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8 次 更新时间:2013-05-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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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天下为公的理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一个退化的思想,因为中国最初的政治体系就是顶峰,一开始是一个黄金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虽然这个大同社会只存在于传说中,但是在有相反的证据否定它之前,我们假定它是存在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被孔老夫子称为“大道天下”。

它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同社会,然后“大道既隐”,大道隐藏起来了,天下为家,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孩子,所有人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私有制诞生了,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有一点王道。我的书里认为那是平面中央集权而不是立体中央集权,叫做小康社会,三个王道。小康社会以后我把它叫白银时代,继续衰变叫做黑铁时代,也就是五霸时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衰世,衰世是什么呢?它不是说靠人、德来治天下,是靠力量,靠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来统治,争取自己的最大权力,使权力极大化。这样一种时代是通过霸权建立起来的,霸权没有了就开始动乱,霸乱循环的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思想向后看,最好的时代已经失去了,总有一种失语的感觉,孔老夫子为什么那么悲伤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看见别人抓着一个麒麟,他痛哭流涕,就觉得更没有希望了,他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种思想事实上是一个大规模国家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一种倒退,它只是说公天下“公”的程度不行了,美好的理想丧失了。

现在很多朋友谈儒家宪政,这个概念我不大接受。但是,如果把宪政理解为对权力的限制的话,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一种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这个不成文宪法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天下不能被一个氏族、一个部族占有,当然更不能被一家所占有,任何人执政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退休,所以就叫做禅让制。这样一种大道宪法在中国文人尤其儒家的思想里面,可以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美梦,世世代代的儒家,谈到这个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大道,在权力使用的时间长度上加以限制,权力行使不可以一辈子,你老了,必须让出权力。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禅让制,或者叫做垂拱而治,基本上是一种让地方各个部族自治的思想。这个不成文的宪法作为一种大道,其实为我们古代的思想家所分享,应该说大禹建立政权以后,孔子看到了大道既隐的事实,但他并不认为大道就没有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老子看到的东西就更加悲观,“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大道废了以后而不得不诞生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天下为公的道已经废掉了。

不管是隐也好、废也好,在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眼里,大道一定是让他们非常推崇的,是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这两家学说实际上在内心都推崇这个东西,老子认为它废掉以后再搞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推崇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这样一种体制虽然是小国,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共同分享的天下。为什么孔子也使用了跟老子相近的一个概念——“大道”这个概念?事实上,孔子《礼记•礼运》篇是他拜见老子以后谈的问题,他们两个在“道”上面应该取得了相当大的共识。孔子对老子的大道思想是非常认可的。他的定义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得被任何个人、家族和团体持续独占,这个概念是儒家千百年来都在心中怀有的一个理想。

公天下的两个制度安排

光有理想是不行的,必须落实在制度上,制度上必须要有安排。老祖宗最早的制度安排就是传说中的,湖北省有一批出土文物叫做楚简,那里面也有大量的儒家原始文献和道家文献,其中有这么一篇是儒家对禅让制给予了很高的认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仁治天下,确实还有制度治天下。在尧舜时期,一般是四个部落联盟叫四岳,东岳、西岳、南岳和北岳,四番的部落联盟共同推荐一个候选人,经过现任首长的考察,被推举的人一般也不一定是太子党。比如说舜就不是太子党,尧实际上对他也很不放心,一个要考察他的才能,第二要把他变成自己的心腹,把他变成太子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这样一种体制我们其实并不陌生,1949年以来,实际上执行的就是一种禅让制。实际上1911年就把家天下这样一个理念给葬送了,取缔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想通过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完成这个过渡,当然它失败了。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它也奉行公天下概念,不要说政权了,连财产都要公有,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要公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认为一切都应该公有,某种程度上包括人的才能都要公有。我为什么把这个书命名为《公天下》,也是有这么一个取巧的想法,一个要接天气,共产主义从西方传到中国,它毕竟在中国流行了60多年,不能否认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你不能彻底把它抛弃、废除,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我们也接地气,公天下的理念实际上在尧舜之世,在儒家的正统思想里面它就是一个不断被传播、不断被继承的概念,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但问题不在于这个概念,在于怎么把这个概念变成制度安排,这是最关键的。

