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4 次 更新时间:2022-04-08 15: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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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引言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个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 ”1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 1所示,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 600美元,至 19世纪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 4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 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个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还是 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 ”5为什么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还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 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 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 1.53米!男人原来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6之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至今还没醒悟 —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 7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8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莫基尔( Joel 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 9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 10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什么在过去 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 —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11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 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凶杀, 12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 ·艾斯内尔( 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20世纪,每 10万人有 0.8人死于凶杀。 13在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 10万人有 1.5个左右死于暴力。 14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己。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 16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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