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邓小平的改革领导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3-06-30 22: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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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在中国社会矛盾迫近临界点、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路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发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须自身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一系列改革之声,社会各界对重启改革议程充满期待。

  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如意:旨在打破垄断的36条、新36条无法撼动央企垄断;国企不仅没有退出竞争性行业,反而大肆进入房地产等高度竞争性领域;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权力无序膨胀到了 “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的程度”(李剑阁语)。正如吴敬琏所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结果,过去十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改革失去的十年”,甚至有悲观者认为改革已死。

  究其原因,领导力是改革最大的瓶颈。如今的改革,已经跨过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阶段。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说的直白一些:领导者要有勇气动一些人的奶酪。领导力的关键要素在于敢于担当、言行一致、赏罚分明。如果不敢动真格的,就难免出现政令不畅的局面,最终改革只能不了了之。正如朱镕基同志1998年所言:“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何处寻求改革领导力?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局面下,大刀阔斧推动了改革,展现了令人敬佩的领导力,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领导应该“抓大放小”。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而非把事情做到位(do things right)。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大事。邓小平非常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关键任务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典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领导者应该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切不可在访贫问苦、视察灾情等细节问题耗费太多精力。

  二、顺应民意:1992年的小平南巡,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小平彼时虽已退休,但他的言论依然引发神州激荡,关键还是因为顺应了民众对加快改革的心声。上世纪90年代初民心渴望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热情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如今,民众改革呼声强烈,是因为贫富差距、国进民退、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发的严重社会焦虑感。

  三、重用改革人才:改革是复杂的系统过程,必须由兼具能力和勇气的人才去推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邓小平选拔了胡耀邦、朱镕基等改革能人,迅速打开了改革局面。胡耀邦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朱镕基雷厉风行推进了国企破三铁、挽救技术性破产的银行体系、财税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敢于触动利益:利益格局调整,是改革中最惊心动魄的环节。1985年至1987年,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员100万,世称“百万大裁军”。改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深知,臃肿的官僚队伍将消耗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源。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改革时,邓小平知道,强迫那些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引入了过渡性的“中顾委”制度,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在打破国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工人上访等严重社会阻力,但还是依靠强大的领导意志实现了国企体制和机制的革新。

  五、巧妙处理意识形态阻力。意识形态阻力是最为敏感的改革难题之一。对“傻子瓜子”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是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减少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但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在90年代初,吴敬琏等力主市场经济,结果被保守势力批评为背离社会主义。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此言一出,那些“扣帽子”的人没有了声音。现在,在围绕宪政的大讨论中,依然不时有人喜欢“扣帽子”,让理性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我们再次面临思想解放的考验。

  六、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说,“开会要开小会、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尽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文山会海依然随处可见。近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某副处级干部“吐槽”:“我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会。遇到一些会议正职因故不能参加,我还要代为参加,平均下来基本每天开会。这意味着我处理其他本职工作的时间被大大侵占了。其实在信息社会,相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区级会议上,大家围桌而坐,也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但所有处级干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区级领导最后做重要讲话做铺垫。在这样的一些会议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导’、‘强调’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逻辑预设:与会者都是缺乏经验的、亟待获得指示的。久而久之,我也明白,其实只要我‘到会’、‘听会’,而无需真正‘参会’。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严重的官僚主义,降低了政府效率,浪费了官员大量时间,甚至导致了很多官员的人性压抑与性格扭曲。

  七、敢于担当的魄力。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1977年万里领导出台的“省委六条”提出,“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1978年初,饥荒严重的凤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指责万里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此后,争论持续升温。反对之声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之争,同样有既得利益群体。1979年邓小平告诉万里,“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八、明确目标和愿景。改革是复杂而充满挑战的旅程,它同企业的变革一样,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愿景的指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他说,“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必须一天也不耽误……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诚然,改革不可能进行完美的设计,但领导者必须对改革的愿景进行认真的思考,否则就容易为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而迷失改革方向。

  当下的改革,其难度比起小平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失败的温州金融改革、艰难的中国红十字会改革、难以破局的IPO发行制度改革,都预示了未来改革道路之多艰。新一届领导要同时面对三重阻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民粹主义势力、不愿意放弃权力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庞大的官僚体制惯性。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突破意识形态阻力;要推进国企改革,需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要推动行政审批权改革,需要关羽刮骨疗毒的勇气……改革能否冲破重重包围,驶出历史的三峡,端赖于邓小平式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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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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