1949年以来,执政党开始实施终身禅让制,这个比尧舜时期稍微退步了一些,尧舜活着的时候就让位给别人了,是没有规定期限的任期制禅让制。

我在台湾出了本书,发现了一种第二把手更换率,这个体制必然会导致一种内生性的动乱。因为最高权力的更迭有三种模式,第一叫世袭制,第二叫禅让制,第三种叫民选制,最不稳定的就是禅让制,为什么这么讲呢?最高领导人选的接班人,必须同时是第二把手,不放到第二把手不能够有威望的。这就发生一个尴尬的情况,一把手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他会患上一种安全饥渴症,第二把手既不能无能,又不能太有能,既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太有道德,这就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竞争继承人的这样一些人,会利用首脑这样一种安全饥渴的心理,不断给他灌输说二把手不忠于你,要取代你。这样一种体制维持稳定有一定困难,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有两种制度更迭的方式,一种就是恢复了世袭制,比如说古巴是兄弟之间世袭,朝鲜是父子之间世袭,恢复世袭的都挺稳定,古巴和朝鲜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制度还在维持。为什么大禹要搞世袭制就是这个原因,父死子继制应该说是最稳定的。后来,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如果这样就更糟,因为每一次第二把手更换都会导致五大定律发挥作用,只有越来越无能的人才让他越来越放心,我形容这个过程叫“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这个制度安排在尧舜时期就坚持不下去,因为天下,三个人坐在驾驶座上来开车,尧坐了一把交椅,舜坐了一把交椅,禹又坐了一把交椅,后面还有很多接班人,拽袖子的,拉袍子的,这个车怎么开?我觉得禅让制在历史上都被家天下所取代了,中国又不能恢复帝制,只能向民主政治发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通过不搞终身制,限制他的职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制度安排就是西周时代的分权制,这时基本上就是白银时代了,家族的权力已经是世袭了,因为经过夏商两朝的家天下的安排,最后变成了平面中央集权。这种安排不是一家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西周分封的时候,所有的大姓氏都封了诸侯,连尧舜禹的后代都封了。西周实行了一种双都多层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双都指的是东都洛阳、西都镐京,西都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宗教首都,祭祀祖先的,东都实际上是一个东部统治中心。西周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制双都多中心治理的,在这之前没有,罗马帝国也没有多中心治理,它是从多中心治理变成了帝国。这样的一种体制,公天下的公表现在对天下主权的占有,在空间上分享,就是多中心,时间上是世袭的,是持续的。它的公天下是有限度的,就像禅让制也是有限度的一样。这样一个公天下是空间上的分享。

在儒家学说里面就诞生了一个公天下的制度学派,荀子在理念上就提出了兼天下的概念,就是天下兼治。他谈到周公兼治天下,分封47个诸侯。他有一个五分思想,在《荀子•王霸篇》里有个说法,叫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军分土而守。这是一个分田和分事的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儒家制度学派不是大一统思想,是统分结合的思想。以前人们没有太注意荀子作为制度学派的地位,这次我在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般主张制度的人都是性恶论的。荀子就是性恶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并不善,所以必须用制度来治理。

公天下退化的原因

公天下退出制度安排,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公天下有两次退出,第一次应该是大禹登基以后,一直到商纣王被武王所取代的这一千年,公天下事实上退出了制度安排。这里面既没有禅让,也没有地方分权,但是它有一个民本主义思想,以民为本。这两个朝代之所以被孔子比较看重就是因为有民本的思想。第一次退出就诞生了有权威体系的平面中央集权的家天下,就是夏商之世,然后就出现了公天下制度安排的分权时代。后来它又再次退出,将近70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的天下,我把它叫做无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就是朕天下,它不是家天下,家庭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秦二世杀了好多他的家族人。这实际上是一人统治天下,普天下的人都是我一个人的奴隶。其后,刘邦创制了一种叫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从西汉一直到辛亥革命,都是实行这种体制。当然,有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西汉的分封,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分封,以及清初对三藩的分封,都是一些插曲。另外还有一些战乱时代,比如说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也除外。只要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

