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虚的落到实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4 次 更新时间:2013-06-25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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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国富如何变民富?

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而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财税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刚刚4%。

另外,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那些离民生太远,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主张两点:第一,是制度改革,这是最直接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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