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梦与新时代’主题研讨会”，作者应邀出席发言，这是发言稿，会后润色）

　　 感谢会议组织者提供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与大家交流。“中国梦与新时代”，这个主题我看起码是够作一两个小时演讲的，今天时间有限，只有10—15分钟发言时间，我就简要讲几点我对此的看法：

　　 一、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历史尺度

　　 首先，“中国梦”和“新时代”都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上提出的，我们要完整、准确把握“中国梦”和“新时代”，就需要在历史的大背景上准确定位、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认为，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3个历史尺度来认识：

　　 第一个历史尺度是百年尺度，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上看。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所写的：“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要挣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赢得国家自由独立解放和发展的权利。

　　 第二个尺度是五百年尺度，也就是由此上溯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

　　 宋、明两朝就是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明时期来华西方作者在欧洲本国基本上都属于上流社会人士，见多识广，但他们的中国见闻录写作口吻基本上都是大开眼界的笔调，读者读后感受是“乡巴佬进城”，而且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保障等许多一般人以为是近代西方才建立的制度其实在那时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清兵入关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当时世界的发达国家开始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从清初开始，来华西人见闻录描写中国的笔调日益从仰视转为俯视，到乾隆“盛世”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团彻底转为俯视、鄙视口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崇祯十七年山海关之战以来第一个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全国性政权。

　　 第三个尺度是千年尺度，也就是秦汉以来。

　　 在全球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华五千年文明，可以看到，秦汉两朝承担了领导中国从此前两三千年“部族/诸侯时代”升级进入“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历史使命，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使得中国在当时亚欧大陆先进民族不约而同向幅员辽阔大帝国转型升级的“帝国化”时期中领先，组织能力、统一程度达到当时亚欧大陆各文化核心区的最高水平，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明领先、生命力最为强大的基础。

　　 从千年尺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秦汉两朝相似，就是领导中国有效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领导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保持、巩固、发展国家完整统一和恢复世界领先地位。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毛泽东主席历史功绩可比秦始皇加汉高祖；小平同志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堪比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合计38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到今年是40年；我们现在的使命是如同汉朝那样实现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之治”的跃进。“文景之治”虽然辉煌，但也存在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本质上还是“匈奴威胁阴影下的繁荣”，而“昭宣之治”本质上是“大汉秩序下的国际和平与繁荣”，“昭宣之治”高于“文景之治”至少两个层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大基本特征缺一不可

　　 第二点，我们必须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两个基本特征：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基本特征缺一不可。

　　 “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这一点我就不在此赘言了，今天我想强调一下“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于现实和历史经验教训。从现实来看，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基本特征，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表明上述判断是符合现实的。从历史教训来看，当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过早地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导致共产党事实上着力从“先锋党”转为不切实际的所谓“全民党”，丧失了先进性、战斗力，进而在政治剧变时“两千万人齐束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在经济上，苏联东欧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相继实行过高福利、过高消费，国民储蓄、投资不足，透支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且背上毁灭性的外债包袱，本币汇率也定值过高，导致本国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严重丧失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所有这些前车之鉴，我们需要深刻吸取。

　　 三、“新时代”的自信体现

　　 第三点，“新时代”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平视西方；这是基于“新时代”的第一项基本特征——“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所赋予我们的自信，也是“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往我国实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差距几乎是不同时代，那时我们对西方、对列强仰视、防范多。时至今日，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力图“赶超”的目标，现实实力对比的这一巨变赋予我们更充分的自信去平视西方，既不盲从，也不逢美必反、逢西必反，而是能够心平气和、冷静客观地审视其长处短处。

　　 当沙俄侵占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当苏军百万陈兵我国北疆，那时对俄罗斯、苏联的赞美很可能滑向投降主义；今天，我们的GDP规模已经差不多是俄罗斯的8倍，[1]我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商品结构体现的是工业化中国与农矿原料俄罗斯之间的分工，我们完全有底气心平气和地欣赏俄罗斯、苏联的文化艺术成果，欣赏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欢迎俄罗斯姑娘嫁到中国来。