制度退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从公天下的制度安排退到了我刚才说的制度——平面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或者是立体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有大的河流流域不一定有超大规模的国家,比如说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比我们还大,为什么没有国家呢?一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农耕,亚马逊河边上是热带雨林,不是种稻子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打猎。第二是那个地方没有人文条件,印第安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通过屠杀来崇拜神,把人心取出来,把脑袋砍掉来祭天,人口不能繁衍,是绝对减少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世俗化,在我们国家是儒家带来的,不知生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人文思想,所以人口才能繁衍。文明的扩大,大陆国家的生成,是靠人口过剩实现的,人口一多就要迁徙,把没有耕种的地方耕种了。我们这个国家有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这种文明的心跳,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四大轴心民族之一,首先它是个人本主义的民族,所以它能把两河流域,就是黄河、长江流域,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基本把它填满。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禹最后到了会稽山去收租子,就是收税去了。为什么叫会稽山,实际上就是算珠子,把所有的数对起来,会稽,那个山就是这样命名的。从这个情况看,会稽山已经到了钱塘江流域了,长江流域再往南,我们祖先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了。大部分的国家有三大依赖:水利依赖,水利是这样的,因为自然条件关系,有的时候旱,有的时候涝,有的时候堵塞了,有的时候过度泛滥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成为英雄,就是因为水利依赖的结果。安全依赖也是这样的,这个民族聚居的两河流域非常平坦,易于农耕,易于丰收,但是也特别易于被侵略,而且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它有非常富庶的人口,世界上三大蛮族像飓风一样在蒙古高原上生成,一旦生成了首先想到的进攻对象就是华夏地区。第一大蛮族就是匈奴,是世界性的蛮族,打到欧洲,把罗马帝国打得东倒西歪,俯首称臣,把所有的黄金都给了阿提拉,现在他们的后裔是匈牙利人。第二大蛮族就是突厥,现在的土耳其,突阙民族也是战斗力极强,整个欧洲被阿拉伯人打得找不着北,阿拉伯人又被突阙人打得找不着北。你想这些蛮族有多么彪悍,我们的祖先把这两个蛮族都给看紧了,尤其是跟匈奴,打了800年,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还能把文明绵延下来。近来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什么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能是假的,文明自信还是有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对这两个民族打胜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变得和他一样野蛮才行,否则你怎么跟他打?因为冷兵器时代,战斗的致胜法宝就是肌肉和残忍。赵武灵王为什么胡服骑射,胡服才能战胜游牧民族,必须把自己变得很野蛮。最后蒙古出现,抵抗不了,整个社会被野蛮化了。所以,安全依赖就导致了需要中央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军队,这些都是对大规模的依赖。

第三个就是救灾依赖,这个我不多说了。通过天灾中的表现来提高威望,就是救灾依赖。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把灾给救了,全国一片歌颂。在中国古代,谁能救灾谁最牛。灾情,别的我们不说,在唐太宗统治的黄金时期,一次大的蝗灾,很多地方卖儿鬻女他也不能阻止,他最后把国库打开,出钱把卖的子女都买回来,然后还给这些卖儿女的家庭。

我对两个皇帝最崇拜,一个就是周文王,第二个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有人道主义,蝗灾严重到这个程度,他忧心忡忡,跑到后花园看,随手抓了两个蚂蚱,就要放到口里去吃,叫身边的大臣阻止了,说它有毒,吃了对龙体可能不安,他说假如让它吃了老百姓的庄稼,不如让它吃我的心肝,一下就给吃了。救灾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的威望就特别高。他有一次因为天旱去求雨,求过以后就下雨了,这也增加了他的神化。这些依赖导致了一个稳定和集权的偏好,大家就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稳定,中央集权大家也能接受。皇帝的神化包括皇帝的个人崇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

