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社会危机源于何处？围绕这个问题向来不乏热烈的讨论。有人问得更加直白：今天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前不久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流传甚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赵教授借用合法性的概念进行分析，这个词在英文称为Legitimacy，是政治学里有广泛解释力的概念之一。在赵教授看来，合法性可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国家统治的道德性依据，也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程序合法性大体上是指民主社会中通过竞选执政而上台的政党统治，而绩效合法性则在于执政者治下的政府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所产生的民众认可。以今天的中国而论，中共的执政基础只是凭借经济成功所赢得的绩效合法性，而在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的合法性方面面临危机。这是今日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

今天的中国日益开放，社会激烈变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困境的确亟需解题。不过，合法性危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时下的社会冲突到底有多少将矛头指向政权本身？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只是对于具体情境下的受到损害的经济利益的诉求，而非对执政党不满。更为重要的是，爆发于地方的社会矛盾，恰恰最终由中央政府调停解决，地方政府缓冲了冲击，中央和执政党的政权在这样的事件中并未受到威胁。

摆在不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时代，首要的问题事关自我定位，是如何让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安身立命于世界；毛的继任者邓小平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放意识形态的桎梏，实事求是地改善数十亿人的生活。而今天的领导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时代，中国崛起，带给执政者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此同时则社会利益分化，思想日益多元，不稳定因素不断累积。摆在新领导人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和稳定的社会制度。

习李新政前后，有两个说法为新任领导人反复提起。一是“自信”，即所谓“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二是“中国梦”。过去的三十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成绩卓越，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纷纷在制度层面陷入结构性困境，中国则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俨然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这样的成就让执政者底气十足。于是，我们不断听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铿锵论调。

但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话语体系已经消解，执政党的地位也无法仅仅依靠高压的政治控制得以实现，因此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改变自身定位，以迎合截然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基础。“中国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这一名词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新鲜，是中共一直以来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构建执政合法性的延续。但是，相比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国梦”的概念有更强的人本色彩，它显得不是那么空洞，毕竟，每个人都有梦想，不同中国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很显然，执政者希望借助这一概念，在当下的时代重新搭建新的社会信念基础。执政者希望百姓明白，共产党的领导与他们梦想得以实现不仅是兼容的，而且是必须的。

问题是，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不妨看看耳熟能详的美国梦。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来自欧洲的清教徒本着对自由的追求奔向美洲大陆，共同缔造美国。在欧洲所遭受的压迫使他们生性重视个人权利，不信任公权力，崇尚个人奋斗的精神。这些元素构成了美国梦。反观中国梦，我们悠长的历史让这一问题变得复杂，一方面追求民族强盛和文明自豪感，这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但另一方面，在中国走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却尚无信仰上的共识。因此，今天提出的中国梦，还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其内涵是空洞的。所谓中国梦，不应是政治家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是特定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下所自发生成的群体精神。

无论什么梦想，实现都靠制度。如果希望成功应该属于努力奋斗的人而不专属于“官二代”、“富二代”，就需要有效约束和监督特权的制度；如果希望中国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就要保证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而非钳制打压异见；如果希望创业者敢于拼搏，就不该让垄断者坐收渔翁之利，而是开放竞争。如此可见，梦想的背后是制度，没有合理的社会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所谓的中国梦终将沦为一句口号。

那么，“中国梦”背后的制度之基是什么？恰恰是一套民主、法制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也是为政者应当努力和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