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峰: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承认、论证及其限度

——基于对德国理论和实践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3-06-29 09: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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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峰  

  

  【摘要】德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两部分,但对此观点一直存在争议。基于现有制度困境、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价值基础以及一般人格权和人格利(用)益权二元共存的模式不可行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有其合理性。由于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人格本身,因此,一般人格权的财产性内容应受到一般人格权的基本规则、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性内容、生者之间转让以及救济时的实际履行排除等多方面的限制。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精神性内容;限度

  

  从启蒙主义者提出的戒律,“如此行动,即将无论在你的人格还是其他每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Menschheit)’始终同时当作目的,而决不只当作工具来使用! ”[1]出发,人格和财产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制度设计上被认为是严格分离的。《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认为,“对人本身的权利和家庭权与物权和债权构成的范畴——财产权——相对立。”[2]但这种人、财二元对立的格局,却因为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面临挑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已经改变了: 人格符号可以通过发展了的技术上的可能,以图片或者声音的形式被固定、复制和传播。基于传媒业的日渐发展,它们以一种以前根本认识不到的规模在经济上得到利用。”[3]为了应对这种社会的变迁和挑战,德国的理论和实务做出了各种努力,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 “民法典 823 条第 1 款所保护的一般人格权和它的特别表现形式,例如对自己肖像的权利、姓名权,不仅可用于保护精神性人格,而且可以保护具有财产内容的人格利益。”[4]从法律比较的角度来看,上述德国法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法学面临的问题,我国学者也提出应“进一步完善人格权商品化制度”。[5]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德国司法判决和理论的分析,探讨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观点形成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以及理论基础,希望对完善我国的人格权商品化制度有所启示。

  

  一、德国法学承认一般人格权具有财产性内容的论争

  

  承认人格权的财产性内容,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对传统法学理论和观念的根本突破。所以,到目前为止,德国法学界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

  (一)主张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理由

  德国学者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论证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构成部分:

  1、人们商业性地利用自己的人格是一个客观事实

  主张一般人格权应该包含财产性利益的最直接依据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求。“如今特定人格权部分的商业化已经习以为常并广为流传。名流们可以从将他们的肖像或者姓名用作广告目的获得高额的报酬。”[6]市场需求和社会现实提出了如何保护人格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的问题。一般人格权只是被用来满足这种需要,实现对其法律规制的一个手段。

  2. 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并非不可协调

  上述社会经济现象仅仅能说明人们需要一种制度来保护和实现人格的商业化,却不能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通过人格权,特别是一般人格权来实现。要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和涵盖财产性利益则必须说明人格和财产如何协调。对此学者们提出“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格权和财产权并非是不可协调的对立物”。[7]他们认为,“是索姆(Rudolph Sohm)将财产权界定为处分性法律交往的客体,并将其和人格权对立。因此他应该对在德国人们倾向于将二者作为对立名称使用负责。”[8]“即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的话,这样的(认为财产权和人格权对立而不可协调的)认识也是不符合现实的。”[9]

  3. 既有一般人格制度的不足

  既然人格被商业利用是一个事实,既然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并非不可协调。那么人们就走到了第三步: 将人格中的财产性内容置于一个既有法律制度的保护之下。对此问题,“人们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一般人格权,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上层建筑,一个共同的庇护之所。”[10]但是现有的一般人格权却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尽管(人格中的)经济利益已经被司法判决——特别是通过承认不当得利和损害补偿以类推适用使用许可费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所顾及,但是它同时长期以来却处于作为一般人格权特征的精神利益的阴影中。这种将商业性的需求视为次要的观点相对于已经并且正在通过经济活动彰显着的人格的复杂现象是不合适并且不符合当今世界现实的。不论人们欢迎与否,这种现实都以日益强化的商业化为特征。”[11]所以人们必须改造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承认一种人对自己的“经济人格权”,一种对“所有和姓名一样作为人的同一性认定手段的人格符号的利用”权利。这种经济人格权尽管在观念上可以成立,但是由于“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通常互相无法分开,紧密联系在一起”,[12]所以,“经济人格权本身不应就被视为是一个独立的权利,而是应该被看作一般人格权的部分外观,被视为整体的构成部分。”[13]

  (二)反对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思路

  在德国法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过程中,至少出现了如下三种反对承认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思路。

  1.从基本法出发提出的论证

  从德国一般人格权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联邦最高法院首先是以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和第 2 条第 1 款为依据论证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在 1954 年的“读者来信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在基本法将人的尊重他的尊严的权利(基本法第 1 条)和(und)发展他的人格的权利承认为私法上的应受任何人尊重的权利后(基本法第 2 条),……,一般人格权也必须被视为一种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14]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指出: “第 14 条用于保证财产权利。……。基本法第 1、2 条并不进行财产利益的分配或者归入,不能从中推导出财产权利或者利用权能。”[15]根据这个基本法上的基本认识,他们认为,“一般人格权并不包含有财产性的内容,它并不是要分配财产性的利益,而是为了帮助个人实现尊重其尊严和人格的要求。尽管人格权可能被用来实现财产利益,为了阻止他人对受到保护的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权利人也会提出防卫请求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人格利益的享有人不应该被保留或者被保障经济上的利益。一般人格权不是为了商业化而被确立的。”[16]