因为这个原因就产生了一种霸权铁律,就是一个政治体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导致专制,一旦专制以后,就会导致更大的扩张,然后它就循环推进。你们想想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就知道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肯定与这样一种规模依赖、霸权铁律是绝对矛盾的,所以它被一点一点取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发生了制度退化而导致的一种文明退化的感觉,好的时代都已过去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说要听任专制的肆虐,然后就不管,这种制度退化实际上早就被儒家的创始人所发现,他们希望有一种缓解的办法,虽然大规模依赖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缓解的办法,来制约这种权力的无限扩张。天下主权可以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所占有,但他要为天下人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发挥公天下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叫仁。行仁叫做王道。它是有用的,要是没有这个用,我们这个国家不就灭亡了吗?儒家公天下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孟子,他的名言就是以德行仁者王,他是在《公孙丑上》这篇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以德治国。这个东西古今是很相通的,没有制度的时候我们强调德行,但是不能说强调德行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确实有相当大的作用。儒家也不是只说不做,后来创制了一系列的制度,那个制度不是公天下的制度,是一个把它的公天下功能的这样一个追求制度化,比如说科举制度,要把那些能够内圣外王的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考上去以后做官,他对自我约束能够以德治国,以德行仁,然后他们又施行回避制度、告老还乡制度、巡抚制度、拦轿告官、击鼓喊冤制度、回京述职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是想加强公天下功能发挥作用。其实到了宋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就发展了理学,他希望执政者为了要推行公天下的功能,你的职责应该理性化,不能太随意。理学思想把治理天下的随意性减少。公天下的功能学派一定是假设人性是善的,如果人性不善,这个功能就没法发挥,与荀子的性恶论是相反的。

以退为进的公天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退为进的大公天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最早的创制了以地权为中心的大规模政治体的宏观制度安排,就是公天下的制度安排,实行多中心治理。分封就是以地权为中心,西方以人权为中心,而且还创制了任期制,就是禅让制的最高权力更迭体制。应该说,当代民主制度的三大要件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了两件——分权体制以及任期制。我特别要想说明的是这种多中心治理实际上经过邓小平的创制,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施行了,就是一国两制,虽然只在两个地方,一个叫香港,一个叫澳门。我的书里也说了,制度化分权是黄金时代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制度化分权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胡搞,没有把恶推到极致,与我们估计台湾的回归,估计香港的反对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能不假装自己很仁慈。当年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都是这样的,比如汉文帝为什么那么仁慈,就是因为底下分权太大,我是主,所以我必须比你们仁慈,要不然我怎么能做君主?所以制度化分权我们现在已经是了,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是一个混合体制,比较乱,既不跟地权挂钩,也没跟人权挂钩,它只是一个口头承诺。这种体制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三大制度的一个混合体,这种体制实际上有可能是中央集权制的,因为无论是香港的特首,还是澳门的特首,都要中央政府批准,只要有这样一个体制它一定是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联邦制,它的地方领导人选举出来以后还要总统去批准。只要一批准,它就不再是联邦制的国家。现在我们看法国的地方长官有可能要稍微批准一下,所以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西方最早创设了以人权为中心的民主直接参与和代议制这样一种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微观的,是从人权,以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以个人的权利作为追求的起点和归结点,就是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幸福成为这种体制安排的出发点。这能和我们讲的两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吗?的确,老祖宗创造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跟地权挂钩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每一次分封,几代以后就没地封了,不可持续下去的,所以我说封建制是一支点燃的香,越烧越短,不管开始时这个香有多长,一点燃以后就越烧越短,最后就变成灰烬,不可能持续下去。