　　 当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半壁江山，用屠刀把中国大地淹没在血海之中；当日本经济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只相当于日本汽车产品一项出口额的六成，而日本右翼仍然不断发难企图翻案，……我们没有太多心情去欣赏日本之美，对日本的推崇很多滑向了“精日”的泥潭。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近3倍，中国的出口也是日本的3倍，中国名义GDP从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到现在已经8年，新成长起来的不少日本中小学生初次听闻侵华日军在华罪行时第一反应是“中国这么强大，应该是中国侵略日本才对，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侵略中国？”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有足够底气坦然地欣赏、称道日本城镇农村的整洁与风景，欣赏、称道日本的版画、美食等等，支持中国小伙去娶心仪的日本妹子回家，……而不至于过多担心这样会滑向“精日”的地步。

　　 ……

　　 也正是这样的自信，使得我们可以坦然地无须“逢美必反”，因为美国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我们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就对美国的一切作为口诛笔伐，而是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眼光审视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从贸易战爆发当日起就发文主张“中国应当与特朗普打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在国内外影响巨大；但在这场史诗级贸易战中我并不仅仅将美国视为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斗争的对手，而是用两种眼光来审视美方的作为：斗争对手的眼光，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候补主导大国的眼光。用后一种眼光来审视，就是要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这样，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就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从而错失良机，甚至陷入困境。

　　 逢美必反、逢西必反与逢美必捧、逢西必捧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本质相同，都是缺乏自信，都是不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而是把思考、判断的任务交给西方，交给美国。

　　 正是这种自信，这种超越以往、平视西方的客观需求，要求我们超越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心态，充分认识到反美者未必就是朋友，反而可能是更恶劣、更下作的敌人。对外国非西方势力与西方历史上的恩怨斗争，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待，而不必一味站在外国非西方势力一边。我们历史上没有入侵西方，近代西方列强对我们的侵略没有任何道理；但某些外国、非西方势力历史上长期侵犯西方，西方兴起后对他们的打击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卫反击，不宜视之为单纯的“侵略”。无论是从客观精神出发，还是从我国国家利益出发，都要求我们的认识迈出这一步。

　　 “四个自信”与“新时代”先后提出，有着严密的逻辑基础，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心理感情。事实上，汉服运动起自民间，在没有官方支持的环境里只用10多年时间就发展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多国，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与文化自信的上升。也正是这种自信，要求我们对港澳台、对海外、对其他一些势力发言讲述时，不能一味降低身段，迁就对方。如果不能自信、坦然地展现出自己的长处和力量，都是你迁就别人百依百顺，谁把你当领袖？谁还跟你走？最近几年，在接待港澳台和海外的客人、给他们讲解时，我尝试着做了点调整，效果还比较好。

　　 不要把自信当作骄狂。今年有些人对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口诛笔伐，其实最早在国际上制造、传播“厉害了我的中国”舆论的是西方学界。早在1990年代，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就开始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发展前景，认为中国经济从1980年代起已经开始高速起飞，前途未可限量。我有位文化学者朋友最初成名靠的是出了抨击中国文化“劣根性”之类主题的书，正是读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文章之后深受震撼，从此开始换了个眼光看中国。

　　 四、“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必须洗净浮华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此前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建立的一些支出项目虽然有其历史必要性，但已经快速膨胀到了可能损害宏观经济平衡的地步而需要调整，更积累了不少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注定不可持续的浮华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洗净浮华，特别是转移支付（包括福利性转移支付和跨地区转移支付），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环保主张和劳工权利主张。我们的宣传不能宣传虚妄、违反客观规律的东西。

　　 比如说社会保障。我们目前的舆论宣传比较多地将提高福利、保障水平当作正面来宣传，但实际上，古今中外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历史的实践都证实，适度的福利有助于社会，但过高的社会福利注定会从根本上摧毁一个民族自我奋斗的精神。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的社会福利性支出迅猛增长，在当时体现了缓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的客观现实要求，但时至今日，这方面支出的经济、社会效果是否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了？

在农村，这种负面作用就暴露得非常突出。我是湖北人，堂兄是乡镇干部，1990年代发水灾时，党员干部带头，农民跟着一起去抗洪救灾，保卫家园；本世纪初以来，取消了农业税，对“三农”的扶持、转移支付大幅度增长，而农民抗洪救灾、保卫家园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了。都是党员干部在累死累活忙，普通农民在家里优哉游哉打牌；要他们出去参加抗洪救灾，第一反应就是伸出手来：“把几多钱（给多少钱）？”不能不说，这些善意的福利，制造了已经不可忽视的大面积堕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倘若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