  2.一般人格权和人格利用权(Benutzungrecht)二元共存的理论

  承认一般人格权可以涵盖财产利益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形式上看将财产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这两种按照不同规则处理的利益放在了同一概念之下。对此有学者提出,“出于必须的、教义学以及实践方面的理由,将财产性内容纳入一般人格权是不可能的。如此这般对(一般人格权)内容的扩张,必然会摧毁该概念的统一性。将导致在一个不适当的、共同的名称之下存在着两种内在本质不同的、应受不同法律规则调整的法律生活;它将阻碍体系化和教义学上的分类。”[17]基于这种认识,卢茨·海特曼(Lutz Heitmann)在1963 年于汉堡出版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论证了人格利用权的概念。他的基本思路在于,首先,承认人格领域中包含有财产性内容,例如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身体以及社会声望等等;[18]其次,他认为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应分别根据权利应该保护的利益是可以赔偿、交换——财产权,还是惟一的、仅具有主观价值——人格权,而设定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调整。”[19]再次,他认为置于《德国民法典》823 条第 1 款框架内的一般人格权本身,“以保护人格、精神性利益为目的而建构,仅间接的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顾及到了财产利益”。[20]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独立于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利用权概念。该权利“同样以人格领域为客体和保护对象,但是和一般人格权不同,它以和人格相关的财产性要求为直接目的。”[21]总而言之,海特曼博士的基本目的在于纯化一般人格权内涵,将财产利益剔除出一般人格权的体系,成立单独的财产性权利,从而保持一般人格权仅以保护精神性人格利益为使命的形象。

  3.人格利益权(Rechtsgütrecht)理论

  和上述海特曼的出发点不同,但是结果基本一致的是鲍廷恩和施墨茨(Beuthien/Schm?lz)两位教授提出的人格利益权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一般人格权无法为其享有者保障确定的法律后果,所以它没有什么用处。”[22]此外,它还带来了与德国民法体系和概念的矛盾。以此为前提,他们通过区分人格和人格性客体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他们认为,“人格并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客体,而是活着的人本质性的构成部分。于此相反,姓名、人的肖像、电影和声音的录制、和人紧密相关的数据以及通过这些数据表达出来的人格形象等都是民法意义上的客体。”[23]因此他们建议,“放弃一般人格权的概念。”[24]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重构人格保护的体系: 其中在与人不可分割的人格之上不能成立权利,只存在受到侵权法保护的“人格自由(Freiheit der Pers?nlichkeit)”,在法律适用上,将该人格自由归入到《德国民法典》823、847 等条中所谓的自由概念之下; 在“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独特客体(eigenpers?nlichen Gegenst?nden)”之上成立“人格利益权”。人格利益权是一种对客体的支配权、财产权,具有排他和利用权能,它得到《德国民法典》823 条第 1 款的保护。人格利益权的出发点在于将人区分为与人不可分离的人格部分和打上人格烙印的、可以作为客体的人格表现形式,并分别建构权利或者法律利益从而形成了一种人格保护的二元体制。

  (三)德国学者论争的焦点

  总结上述德国法学家关于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论证,可以发现其论争的焦点并不存在于是否应该承认和保护人格的商业化利用这种社会经济现象。无论是持赞同还是反对意见的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在于人可以对自己的人格要素进行商业性的利用。学者们的根本分歧在于: 可否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人格的商业性、财产性利用这样一种现象。而其所论争的焦点有二: 其一,由于一般人格权建立在现行《德国基本法》和《民法典》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框架能否容纳财产性利益; 其二,财产性人格利益可否和精神性人格利益共存于一个权利之中? 但是从目前来看,持赞同观点的学者们并没有完成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证,这就成为长期以来承认一般人格权的财产性内容之争的直接缘由,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德国司法实践承认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过程、观点及其理由

  

  (一)司法机关承认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历史过程

  尽管存在理论争议,一般人格权具有财产内容的观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最终得到德国司法机关的承认,当然这种承认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已初露端倪。从 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一般人格权至今,联邦最高法院直接涉及一般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判决共有 11个。[25]其中最早的判决是 1968 年的“Mephisto”案,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除了财产价值部分以外,一般人格权作为高度人身性的权利(h?chstpers?nliches Recht)是不可以转让和继承的”。[26]从而附带性地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包含有财产性内容。但此后该问题却几乎没有再在判决中讨论过。直到 1986 年[27]以及 1992 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偶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指出“原告所享有的自主决定他的肖像做广告之用的权利是一项具有财产价值的排他性的权利”。[28]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观点最终在 1999 年的两个案件,即“Marlene Dietrich”案和“Der blaue Engel”案中得到明确承认。此后的“kinski- klaus. de”、“Rücktritt des Finanzministers”案等对有关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基本观点

  总结上述 11 个案件,可以认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观点和本文主题相关的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一般人格权涵盖的利益包括并立的两部分: 财产性人格利益和精神性人格利益,二者共同构成了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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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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