当然,我希望能够把多中心治理的分权体制,具体化为地方制度化分权,就是联邦制民主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我说过民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民族多个国家的阶段,直接参与,因为人少;第二阶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西欧近代以来的那种代议制,因为不可能大家一起去开会,所以每个地区选一个议员到议会去开会,这样的体制还不行,到了美国就变成联邦制了,不仅是代议制,还是联邦制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讲的是我研究的一些感受,通过这样一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加坡和港台的经验

新加坡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城邦制度结出来的果实,第一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的内海沿岸,就是在爱琴海沿岸的城邦,规模非常小,有可能就几万人,第二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海岸,就是意大利城邦,第三次城邦制就到了太平洋,比如像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等,它们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城邦、城市国家。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小有小的好处,无论搞专制、搞民主都非常方便,因为可以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公司来治理。

新加坡实际上是一家公司,总统是董事长,总理是总经理,我到这个国家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它是一个幼儿园,民族精神是不会有的,在那个地方三种书没有,黄书没有,红书也没有,黑书也没有,有的都是字典,大部分都是字典。这个国家的国民已经退化到幼儿状态,国家里牌子上写的都是卡通画,这样的政府像保姆,人民就是Baby,是绝对不可以学的,它基本上是把一个国家治成一个公司了,你想想那是什么东西。

联邦制和多中心治理是这样一种制度,人口超过两个亿,国家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必须实行,要不实行,这个国家一定是动乱没有穷期或者就是专制没有穷期。假如这个国家很小,如果实行它就会更牛。比如说大家知道欧洲两个很牛的国家,一个就是瑞士,第二个就是荷兰,瑞士是彻底联邦制的,它是1291年就实行联邦制了,荷兰是半联邦制,因为它有自治省,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还是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包括它的上市公司、它的竞争力、人均收入都是世界的佼佼者,为什么,它的民族更优秀吗?绝对不是,就是它的制度。联邦制的特点就是所谓自治,自治就是个人自治以及地区自治、乡村自治,它是这样一种制度,不可以有笼子这种思想,当个家长、保姆。新加坡政府当个保姆就管500多万人,在中国当个保姆,13亿Baby,你能管得过来吗?我认为尽量大家不要宣传新加坡,要不得,这个绝对不可以。

台湾和香港都是上帝送给中华民族的礼物,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的。首先是深圳,我们全中国的商品经济都是香港的学生,市场经济都是从那里学的,我们完全是它的学生。如果没有香港,我相信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会这么顺利。

第二个就是台湾。台湾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民主实验。不是中华民族不能搞实验,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为国家太大,不能搞工商业,因为工商业会导致一种离心力,国家就会有一种分裂现象,所以一般都是重农抑商,因为农业是按照祠堂,按照氏族划分单位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人,只有角色,没有个人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没有个人权利就谈不上民主。产业和制度是一个体制问题,跟民主素质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看台湾的民主搞得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好,好在什么地方?没有流血,人家从威权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体制了。这种民主进程是中国人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有两次退位是值得说一下的。一个是清王朝的退位,革命军并没有打到北京,他就退位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运动也没有搞得你死我活,刚刚开始他就退位了,宣布实行多党制。汪洋讲的改革就是割自己的肉,讲得太到位了,实际上是割爱,忍痛割爱,蒋家要不是忍痛割爱能有台湾的今天吗,我想不会有。因为有这样一个态度,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了,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挺好的嘛。我觉得台湾这个方面值得我们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学习,维持中央一党执政,开放市县逐级直选,这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超大规模国家和多中心治理

