长了,人们有新的要求、有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控制就要发生变化,就要建立培育新的政治秩序。政治和经济在不同阶段都要发生变化,使二者形成良性、和谐的关系。

第三,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保护产权的基础上,要让保护私有产权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东亚在政治威权时,包括韩国的军政权,台湾在蒋介石统治的高度威权时代,都贯彻了这一点。因为有这些,企业才能够放心地去投资去发展去壮大。没有这个基础,社会就没有进行投资和发展的积极性和动力,私有产权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四,民营企业是经济主体。东亚国家和经济体靠谁来发展经济、靠谁将经济从一个阶段带到另外一个阶段不断往前走呢?是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并落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存在着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这一点不改变的话,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像韩国那样由追赶者变成领跑者,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

第五,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政府在什么基础上去发挥作用。东亚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的作用要更加有利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而不是去抑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市场环境是最大的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能是市场提供,只能是国家和政府提供。政府作用的边界要划清楚,尽管这个边界在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但总体上留给政府的边界是越来越小,留给市场的边界越来越大。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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