公天下与多中心治理的思想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最早从西周就开始了,近代以来就更加繁荣。实际上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联邦制思想,毛泽东早年也是联邦主义者。孙中山在当总统之前也是主张联邦主义的,所以他从美国回到大陆之前路过欧洲,有一个演讲,就说中国未来的体制必须是美国式的联邦制,绝不可以搞帝制的东西。这个思想实际上在军阀里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联省自治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个运动失败了。一般主权有三种状态,一种叫做主权在君,君主的君,如果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在历史上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几大黄金时代都是这样与地权挂钩的多中心治理的结果。第二个叫主权在军,联省自治基本上主权在军队,并不在人民手里,这样一种联省自治必定要失败,因为它导致军阀混战。主权在君会导致土地战争,春秋五霸战争实际上都是土地战争,都要扩张嘛。主权在军实际上是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目的谁都想统一天下,谁都想把这个国家统一。像陈炯明这样,就不完全是军阀思想,他的思想是想把主权还给老百姓,在老百姓有权利的条件下,再搞成一个联省自治。多中心治理思想是联省自治思想在中国的一个当代表达,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叫联邦制,怎么叫都无所谓,关键是它的实质。比如说当年贾谊给汉文帝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就认为你分封的地方太大了,有可能要导致国家分裂,所以应该要削藩,让七个王的土地减少,把它分开,他没做到,汉景帝想做,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做到了,找到了能够把这个思想推行下去的一种方法,叫推恩令。

孙中山最后没有听取陈炯明的意见,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可能认为这个想法难以解决军阀混战的问题。我们不能从一个非常恶的角度,说他就要集权。

政体形式与经济绩效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感到很自豪,认为中国模式让美国都相形见绌。纵向地看,中国确实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要饭的也是最少的,饿死的人也是最少的,因为观点不同就被杀或者被怎么样的也是比较少的等等。综合国力的话,历史上虽然说我们非常强大,但是那时候世界还不开放,跟世界没有互动,现在看来综合国力去年超过日本,而且还在增加。有些民族适合搞经济活动,在任何制度下都搞得很好,还有一些民族不太适合,任何制度下都搞不好,像印度就属于这种。你要想比较,不能拿大陆和印度比,就像不能拿鸡和狗比一样的,因为性状、文化都不一样,要拿大陆和台湾比,拿大陆和香港比。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100位以后,那台湾呢?如果30个台湾会怎么样?30个香港会怎么样?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于从事经济活动,在全权政体转变成威权政体的条件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繁荣了,效率优先型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加上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后工业化国家,我们有了劳动力红利,基本上是“两血”——血汗工厂和血泪GDP。在这种情况下,跟农民商量一下,我想农民肯定用锄头打掉你的脑袋。这个事不能讨论的,因为你的总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的人均收入只在世界的100多位,比刚刚发生革命的利比亚都低好多。我们的不足是非常多的,现在很多经济增长数据,第一有虚化的成份,第二有吃老祖宗、吃子孙后代的成份,比如说土地GDP就属于这种,政府征一块地,一根针都没生产,马上就可以收几个亿的土地出让金,这钱哪儿来的?提前交的租金,一交70年,那不是吃子孙的嘛!

我说的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确实相比过去,相比其他的经济搞得不好的地区,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为什么不比一比瑞士,为什么不比一比荷兰,那么小的国家,在医药、银行、宾馆、制表、食品五大行业里面都有世界的顶尖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比,样本不能搞错了,样本搞错了那就一塌糊涂。

经济发展永远不能取代权利的要求,我的权利指的是rights,不是power,自由权利、平等参与权,不受侮辱、不受损害,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人不是猪,权利是不能交易的,一旦被交易那就不再是人。所以,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写了《正义论》,正义这个东西有三个不同的定义,跟平等都有关系。一个叫做平等优先型的正义,把本来不平等的人变成绝对平等,等于拿了一把刀把人当韭菜切。第二个叫做互利的正义,让自己付出较小的成本来寻求合作,来推动社会福利的增加。互利的正义就是机会平等,但是结果并不平等,它会导致一部分优先富裕起来、好起来,然后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这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没有民主,权利不平等。我们现在不是说权贵资本主义吗?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现在看来越来越不被人接受了。第三个,我们把它叫做公平的正义。公平的正义,不仅有权利的平等,我们还得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说收入政策倾斜,三次分配就是社会慈善事业的辅助。

而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讲,民主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经济是更低层次的需求,现在有的人说中国现在还没到实现民主的时候,是因为现在还在满足低层次的需求。

“公天下”与联邦制

我在书里其实已把民主工具化了,民主在这儿是一种使多中心治理能够稳定下来的工具,把它功能化了。如果把民主价值化,它应该从人权开始。我是从宏观结构上,不是从人权和契约论的角度论证民主,也不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

我这本书只是想论证一个问题,就是规模和它的规模压力和规模依赖的问题。规模扩大以后,必然导致专制,专制以后必然导致再扩大,这就是霸权铁律。罗马共和国为什么就变成帝国了呢,因为它的规模扩大以后必须专制,是规模压力导致的结果。中国最早建立立体中央集权的就是秦国,为什么?因为中原国家都不能真正改变边界的,都是兄弟之国,打仗都是耀武扬威。秦国为什么能?它首先灭了西边十二国,规模一下就扩大了,所以它就开始专制。我这本书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规模政治体里面,它的距离和统治的集权程度是成正比的,大部分国家是无解的。我怎么把它解了,就是多中心治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尧舜时期,也不是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也是部落联盟推荐候选人,四岳等于党的四个派别。“公天下”这个概念从操作性来看,不大可能做到理想化状态,“公天下”指的是地方分权、多中心治理,任期制不要有无限的任期,要有竞争性,以及权力来源这些问题,真正的权力最后是属于公民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天下应该比以前的家天下是个大进步,它不是世袭制了,至少在几千万党员里面,大家还有选举资格。

新权威主义和我现在说的“公天下”不矛盾,新权威主义追求的是把全权政体变成威权政体,就是说它的目的追求,是抑制政治权力的分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独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注册的自由化。不要小看户籍制度改革和劳改制度改革,都是中国式的废奴制,意义极其重大。

新权威主义在保持政治权力统一的条件下推行市场化,简单的说,新权威主义的目的是经济市场化,所有权的股份化和经济市场化。改革一定意味着权威的丧失,一定意味着权威落差的降低,这个降低有可能导致雪崩。我有一个假设叫雪崩现象,尤其是多民族国家雪崩得更厉害,苏联、南斯拉夫的瓦解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候就像老母鸡一样,既要捂这个蛋,还不能把这个蛋给打了,新权威主义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的“公天下”是为了实行民主宪政,要实现分权。

联邦制有两种方向,一个是联合的方向,美国和欧洲就是这样,联合的目的是寻求规模。有活力没有规模,就会带来外部的不安全、内部的不稳定,像古希腊的城邦,马其顿把它们给灭了。西方国家早期的主要问题是有活力没规模,必须寻求规模,因为有规模就强大了,不怕被灭了,所以它最后也走上了征服的道路,就是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现在欧洲走的是联合的道路。我对民主有个形容,它像个裁缝一样,在有的地方裁(集权的地方),在有的地方缝(过度分权的地方)。联邦制指的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就是活力和规模达到均衡,当活力过剩而规模不足的时候它就缝,当规模过大活力不足的时候它就裁。苏联、东欧的崩溃和西欧的联盟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这个原因,它们都向中间走,达到一种活力和规模的均衡状态。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是联邦制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搞你会更坏,另一方面,如果小规模国家搞了就会更好,因为它是自治的。

《公天下》需要补阙之处

这本书所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规模压力怎么才能缓解,实际上都不是说历史,都是在论证路径。

它不是政治哲学,它是政治理论。我还有一本政治理论涉及到国家观念和主权的问题,双主体法权在这儿只是预告。目前我们在政治哲学上只有革命和保守的理论,没有改革理论。国家是善的,那就必须保守;国家是恶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就要把它打碎。国家是缔造物的概念,包括基督教及契约论的概念,都不会提供改革的路径,必须在主权论上有很大的创新。

共识书会第十期——吴稼祥谈《公天下》。文章经本人审核,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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